第二次打倒孔家店黄文雄《儒祸》（余杰）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nyitiandi-cite/yj-05232018112335.html
一度被视为具有批判性的学者姚中秋（秋风），带领学生赴山东孔庙祭孔，赶上了共产党
振兴儒学的末班车。姚中秋断然否定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共听在耳中、乐在心头
：“百年前，现代知识份子大肆攻击'礼教吃人'，判定戏曲愚昧，刻意摧毁国民固有之礼
、乐。其态度一如战国时代之法家，唯一的不同是冠以'民主与科学'之名义。”中共学袁
世凯祭孔，亦祭黄帝、炎帝，姚中秋随声附和，赞扬这是中国崛起之后恢复礼乐文明之盛
举，“更多人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希望立足于中国传统，重建中国式礼乐，以重建
健全优美之现代的中国式生活方式”。由此，他毫不羞愧地参与到“我的国”的大合唱之
中。儒生的人格模式向来是“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姚中秋痛骂说，“在二十世纪中期
，知识份子与权力密切配合，积极投入针对传统礼乐的战争”，其实他自己才是被中共当
局圈养的宠物：溷迹媒体多年，郁郁不得志，通过鼓吹政治儒学，总算进入一所“翰林分
院”。其显赫头衔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和弘道书院山长——既是西方大学制度
下的教授，又是儒家书院之山长，两个自相矛盾的身份在其身上融为一体。
更有甚者，网络上流传一张作家野夫收徒跪拜的仪式照片：野夫端坐于椅，所收之徒正跪
在垫子上行叩头礼，桌上供奉关公塑像并燃红烛两根，关公像背后则贴著红纸黑字的“拜
师礼”和“天地君亲师”字样。在遭致批评之后，野夫在个人微博贴出长文《我就是江湖
——关于收徒跪拜兼答天下》。文章认为，“民间私学，私相授受，行跪拜礼是仪式、是
良俗、是对学问的尊重”。他又声称这也是江湖规矩：“江湖之中，洪门论兄弟，青帮论
师徒，袍哥论上下，入门都要拜武圣关公，都要讲道义和礼数，以及严格的家法和规矩。
当今时代正是因为什么都不敬畏，才导致官人和民间都无恶不作。”他甚至搬来西方教堂
的礼仪为自己背书：“我在欧洲教堂，也见多了下跪画十字说阿门的。 ”我看了之后哑
然失笑：连跪拜上帝和跪拜人都分不清，其学问难道停留在晚清顽固派大臣倭仁的水准？
六四屠杀之后三十年，知识人的道路越走越黑，看不到一线光明，遂转投文圣人孔子和武
圣人关公门下，长袍马褂，大刀宝剑，沧海一声笑，红袖添香读古书。一八四零年之后的
近代化道路统统白走了，难怪中国至今仍不能如日本那样“脱亚入欧美”。
五四应当反思，反思的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未能彻底解构儒家专制主义。北大中
文系教授严家炎曾考证五四反儒先锋、胡适激赏的“四川老英雄”吴虞的名言，原话是“
打孔家店”，而非“打倒孔家店”，试图以此为被归入“激进主义”的五四思想辩护。不
过，我反其道而行之：正是因为五四未能打倒孔家店，才使得专制儒学在习近平时代死灰
复燃，并成为共产党的最后一根“强心针”。而批判儒家思想，不能不读出生台湾、成名
日本的文化评论家黄文雄的力作《儒祸》。黄文雄引用清末民初到中国传教的美国宣教士
明恩博的说法，“在中国人身上找不到'良心'”，进而指出：“儒家道德教育是外在的强
制，所以教化训育的结果，仅能得到或塑造伪善者或独裁者。……中国人在儒家教化之下
，理性和悟性被剥夺，失去良知，成为稻草人。”
儒家思想吃人不吐骨头
先秦时代，儒家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孔子如丧家犬般奔走列国，为何汉武帝会“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黄文雄提供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儒家思想本来就是充满矛盾
又脱离现实，欠乏思想的魅力与竞争力。所以在'百家争鸣'前夕，孟子就慨叹'天下非杨
即墨'。古代中国有黄河文明所塑成的、以'人为'为主轴的儒家思想，和长江文明所育成
的、以'自然'为主体的道家思想。为何汉武帝独尊儒家以来二千年多年，历朝皇权一直死
抱儒家，改革开放后又不得不祭出孔子学院？最基本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大地'自然'已
被吃光，不得不死抱'人为'的儒家。”换言之，中国自然资源有限，无法支撑道家的“天
人合一”或北欧式社会主义，只能施行儒家帝王术，天下苍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只为供奉皇帝和儒生阶层。
儒家经过两千年发展，形成一个庞杂的体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个
人修身养性层面，儒家是一种道德伦理学说；在塑造帝国专制制度方面，儒家是一种行政
