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不是离开人间，而是在人间，
甚至在其中参与、影响、被影响着。
所以当社会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转化社会后，
教会自然产生了现代化及现代性议题。
欧美教会在这个议题上当然已经走了很久，
而台湾随着社会不断转型，
这个议题也逐渐变得不能不面对。
事实上，这个现代性转化的社会，简单来说（或说其基础），
就是“公民社会”。
就是以公民个体的启蒙或理性自主自由为基础所组成的社会。
而西方教会对于此议题的讨论或面对，就叫做“现代神学”或“当代神学”。
现代神学与传统神学或经院神学的差异就在于前者对于“公共性”的意识。
（中世纪的神学不能说不具公共性或不影响社会，反之，是彻底地主宰社会）
系统神学在新教中的发展，就是不断开启了公共性的讨论或自我转化，
其间是与“理性”/“政府”的关系的不断辩证
（德国观念论及其影响的自由神学以降）
[理性事实上是政府的表征或其内在，也就是在西方，理性或哲学的独立于神学，
确立了政治与社会运作独立于教会神学指导的合法性]。
故“现代性”在政治社会层面的表现，可以简化来说就是“公共性”。
那么神学或教会思想论述的现代化，就是让神学产生公共性。
神学不是只考虑社群内的言论的一致性与合法性（合乎圣经、传统等），
而要考虑对于社会的影响力。
每个发言都不只是说给基督徒听，也是给其他信仰文化传统的人听。
不是说因此要讲违心之论，而是说其一致性与合法性的标准(canons)，
必须要扩大（加入一般知识、理性、常识、共同情感等等）。
例如说，“断开魂结”这类原本是过去教会内部的东西，
因为行动+宽带时代(camera everywhere)的来临，都会被放大乃至扭曲来解释
Good TV、佳音电台、各类教内的报纸网站都透明公开在世人眼前
（部份基督教媒体当然也是原本就有着公共使命而发展的）
（btw,网上影音的资源也让如启发课程、各种讲道资源可以更容易取得）
所谓的“第三波”或“第四波”、各种的“教会增长运动”，
其实都是教会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与尝试
但是不是只找到表面的“技术”（影音声光等等），
而没有在理解“现代性”内涵的状况来彻底转化教会呢？
所幸，在跌跌撞撞之下，我想还是有部份好的发展
例如说，教会增长运动已经慢慢从过去追求的“信徒人数”的增长，
转变为“基督门徒”的增长（参直奔标竿、双翼、启发课程等等的一系列发展趋势）。
而最简单的定义，基督门徒＝“听道+行道”。
（以马太福音5-7章登山宝训中的“福音”概念为基础）
故台湾教会的现代性议题就到达了“听道”与“行道”的现代性转化议题，
或者说，“公共性”上面来了。
故我的命题或观点就是，
台湾教会的现代性议题应聚焦于“听道的公共性”与“行道的公共性”这两个层面。
1.“听道的公共性”：我是以“牧养非基督徒”这一个宣教或牧养概念的重新诠释出发。
（参卢龙光编著，《爱你的邻舍》，页101-120，关瑞文的文章）
就是神学论述或教会公共论述的公共性要求。
或者说就是信仰之“信念”之表述与建构必须考虑公共性。
简而言之就是Habermas的理性概念。
2.“行道的公共性”：因为行道是从听道来的，
所以仍以“牧养非基督徒”为主要概念。
另外我想还是回到康德的自由概念，以及后面的相关神哲学、社会学等等的发展，
而承继这些发展的当代神学家，
如潘霍华的实效伦理、莫特曼的盼望概念都是重要的参考点。
而行道的标竿或典范性人物，就会从祭司、法利赛人转变为好撒马利亚人。
好撒马利亚人就是一种信仰表述未必正统，
但其行为符合耶稣说“遵行我父旨意”的人。
更简化的说，就是教会的信念及其实践必须考虑到，也需要产生公共影响力。
而此影响力当然可以是批判现状的，但无论如何必须要能够争取社会“团结”，
或者说能够产生“认同”。
当然，团结或和好才是教会在任何公共行动中的核心目标与理念。
扩大支持度、影响力是任何公共论述的基本条件。
把守住该守的、达成希望达成的（实效），但又能增加他人的认同，是课题。
政治上的选票其实跟基督徒的数量来说，其增长逻辑有重叠处。
因为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型或成熟，
争取选票＝争取公民的支持（而渐渐脱离桩脚或人情政治），越来越划上等号。
故基督徒在台湾面对的5%天险，在下一个阶段中，必须要考虑到整体社会的转变，
若基督教的公共论述不能争取到公民的支持，
那么教会在这个公民社会中的存在会产生很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