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 你国到底是制度不行还是文化不行?

楼主: vikk33 (陈V)   2022-05-24 10:00:10
你国到底是制度不行还是文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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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党和粉红眼中的“反贼”有个门槛的话,这个门槛便是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某个
领导不行,而是换了领导照样不行。
那怎么才能行?于是“华人”反贼们就分裂了。制度论者认为贵国即使文化有问题,根本
还是制度不行,必须改变制度才有救;而文化论者认为贵国制度固然不行,但根本还是文
化不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共产党是执政的中国人,中国人是在野的共产党”,基本
没救,唯有殖民或核平。但撕来撕去,水火不容的制度论者和文化论者其实都在自说自话
,刻意回避有利于对方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经验。
两方其实都错了,因为制度和文化显然是鸡蛋互生的关系,既没有先后,也不可能单独脱
离对方而存在——本文会首先向你详细展示制度和文化是如何互相生育的——然后回答最
初的问题:怎么才能行?
答案很明确:打破恶性循环和建立良性循环的法门只可能在循环之外——民族发明。因为
共同体的划分是先于一切政治行动的。国体、政体、政党、法律、文化只是施工队和建筑
材料,民族构建才是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错误的民族发明是一切次生灾难的初始条件和
边界条件。只有“中国”这个建构和它的政治实体不复存在,远东大陆各地的制度和文化
才能发生改变。
一、制度论的优美与孱弱
制度论本身有明显的道理。东西德、南北韩、甚至同一个行业的国企和私企不但各方面表
现大相径庭,甚至文化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当然离不开制度的直接作用。用王展博士总
结阿姨学精髓之一的名言来说:“战争塑造宪制,宪制孕育文化。”如果制度是鸡,那么
文化就是它下的蛋。
但论及如何开启一个好的制度时,“华人”制度论者往往身兼进步人士、中华文化卫道士
或国粉(国民党或精神国民党)的多重身份,大谈公民启蒙、和平理性、宪法设计、四七
法统、再造联邦云云,选择避开战争造法和大帝国解体在良性制度产生中的关键作用,过
于“爱与和平”和中国主义了。他们喜欢说:
“中国只是缺一个好的制度。同为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和台湾的民主转型一定会发生在中国
大陆,我们要有信心和耐心。”
这种令人捂脸的幼稚和清新并不奇怪,因为当代东亚主流知识分子的认知框架是章太炎、
梁启超、戴季陶那一代中国发明家和冷战时期华盛顿抗苏外宣的民主进步神话塑造的,因
此他们演绎的制度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过于羸弱。
当制度论者援引台湾、韩国和平转型的成功经验时,会把它们归功于是知识分子启蒙工作
的日积月累,和被启蒙的公民努力抗争上街游行的成果。这种认知图景,化用小米的创办
人雷军的那个经典比喻来说就是:站在风口上的猪还以为自己会飞。
韩国、台湾的和平民主化,真相更接近以下三个原因的总和:
1 作为冷战中西方自由阵营的一份子,内政受到西方的旗舰——美国的高度约束和威慑。
威权政府听从民意,抗议民众也贬抑己方的武力,共同完成和平转型的表象的背后,恰恰
是至高无上的仲裁者美国、美军提供的武力和秩序。斗争双方既都要维护太上皇的面子、
华盛顿的决策者也一定不允许美国和自由世界在道德形象上输给苏联;
2 威权主义政权(台湾的例子指李登辉政权而非列宁主义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性质和
自由民主制度是相同的,因此容易发生彼此转换,但极权主义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则和自
由民主制度完全不同。后者的权力核心是反社会恐怖分子和犯罪集团,背负着体面社会的
尸山血海,更难以主动放弃政权束手待毙;
3 台湾、韩国都是小国,更容易实现内部的合作和妥协,符合解体论。
第二点的意义比进步派所想象的更大,因为从毛泽东晚期到习近平早期的中国,在西方阵
