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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对亡友的同情共感－读〈柳子厚墓志铭〉
（1996至2000年左右，位于重庆南路的“台湾古籍出版社”推出了百多册的“中国古籍大
观”系列，今注今译加注音，其实是从大陆买的授权，编者都是大陆的学者。虽然解读上
不免带有唯物主义，但这套书的排版和印刷品质都不差，特别是没有讨厌的简转繁转码错
误，价格也不贵，是很适合一般读者的版本。这本《新编古文观止》选文比原版多，最后
一篇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以此作结，也是饶富兴味。）
　　在近日的国文课纲争端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言、白话的形式之争并非首要，讲
国族认同也不可能压服异己，我们还是应该回来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共感”──了解
他人、表达自己，兼具理性与感性的沟通，这是语言和文学的核心价值。如果做不到这点
，便很难让学生真正引发兴趣，任何教育理论与意识型态也就都不免落空。
　　我赞同，这是亟需重视的一点，并且应该要比任何功能都来得优先，因为它直接联系
着人的性命。事实上，这也是古人最重视的，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逆”
除了反逆，也有迎、近的意思，这里说的就是要逆推其志），这两项工夫做到深，也就可
以达到今人所谓的“同情共感”。
　　那为什么现代的中学国文课很少有做到呢？原因很多，每个上过学的人都可以讲几句
，每个老师也都可以列出许多现实上的难处，学者更可以整合出一套套的分析。然而怎样
才能改善？这就需要长期的实验，不能随意空想了。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比较容易回答的
问题：我是怎么做到在古文的阅读中达成“同情共感”的？
　　时值鬼月，又闻日前有人认为选唐宋八大家是“造神”，这便来复习一下《古文观止
》所选录的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先卖个关子：这次重读，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柳子厚墓志铭
　　首先要了解一下墓志铭这种文体。作为对一个人在家、国、天下中的一生的盖棺定论
，它是极具份量的，所以一般都会用最庄重的态度去期望它，如果能请到名家来给自家先
人作传题铭，那更是极有面子的事。因此，这是古代文人的一大市场所在，富贵人家给得
起的价码往往相当可观，而也就催生了作伪、虚华的文风，不满者便将那各种夸大其词、
歌功颂德、给死者贴金的惯习讥为“谀墓”。
　　就我们所知，韩愈的中心思想，是反对虚华，提倡学习尚未被太多矫饰污染的古代文
章，以返朴归真。如此说来，他对“谀墓”的风气，应该是极为鄙视的吧？而特别为柳宗
元出手，才更显出两人的情谊和柳宗元的伟大吧？答案：──错。
　　史传记载，韩愈正是作墓志铭的高手，而且经常接单，收入丰厚，同时他也是一个受
不得穷的人，甚至有记载（作者：李商隐）说“谀墓”这个词就是韩愈的朋友刘叉说出来
的，他争辩争不过人，“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
”一把抓了人家几斤的稿费就走，虽不知是黄金还是铜钱，总是不少。自当时到后世，学
者虽推崇韩愈的文章，但对他的“谀墓”就比较保留，顾炎武甚至说：如果他只有作《原
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
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现代的价值观却没有那么鄙夷商业，可能有人反因为知道了韩愈能用这种文章赚超多
稿费，而去找他的文集来啃了。他的文集很好找，这里就有：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韩
愈集》，免费。
　　不论你想赞还是想黑韩愈，我们首先要想到：他的墓志铭那么有名，必有其不同凡响
之处，何况能出得起高价聘请他的豪门贵族，文学鉴赏力也不会低到哪里去。再从“古文
运动”上面来想：你在应该平实叙事的笔记、散文、策论中用回质朴的写法不难，但在诗
赋、碑铭等高度讲求形式的文体中，是否也能贯彻古文的精神？这就比较难，而韩愈做到
了。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
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
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开篇追溯家史，就着重突出了各种政治受难的事蹟，而且还写“不能媚权贵”，不是
“不媚权贵”，一个“能”字既表彰了柳家先人的刚直性格，也暗示了彼时政坛风气之坏
，更隐含了作者韩愈的心有戚戚焉。又一句“所与游皆当世名人”，便是把名誉与正气都
归到这个“同温层”之中。
　　如果考究起来，把那些“当世名人”的事蹟一个个考察过去（应该也有没在史上留名
的，但那样就可以不算名人了），应该也是可以发现一些问题，让想要骂“造神”的今人
多出一些材料的，然而不需要材料，想骂的人也可以一句“互相吹捧”盖下去就了帐。但
如果只这样看的话，你就是用轻贱的态度来看待他人的生命，也就不用讲什么“同情共感
”了。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
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
，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
交口荐誉之。
　　状其天资聪颖、少年得志，特别是“踔厉风发”，看起来就是比白话的“走路有风”