管理学和政治哲学；在文学上，它提供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经》式审美模式
；在史学上，它一方面用春秋之笔让“乱臣贼子惧”，另一方面又默认“成王败寇”的事
实。所以，黄文雄对儒家的批判也是全方位的，他否认儒家可以实现“现代转化”并生发
出支持民主自由的因素；更否认儒家在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上具有正面作用，指出“儒教精
神基本上就是否定创造性的价值”，他引用德国思想家赫德的说法，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
文化是“被用蚕丝捆绑，用象形文字描绘并涂上防腐香料的木乃伊”，中国人脑袋所思所
想“无非是冬眠老鼠体内的循环，一成不变”。
鲁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了一个精辟的比喻“吃人”。其实，“吃人”的说法既是像征
，又是写实。《儒祸》一书中有名为“儒教道德的失控与历史悲剧”的章节，讲述中国历
史上层出不穷的吃人事件，而且这些吃人事件得到儒家的肯定和褒扬。比如，介子推割股
肉献给晋文公成为“食人忠孝”之祖，死守睢阳城的张巡杀妻妾给官兵吃成为“忠义吃人
”典范，刘安杀妻招待刘备竟成为好客的榜样。美国学者郑麒来研究中国的吃人史，发现
中国的吃人有两类，一类是“求生性吃人”，就是在大饥荒中因饥不择食而吃人；另一种
是“习得性食人”，就是后天养成的习惯性食人以及有理论指导地食人，“相比较其他民
族，中国人自古代始，便有比较多的仇恨食人、养生滋补食人等'习得性食人'的风俗”，
以人肉及人体各种器官做药也是中医的一大发明。
儒家思想鼓励“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旗帜下食人”，如郑麒来所说，
“‘食人’是与‘忠’、‘孝’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
的”。黄文雄分析说：“中国人所谓'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意思暧昧，缺乏客观性
，也没有具体规范。诸史列传所谓'忠义之士'的'德行'，破绽百出，顶多是不怕被吃、愿
意用性命替代别人。”然而，这种舍命，并非《圣经》所说，“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
有比这个更大的”；这种舍命，乃是“必须尽忠于上，维护'主从关系'。如此绝对单方付
出的意识形态，乃是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人人赞许这种做法，于是导致无数人民被以'
忠义'的名义杀害，葬身掌权者胃袋。 ”
孝顺的儿子与残酷的“父母官”
儒家文化在家族内部提倡“孝”，在公共领域则提倡“忠”。这两者在大部分时候都能统
一起来，董仲舒所谓“贤良政策”，就是选拔有德性、孝顺父母亲的人出任官职。而当这
两者出现冲突时，则舍弃“孝”而坚守“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成功在父亲郑芝
龙投降清朝之后，继续忠于明朝，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因此被正史所褒扬。然而，无论
是“孝”还是“忠”，实际上都是“愚孝”、“愚忠”。个人没有主体性、没有独立思考
能力、没有判断善恶是非真假的终极标凖，就成了“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
敢不亡。为人臣子者，先以忠孝为首，而敢以直忤君父哉？”对此，黄文雄尖锐地批判说
：“儒教思想所谓'善恶道德观'，无非掌权者铺设的外在强制规范，不具备超越性价值与
精神思考，每每变成恐怖的害人之心，良心荡然无存，所谓仁义道德，不过是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中国人玩弄于股掌的工具。”
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共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孔子被贬为“孔老二”，知识分
子成为“臭老九”。然而，共产党批判的只是儒家的皮毛，毛泽东早年是王阳明的狂热信
徒，比起蒋介石对王阳明的推崇来毫不逊色。毛批孔，既有“弑父情结”之驱动，更是藉
此从孔子及士大夫阶层那里篡夺“道统”之解释权，让自己集“君统”与“道统”于一身
，也就是林彪为之献上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
统帅”、“伟大的舵手”。如今，习近平企图成为毛泽东第二，则用崇儒的方式，让儒家
传统为其集权提供合法性解释。
习近平用“以德治国”取代法治国家之愿景，其典型例子就是对亲信蔡奇的重用。媒体人
兰江在《从蔡奇执掌京畿见习总选人之道》一文中指出，习近平选人，似乎更注重“厚道
，孝道及官道”。当年，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当地委书记，蔡奇已是省委书记陈光毅的正处