营看来也是自己的反苏和反恐盟友(在中国看来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改革开放、闷声发大
财、中美夫妻、G2)。华盛顿想对中国如法炮制台湾和韩国的民主转型,以为用相同的方
法可以在中国制造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发动民小公知写普世价值文章和群众上街游行三步
走,同时约束和威慑北京政府的行为,但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爱与和平的民小,都惨遭“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打脸。可见误把极
权当成威权而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烈。
第三点的意义也比近乎全部读者所想象的更大,因为东欧的前共产主义政权绝大多数都民
主化了,俄罗斯的民主化却徒有其表——正在进行的乌俄战争就是明证。为什么?因为苏
东波的各国中,俄罗斯和苏联一样仍然是一个帝国。帝国和自由只能选一个。热爱
Mother Russia而非自己真正的诸罗斯家乡的人口接受了错误的民族发明,所以大多数人
选择了保卫帝国和放弃自由——显然,在从事民族发明的知识分子面前,从事普世价值的
知识分子的文章和著作不符合大众胃口。更重要的是,后者并不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前者的
无症状粉丝。如果前者恰巧发明了小民族,那麽后者就可以狐假虎威;反之如果前者发明
了帝国民族,后者做梦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祖国的人民会如此愚昧冥顽。
同样的,鲜卑契丹蒙古和满洲征服者没有改变“中国”,也是因为不符合解体论的原因。
由于被征服者过多,早期军事统治阶级的封建共和制度很快被大一统费拉士大夫的削藩“
智慧”和降掳的财富腐蚀成彻底的秦政,给了“文化论”活跃的舞台。
二、文化论的野心与局限
文化论当然也有其道理:为什么一些西方企业的无条件退换货制度在中国马上就被玩坏了
?显然没有文化水土的制度就像摘下来的鲜花一样迅速枯败,和废纸没区别。人类大多数
制度是不成文的,依靠分散在全社会的无法记录的默会知识运行。小到宗教团体和家庭内
的规则制度,大到国家政府的组织运行方式,莫不如此。以英国为典型的自由政体是历史
和现实博弈的演化产物,本身即是一种习惯和文化,而不是启蒙和理性设计的结果——这
种习惯和文化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塑造,也被崇拜美国国父的制度设计迷恋者们大大地低
估了。当代民主国家内部能够支撑其制度运行的社会基础也完全脱离不了文化本身。比如
,你会认为神话中和历史上哪些人是英雄,哪些人坏蛋?为什么?你的家中和街心树立的
雕塑、庙宇、殿堂内纪念和供奉的都是什么样的古人和神祇?人们为什么要纪念他/她们
?——这些无疑是文化,读者却很容易理解它在制度背后起到的作用。如果习惯和道德观
念不是文化,什么才是文化呢?那也许就只有艺术了。但话说回来,艺术都是主动被动地
为政治服务的。
归根结底,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性化服务他人的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不是
最内核和底层的部分——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十分之一一样,支撑西方列国宪制
的武士阶级、广大乡民的日常思想和行为,更多是基督教小共同体的道德训诫和祖传的社
区、小邦国的政治参与习惯塑造的。默会知识无法通过书本习得和自上而下的命令建立,
只能来源于社区生活的实践。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文化是蛋,那么在知识分子看来最燿眼的成文制度就是它孵出来的
鸡。
斯宾格勒的文明季候学是文化论的集大成,超越了很多肤浅的后来者。但斯宾格勒本人也
因此过于文化论色彩和宿命论了,思路很多时候被西方文化的符号迷惑,没有触及德性、
小共同体、宪制三元耦合的机理。阿姨学结合了英国历史经验主义的营养,在斯宾格勒的
基础上把制度演化的逻辑和文化季候的演进统一了起来。于是当我们回头再看,“制度”
vs“文化”的永恒争议就变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问题——
处在年轻季候的文明是小共同体本位的(人们眼里只有血亲和邻居才是同胞,远处的人不
是),精英、战斗力和财富沉淀在本乡本土,政治博弈各个主体的利益也在本乡本土,熟
人之间的反复博弈形成高度的默契和道德自觉。这样的社会即使能够横向联合组成国家,