更威风，但前面又有一个“俊杰廉悍”，以“廉”对“悍”表现出一个严谨又积极的形象
，来呈现：他不是自大狂，而是为著道义来议论。
　　这样的人，我们在这几十年来的大学校园以及“进步知识份子”群体里，应该也是可
以看到一些的。然而刚锐易折，你在言论战场上尽可以大杀四方，但真要做官做事的时候
，人家会不会找你，你又能做多好？出去做别的事，又能否放下身段？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
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
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然后是受挫的贬官阶段。“未至”是“还未到任”就又依例被继续贬下去，不是因为
他违命不到任才被贬。在官场失意，便在文学和山水中继续砥砺自我。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
？”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
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
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
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当然也有政绩，先是实实在在对贫苦百姓好的政绩，后是指导士子，经他指导过的考
生，所写的文章“悉有法度可观”──这是一句平淡中见精彩的赞词。不可能每个都是天
才，只讲有多少人成功也不能彰显柳宗元做老师的能为，但说这些人写文章都能写到“有
法度”，这就表示，柳宗元教的是方法与心法，得其法者，即能得体。这样，他的政绩能
成为可推广、延续的制度（至于有没有人亡政息则不在这里说），他的文章也是可以学得
来的，这便论定了他对众人的贡献。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
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
，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
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揹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
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
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写柳宗元不畏获罪为朋友说话的义举，然后“呜呼！士穷乃见节义……”开始骂现在
的小人。这是很反常的。
　　一般作墓志铭，不适合发这种个人情绪强烈的社论，韩愈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但他在
这里任性了。这自然是因为，韩愈也有被排挤陷害的经历。于是他在这里不只是“同情”
了，他直接“共感”，与传主站到一起去了；我们熟悉的成语“落井下石”就是从这里出
来的。然而骂人不能骂太久，还须言归正传；韩愈收束这段怨愤的方法，是说：这样的小
人，如果听说了子厚的风节，也应该要有点惭愧吧。写“可以”而不写“亦应少愧”，是
因为对小人本无须抱有期望，但我还是退一步把这个比较像人的选项列出来，这便能使这
段谴责在语气上更加冷峻，又得回了一点余裕。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
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
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
，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
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笔锋转回传主，从性格来讨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际遇，大抵就是因为自信与自尊心
太强，不计得失，于是成了孤鸟。如果子厚能改掉这样的性格，妥协一点，与众人同流一
下，或能顺遂许多吧？──其实，查证一下，柳宗元后半生还真的向大佬写过求情的信，
结果没用。韩愈自然不能明写出这种不光彩的事，。然后，又把文学成就与官场成就对举
出来，选哪个好呢？“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
把一个“辨”字交给了我们。
　　但其实，我觉得韩愈这里说的是反话：他自己是“不能辨之”的。我们拿一套价值观
来说哪个好或者都不够好，很容易；但若你真有类似的性格、经历，体验过这样的抉择及
其后果，又或者有过一些悔恨，而更能与他们“共感”，那么，大概就很难为言了。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
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
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
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
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
　　最后是必要的流水帐，讲述他的卒年、家人，表彰为柳宗元尽心尽力的友人裴行立，
还有不离不弃直至身后的表弟卢遵，其赞语也恰到好处，不至令人不安──“庶几有始终
者”，换句话说是“可谓有始有终”，但“庶几有始终者”的语气就较为谦卑，不会像是
一副高高在上裁判的样子说人家“还不错”。这是对待他人生命之时，自然且必要的保留
与敬重。