级秘书。省委书记秘书权力之大，众所周知，但蔡奇却相当本分，并无首长大秘架子，且
一直将习近平视为领导尊敬，厚道性格令习近平对其印象深刻。更令习近平赞赏的还有孝
顺。蔡奇当官后，将父母接到福州照顾尽孝道，经常手牵母亲在省委附近街道散步，调任
浙江后也常回家看望父母，这一点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背后赞扬他，而孝顺本身也与习近
平的性格相近，习近平牵母亲齐心手散步的照片，据称一直摆在其办公室。
然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父母身边的孝子”与“民众眼中残酷的父母官”，这两个极
端矛盾的形像在蔡奇身上重叠，也在习近平身上重叠。就如同《水浒传》中对老母亲毕恭
毕敬的李逵，挥起板斧杀别人的父母和别人的儿女，毫无仁慈之心。蔡奇的母亲享受到儿
子无微不至的照料，但蔡奇任北京市委书记之后，在寒冬之际铁腕驱逐“低端人口”，数
十万凄风冷雨中的母亲的命运却不在他的视野之中。这位“北京一把手”亲口宣称“到了
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他还
补了一句，再发生类似大兴火灾的事故， “大家就要把手剁下来”。就连中国社科院的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也忍不住批评这个伪君子说，将政府工作不力产生的安全隐患，完
全推卸到所谓“低端人口”身上的做法，“没有充分民众参与、民主协商过程，甚至没有
有效的公开资料，造成大量社会问题，法治意识要加强”。
孔子学院是学术自由的坟墓
在共产党与儒家合流之际，崇儒就是媚共。姚中秋以打油诗的形式写成《祭孔文》，其中
有这样几句话：“昊天上帝，大道永恒。一阳来复，圣学重兴。学者纷纷说夫子，商人匆
匆习圣经。有孔子学院之设，有童子诵读之声。”姚中秋翻译过海耶克传记和奥地利经济
学派著作。以他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孔子学院是什么玩意吗？他心中透亮，却要说言不由
衷的话。他吹捧孔子学院，就是吹捧中共大外宣战略，就是为中共暴政涂脂抹粉。可见，
一旦为儒，便人格破产、尊严扫地。
孔子学院被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常委刘云山形容为“连通中外的心灵高铁”，其实它是学
术自由的坟墓，更是中共嵌入西方民主国家的间谍机构。过去十三年，平均每一至两周，
世界上就会出现一所新的孔子学院。根据“孔子学院”位于北京的总部“汉办”（中国教
育部下属的正司局级单位“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官网资讯，截至二零一
七年年底，中国已在全球一四六个国家（地区）建立了五百二十五所孔子学院和一千一百
一十一三个孔子课堂，以欧美最为密集。长期以来，孔子学院不单单承担教授汉语的任务
，更是明目张胆地收买亲共的西方汉学家、封杀批判中共的西方学者，将学术不自由、自
我审查的恶劣风气灌注到西方大学之中，严重危害了西方各国的价值根基和国家安全。已
经有多所西方名校宣布中止合作、关闭孔子学院。
流亡加拿大的新闻工作者秋旻拍摄了一部名为《假孔子之名》的纪录片，揭露孔子学院的
真面目。人们惊讶地看到此种画面：一个美国的汉语爱好者，在孔子学院学习时，操著尚
不熟练的汉语演唱：“歌颂新生活，歌颂伟大的党。啊，毛主席！啊，党！你哺育了这片
土地上的人民。”对此，旅美人权活动家杨建利评论说：“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明白：中共
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西方的态度是公开而坚定的，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控制之
下，长期以来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政治控制一切，尽管有时这种控制会带上一个假
面具，以优雅的姿态出现。西方人如果要通过孔子学院学习汉语，还要告诉孔子学院：语
言教学首先应该做到语言与现实存在的诚实关系，也就是说，鹿就是鹿，而不能指鹿为马
，而中共专制者恰恰是指鹿为马玩弄文字的高手。”
中共不敢广设毛泽东学院，而广设孔子学院，中共深知毛泽东已臭名昭著，而儒家还有可
供压搾的“剩余价值”。“儒家社会主义”成为习近平“中国梦”的一部分。黄文雄指出
，中共不可能突然创造出什么“社会主义新文明”，只能让“儒教复活”，以应对西方文
明的挑战。对于中共而言，这是古为今用；对于儒家而言，这是咸鱼翻身。因此，反共而
不反儒，犹如只砍树枝而不挖树根，事倍功半。而黄文雄的《儒祸》乃是继胡适“全盘西
化论”、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说”以后，华文世界最重要的
反省之书、自由之书和解放之书。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