宪制上也只能(或必然)是分权制衡的;文化上则体现为宗教虔诚、相互信任、勇武善战
、男不惧死、女能生育。类似《大宪章》的封建各等级博弈文件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也比比
皆是,并不具备真实意义而非进步史观符号上的特殊地位。这种制度和传统习惯有利于稳
定预期和财产权的保护,因此造成人口、经济和技术的长久发展。由此带来的战争压力、
市场需求、启蒙主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的盛行,导致宪制的中央集权化和土豪的游士
化。精英和财富离开本乡本土和私人团体,开始渐渐集中到中央政权和公共事务层面,后
果在政治上体现为官僚主义、地方自治衰落、绝对主义王权或多数暴政式民主、甚至极权
主义和大一统;在经济上就表现为高税率、通货膨胀、官商与民争利、国家政策的机会主
义、官僚主导而非社区内部的社会主义、财产权的瓦解;在文化上就体现为知识分子崇拜
取代了宗教信仰和武士崇拜、理性对道德和理性自身的解构和批判、流氓无产者横行、男
性战斗力和女性生育率的衰竭。文明因此衰落和死亡,被年轻的异族征服、消灭或同化。
新的一轮文明季候重新开始。
中国社会尤其是它的核心区,就是这种N重晚期文明的残渣。自秦帝国军事统一诸夏,华
夏文明季候入冬后,由于地理的偏远闭塞和幅员辽阔,残余的人口和文化没能被历次入侵
的异族消灭和同化,反而不断腐蚀掉年轻的异族征服者。“支性”或中国文化是典型的晚
期文明特征:最高级的精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做题家,流氓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赤裸暴力成
为统治者,费拉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和意愿(甚至家庭都无法维系),虽然精于算计但只
会考虑短期利益,不相信一切宗教和道德规范的绝对性,追求稳定生活和小确幸、远离军
事、跪舔权力、投机钻营、肆意欺凌更弱小者。——然而不只是中国,在所有缺乏有机共
同体和稳定预期的费拉社会中,这些特点都是普遍存在的。贵族是青春文明全民的老师、
无产阶级是费拉社会全民的老师。
但是,文化论者看到现象却不知其所以然,很轻率地用貌似正确的姿势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法拉盛就是中国人有了民主制度的样子。”
“你以为没了共产党,中国人就能像台湾那样?像香港那样?其实没了共产党,就成了池
袋北西口。”
这些话看似机灵,实际上并没有意义,因为美好的生活形态是社区的产物,社区是土豪(
有机知识分子)依据正典耕耘群众和物质环境的苗圃。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土豪是细胞核
。社区发达的社会,制造业和旅游资源就发达;社区解体的地方都会脏乱差臭丑。在自由
国家,大城市产生贫民窟是普遍现象,如香港的九龙城寨、洛杉矶的康普顿和纽约的哈莱
姆和布鲁克林。因为无论族裔,大城市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大,都是发生社区解体最严重的
地方,儅局部形成上层逃离——社区劣化——上层加速逃离——社区加速劣化的恶性循环
的时候,贫民窟就会形成。中国主义者(华人)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严重,唐人街和
法拉盛就是低华贫民窟。由于法拉盛来源于共产中国,质量又比唐人街更差,基本就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五线小县城的复刻。原因不外乎华人精英无论在家乡还是海外都没有组织和
维系社区的传统与能力,高华或者是纯经济动物,或者就是热爱抽象的中国,身体却很诚
实地远离华人群体而索居,住在其他族裔的高级社区里,享受着免费的秩序和风景。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远东的非西方殖民地在沦陷前也产生过徽州这样相对高级的地方,因
为那里社区自治的相对发达。这样精致美好的共同体在帝国的边疆和山地地带尤其丰富,
它们既是中国政治上的威胁,也是诸夏主义的意义所在——所谓的“中国”那片土地上并
不真的都是中国人——有真实社区的人会发自内心反感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是因为你感
受到了它们在时刻破坏著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它们和你自己的习惯和道德相背离。那麽很
显然,你和中国人就不是一个共同体,中国就不是你的国家。诸夏主义不是离经叛道的幻
想,而是对事实最直白有力的描述。它反映着中国统治区的非中国人在找回乡土性,重拾