　　最后的最后，要题铭了。对这样重要的一位友人，以及提倡古文的同道，韩愈会给出
什么特别的墓志铭？翻页看下去──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我动容了。这真的震到我了。
　　一般的题铭，包括韩愈帮别人写的墓志铭，都讲究工工整整，用《诗经》雅颂的四言
句式，夸饰出庄严高贵的样子，例如〈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烈烈大夫，逢时之虞。
感泣辞亲，从难于秦。维兹爰始，遂勤其事。四十余年，或裨或专。攻牢保危，爵位已齐
。既明且慎，终老无隳。鲁陵之冈，蔡河在侧。泣菩□樱，思显勋绩。斫石于此，式垂后
嗣。”即便是爱好古文的我，看到这种方块文章，也经常是一眼扫过去就不想看了。当事
人最花心力的所在，变成后人觉得最无聊的所在，这不只是文言文的悲哀，也是整个文明
的悲哀。然而这里，此道的高手韩愈，完全抛开了那一套，回到了最平实的话语：
　　这是子厚的房间，也坚固，也安稳，希望这对他的后人有好处。
　　没有什么道理，也不讲什么荣誉了，就是送别、安慰、希望他的后人过得好。
　　我们可以理性地从背景来分析这写法的高明之处：首先，柳宗元是大名士，就不用像
一般富贵人家一样还需要用碑铭来拉抬名气，而更适合用平实的文字来表示情谊就好，也
可以省去易引争议的陈述和褒贬问题；更大的名人如武则天，就更是以一座“无字碑”概
括了怎么说都说不好的一生。再来，从文学主张上，也可以说韩愈在这里体现了他和柳宗
元共同的信念。又或者从本文来看，前面的序文铺陈出了传主闪耀又带有遗憾的一生，至
此以极普通的话语结束，便如〈清室退位诏书〉以一句“岂不懿欤”作结，更在体面中留
下了无尽的余韵。
　　但与其这么讲，不如直说我的感觉：他真是觉得没有更好的写法了。
　　韩愈和柳宗元一样，有才学、有大志，在文学和政治上都投身过改革而获罪；他们并
不是神话中无私奉献又淡泊名利的圣人，他们的自我意识都非常强烈，原是超级在乎别人
的肯定的，也在乎生活享受，但冲太凶了，被排挤，不得已，退而寄托情志于文学和山水
之中，作别于主流而保有自尊，如我高中同学猪头（现在是律师）大学时代就自称“我排
挤全班”。如果你后来发达了，或是心底真的不发达也ＯＫ，那也罢了，但韩、柳都是不
甘心的。
　　他们的轻狂有所收敛，但总是不甘心。他们熟读经典，不用别人辅导，自己就可以从
中得到有助于心理平衡的教训，但还是不甘心。于是韩愈在这篇文章中任性地斥责小人了
；冷静下来，笔触还是应该回归到中正平和，但心底的千种辛酸又该怎么办？不能怎么办
，惟有入土为安。
　　就在这沉郁的跌宕起伏中，忘却苍茫，聚焦到最后的一块地方吧：“是惟子厚之室，
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这便是韩愈对亡友柳宗元的“同情共感”了。
　　如果挑剔细究起来，“同情共感”并不是一个很值得提倡的词，它犯了“合掌”：“
同情”和“共感”意思太近了，顶多说“共感”是更深入、更贴近一些的同情。而“知人
论世”、“以意逆志”都有层次，前半是第一阶段，后半是第二阶段，是有进展的。而且
，如果你“同情共感”的对象是执念深重，而心理有所狂乱、举措未免失当的人，我们是
不是也要陷进去呢？进去后又要怎么出来？
　　若要想一个比“同情共感”更中道的词，我想到的是“通情达理”：从体会进展到理
解，乃至于能够作出理论，这样，除了有进境，也能保持一些距离，不至人云亦云、人错
亦错、人狂亦狂。不过“通情达理”这词在口语上用得太通泛了，众人或习焉而不察其妙
，所以今人造一个新的四字语出来，也是可以的。
　　──然而人性大抵是不会满足于理性中道的。“同情共感”一词，近日由于小说《房
思琪的初恋乐园》的编辑问题，而在一些关心艺文、性别、社会心理议题的朋友间流行开
来；大家不是不知道，进去和当事人站在一起，容易出问题；但若“理性中道”无济于事
，甚且会引发“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讥评和“我不应该高高在上评判别人”(I shouldn’
t be judging people)的罪恶感、歉疚感，那么──跟着人家一起走到底，功罪一任后人
论，或许才是更让人心安的选项。
　　“唐宋八大家”是明朝出现的名目，明代君权集中，自太祖朱元璋开始就有意识地鄙
抑、折辱文人，但另一方面他也关注百姓福祉，且未脱江湖习气地崇尚有气节的硬汉，于
是文坛、政坛也益发崇尚硬气，来和愈来愈腐败的现实对抗，以维系士林的尊严──或曰
“读书人同温层的自我感觉”。而他们选出来的“唐宋八大家”，除了苏辙、曾巩比较低
调平稳，全都是“踔厉风发”，大手笔写大文章、大踏步作大改革的神人、猛人。
　　与这样的神人“同情共感”，自然是极为过瘾之事，就像现代的左翼知识份子，也会
推崇革命英雄与精神导师，而放过其在史实上不那么完美的地方，进而造成一种“正义”
的氛围，来要求政府、学者与大众听从他们。不以为然者，即可由此来拆左派的台；那位
说“唐宋八大家”是“造神”的同学，虽然大概也没真读过几篇古文，但他其实刚好讲对
了，古人确实是借由标举这些典范，来让读书人有理由去管天下事，乃至管到你身上。
　　如果他们管错了，你可以拆台，有识者再怎么不甘愿，最终也得接受；或者你单纯不
爽被人家管，你也可以拆台，这在当下俗流的后现代思想中，是“反霸权”和伸张多元主
义的表现──或者简单讲说是有利于反国民党、去中国化、破旧立新，就可以巩固群众基
础了。
　　而这，恰恰就体现了“同情共感”的好处与坏处：它可以让群体内部的认同更加牢固
，也会让人更加坚持信念与情感，而无法与异己沟通，或接受复杂而令人难堪的现实。
　　韩愈、柳宗元和千古文人士大夫的悲剧，正是在这个“同情共感”，而且它今天还远
远未完。我们现在同样处于内忧外患，且在党争之外，更有文明路线的大争；此时来重读
古文，便不宜简单地站队，一意说古人的好处来与反对者对抗，近代史已经证明那终究是
要落空的。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吃透古人的心思、技艺与功绩，然后可以一面保有着温清与
敬意，一面勉力除去那曾经的、仍然的、盲目拥护和盲目反对的执迷，让我们在文学与政
治上都能更加清明一点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