失落的自由记忆和社区文化的天然努力。如果不是中国人带来的秦政+列宁主义武断统治
,这些有生命力的社区本可以保持或重新发育出不同的文化和制度,成长到日本和西方同
类社区的高度。当然,它们面对着中国的威胁,需要像乌克兰一样有自己的国家来保护自
己。国家小了,精英的土豪性自然就会上升,组织资源就不容易被耗尽。法国的游士廷臣
的无机性在欧洲数一数二,但和中国的同行相比有机性就强得多,著名的环巴黎贫困带(
“法兰西荒漠”)也比环北京贫困带富裕美好很多。稳定预期建立起来之后,道德和秩序
的良性循环才能开始,“丑陋的中国人”中最典型的丑陋分子和行为才能被打压、边缘化
和消化。更重要的是,只有小国才能摆脱帝国梦,变成自由世界反击帝国渗透扩张破坏的
新前线,接受脱亚入欧的前途,正如今日的乌克兰和台湾。
极端文化论者在中国问题上最大的幼稚或懒惰是对历史偶然性的回避。他们认可中国的发
明,“本质爱”中,并且相信中国的糟糕是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东亚社会虽然
是文明灰烬,却在近代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强烈辐射和秩序输入,诞生了大量有机小共同体
和新文明国家的种子(参看《远东青社论·第三期(论五四运动)》、巴蜀独立会Louis
Lo《第三种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本届中国是苏联军事征服远东社会的产物
,原本并不会存在。苏联诞生自一战爆发、德国运送列宁和金马克回沙俄的火车、十月暴
乱的赌徒式决策,这三者本身都十分偶然,同时发生更是偶然中的偶然。苏联自诞生起,
就把俄罗斯作为世界革命的引信,对旧沙俄社会彻底杀光抢光后把榨取的资源用于军事扩
张和匪谍渗透。而在远东大陆,从孙文到冯玉祥,从蒋介石到共产党的恐怖党军,都是苏
联武器、教官、带血卢布的金山银山和前满洲国的国力武装起来的,对各地的地主资产阶
级军绅政权有碾压性的优势。最终这批新文明的种子也和他们的文化、制度一起被共产党
屠杀殆尽。在没有苏联的平行世界里,上海怎么可能输给新加坡?满洲怎么可能输给韩国
?南粤怎么可能输给越南?今天沦陷区出身的人谈起“东北”文化,人们可能的印象会是
赵本山的低俗喜剧。然而满洲本来有着高级灿烂的文化。从李香兰和梅娘的满洲,沦落成
赵本山的“中国东北”,以及类似地,从阮玲玉的上海自由市到周立波的中国上海市,本
来就是列宁主义的结果。要知道,满洲国本身并没有对当地的“传统社会”进行灭绝性的
改造,反而相当尊崇儒学以及其他本土文化。而据今天满洲爱国者对父辈记忆的追溯,满
洲国时期治安良好,社会和谐,而后来共匪时期,有毒的列宁主义渗透全社会,挑动人与
人之间的斗争,国企文化使人贪婪忘义。以上无不说明东亚的文化环境和人的素养,本来
就受政治形势和环境的影响,而并不像是某些“支黑”说的那样“从头坏到尾”或是完全
无药可救。
列宁主义的中国是秦政中国的升级版。列宁主义政权对社会的格式化更加酷烈和绵密,打
击对象的门槛从高级土豪共同体降低为了所有有产者,朝廷的体制在社会经济和人口中所
占份额也是空前的高。所以在建立支那的历次帝国朝廷中,支共都算是史无前例的荒唐和
残暴。讽刺的是,在列宁主义中国建立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文人
恰恰是最狂热的一群人之一,而最后建立出来的中国,却又恰恰大大加强了传统社会中本
来就存在的问题,加剧了人们的奴性,并将其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更为讽刺的是,当下
为数不少的文化论者通过古今经济社会的纵向比较,居然尝试论证共产党是中国人的天花
板和救星(人均寿命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古代更高,灾难死亡比例更低),说没有共产
党的中国只能更坏,却无耻地回避了20世纪西方辐射到全球的农业和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
人口和寿命增长同样适用于津巴布韦和刚果等荒唐的列宁主义国家的常识,用人们意想不
到的奇怪姿势实现了汉奸和五毛的大和谐。他们为了论证中国文化的邪恶堕落,把西方自
由世界的伟大功绩归功给有史以来破坏社会最烈的列宁主义,这是某些文化论者最臭流氓
和误导人的一面。所谓“反支不反共也是一种维稳方式”,诚哉斯言。
历史总是不断产生回声。今天文化论者们的前辈,即那几个在文学或知识界热衷于批判“
国民劣根性”的名人,早已经体现出了不涉及解体论的文化论最终会导向的结果。今天大
部分年轻小“反贼”崇拜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令人印象深刻。《阿Q正传》中批
判和揭露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看客”和“奴性”,惟妙惟肖地体现了费拉社会中的百姓面
貌。然而鲁迅尽管如此犀利地批判“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但却又是一个本质上爱中
国的人。他无法接受西方帝国主义对东亚的殖民和半殖民,无法接受军阀割据的事实将会
令中国迟早不复存在,因此他先是支持五四暴民“救亡”中国的努力,最后投入共产国际
麾下成为外围,也就不奇怪了。对于他而言,国民革命后的内地比英国殖民地香港更加“
进步”,因为英国殖民统治是典型的因俗而治,相比国民革命后的国民党中国还保留了更
多传统社会残余(见其著作《略谈香港》)。然而后来的发展表明,香港社会没有受国共
列宁主义改造,反而走向了更融入国际秩序的道路。
无独有偶,标题就能令“支黑”趋之若鹜的《丑陋的中国人》,其作者柏杨将中国文化比
喻为酱缸文化,用生动的例子和文学修辞将中国人的劣根性一一展露出来。然而作为在台
湾的外省人家庭,柏杨和鲁迅一样,又是一个本质上爱中国的“文化批判论者”。首先,
柏杨本人就是一个相当顽固的中华“统派”分子,多次和自己夫人说“台独之时就是统一
之时”。在他坐牢期间,甚至多次拒绝找他认识是台独的本土医生看病,宣称“我是统派
你是独派,哪怕关到一个笼子里,我也不愿意你给我看病”。他的太太表示,“他珍惜要
做一个中国人”,他在生前就已经深恐自己的书会变成“排斥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口
实”,因此嘱咐家人当中国文明有所进步时,就应该封印停刊《丑陋的中国人》。而他的
太太拒绝将此书再纳入台湾的教学范围,担心“利用其书名来辱华”,在宣布停止出版此
书的时候,更是不忘批判台独和“去中国化”,宣称支持台湾独立的才是“丑陋的中国人
”。
文化批判本来就是一种修辞游戏,并不能真正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而不涉及解体中国的
对中国的文化批判,更是一种本质上心理变态扭曲的虐恋游戏,只会借由激进主义导向更
大的暴政,再次恶化他们所批判的文化本身。从五四暴民的“打倒孔家店”,到鲁迅和柏
杨;从破四旧立四新,到“诸夏就是把支猪打扮成人,妄图逃脱核平”和“支那人不配反
共”。这种自认为“爱之深责之切”,但又不能接受“中国不复存在”的立场,其实都只
是加强了中国这一建构的文化基础。所以如今的文化论者发展到膜拜张献忠和共产党的屠
支伟业,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中国存在的使命就是解构社会、解构被它吞噬的真·国家,
因此解构壬和中国人的精神永远是内在一致的,以至于恨国即爱国,汉奸即五毛的新话逻
辑可以在贵国的背景下完美成立。张献忠就是没坐稳的朱元璋,共产党就是有苏联扶植的
张献忠。膜拜张献忠的反贼看似恨中国,其实就是爱中国爱得最深的人,是骨子里的中国
人。
刘晓波先生曾提出过的“三百年殖民论”深得不少文化论者的心。其实就是今天诸夏主义
者所谓“东亚应该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政治不正确说法而已。那么现实中怎样才
能实现呢?显然全东亚被整体殖民是不现实的,而且假使这种殖民真的实现了,由于费拉
社会对征服者的腐蚀性,实际上会损害人类文明整体的水平。只有完成民族发明的诸亚诸
夏分批变成自由世界的一员才更现实。笔者曾经问过刘仲敬先生,如果殖民和解体冲突,
只能选一个,应该怎么排歧视链呢?他老人家的回答是解体优先。
三、结语
远东的未来并不是制度论所设想的“民主就都好了”那麽乐观,但也不像文化论者所设想
的“支那没救了全屠光吧”那麽悲观。出路的关键就是打破中国主义的叙事和认同,重建
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帝国解体,才能通过战争造法开启新制度和摆脱文化季候诅咒,这是
从制度论和文化论的角度都不言自明的。可持有上述两种论点的所谓“反贼”,暂时都不
愿意正视诸夏主义的阳关大道。
制度论者:“不不不,只要中国能实现民主,分裂我也无所谓的。”
远东青:请不要无所谓,因为解体帝国是唯一出路。欢迎您参与到民族发明的事业中来。
文化论者:“不不不,只要中国人、中国文化还在,分裂了也是一堆小支那。”
远东青:文化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但必须真正开始走有效的路径,而不是停留在嘴炮发泄
阶段——解体帝国是唯一出路。韩国越南的去中国化就是榜样,台湾香港也走在支那前面
。请您参与到民族发明的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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