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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vikk33 (vikk33) 看板: Confucianism
标题: [转录] 曾昭明专栏：“中国”是一种“永久戒严
时间: Thu Mar 10 16:37:26 2022
曾昭明专栏：“中国”是一种“永久戒严战争状态”的代称
https://upmedia.haosing.net/news_info.php?SerialNo=72639
“脱美入中”=“世界性的伦理战争”
（承上）到这里，我们或许不难回答一个问题：对以“超克西方现代性”为志向的“后现
代帝国主义”，老“天下帝国”的“礼义廉耻”伦理学，最终会意味着什么？
王阳明“心即理”的“心性修养功夫”，是具体关联著种族屠杀的帝国主义行径的——请
不要忘记了这些被“帝国史学”所遮蔽住的历史教训。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将可以察觉到，主张“世界的脱美入中”的当代天朝学人，实际上把
“礼义廉耻”的帝国伦理学，转化成了“伦理战争的神学”：一种关于“争取有伦理品格
的世界”的“世界战争”。
这是一种伦理学化的“世界争战”，同时也是“世界争战”的伦理学化——在这里，我们
看到了帝国儒教古典的“攘夷论”，是如何在“圣王教化”的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赞翼下，
将自身“升华”为一种发动“帝国征服战争”的“伦理的理由”，而且还是自认具有普世
效度的“伦理的理由”。
根据当代天朝学人的说法，这种发动帝国战争的“帝国的理由”，据说是必须具备无比尊
贵的“王者德性”才能做到的“神圣决断”，而一般世俗性“民主共和”下由“庸众”主
导的“民粹主义政治”和“德不配位的僭主统治”，是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台北的柯市
长，应该是会对这种看法大力点头的，不是吗？
对他们来说，基于拯救“人类世界的伦理高度”的“王道伦理”来对“后历史的末人”发
动“世界战争”，难道不是最“正义”的事业吗？
我们或许必须坦白说：确确实，这点构成了在古代帝国儒教的有效范围内唯一的“正义战
争论”，古代儒官集团口中著名的（或者该说，恶名昭彰的）——“义战”。从而，“圣
王专政”（帝制）与天朝主义（帝国），就变成了一体两面的事情。就这点来说，确实是
：“没有共产党（=现代“圣王专政”），就没有新中国（=“天下帝国的复权”）”。
在这里，我们不该忽视的事态是：如果我们将天朝主义文人说的“脱美入中论”，只当成
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策略的另类方案和另类选择，那么，我们就错失了这种话语在文化政治
上的“真实内核”。天朝学人所说的“脱美入中论”，在其最本己的文化逻辑上，首先是
——最终也是——一种关于“争取有伦理品格的世界”的“伦理性世界争战”，是古典帝
国儒教所言的“义战”的21世纪更新版本。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这种“脱美入中论”话语的基本构造来说，“中国”就成为了
一种“帝国宗教”；而“中国”这个语词，就其作为“帝国宗教”的建制化体现来说，其
“神性的根据”就在于——“中国”是一种“永久的戒严战争状态”的代称。一个经由“
礼义廉耻”的帝国伦理学而塑造出来的“中国”，自身就是“永久的戒严战争状态”的“
道成肉身”。相对于作为“永久的戒严战争状态”的“神性的中国”，“转型正义”还有
任何可能不是“邪说外道”吗？
“圣王专政”的“至尊主权”
如前面所述，按照儒官集团的经典话语模式，除非“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此外就没有“
正义的战争”；故而，以古代的“列国秩序”为特点的春秋时期，自然是“春秋无义战”
了；但周王朝的帝国征服战争，以及伴随这种帝国征服战争的“中华型文化帝国主义”（
“圣王的礼乐教化”），却绝对是“天下帝国的正义战争”的组成元素和基本装置。
基于同样的道理，对天朝主义文人，在当代的国际关系格局所展现的“新列国秩序”中，
一样绝不可能有任何的“正义的战争”；而唯一可能的“正义的战争”，自然是实现“新
天下帝国”的“王道性世界统治”的“王道战争”。
这种“王道战争论”，不但不知道现代国际法中的“战争罪行”，也不知道现代国际法中
的“反人类罪行”。货真价实的儒官集团都晓得，一切律法规范，对真实的“圣王”，都
是没有拘束力的；“惟圣人乃可行权”，这是朱熹依据他的帝国形上学对儒教的“权变理
论”做出的总结，更别说汉帝国“反经为权”的帝国神学。
“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荀况语），是绝对不会臣服于现代的“国际法”的，因为“圣
王专政”自身就表征著儒教的“国际法”，因为天下万物寓居的时间、空间，和经纶天下
众生的“自然法则”，都仅是“王者德性”的衍生和延伸。这是维系“天下帝国”于不坠
的古典宇宙论神学不可动摇的基本原理。
非常简略地说，按照古代宇宙论帝国神学的基本逻辑，中华型的“圣王”（Sacred
Kingshiip），虽然不像古代埃及帝国的“神王”（Divine Kingshiip），是真正的神的
化身，但建立“天下秩序”的“圣王”，也依然是处于自身创造的秩序之外、不受约束的
“神圣例外权力”。就这点来说，我们可以再次确认：确实，“没有共产党（=现代“圣
王专政”），就没有新中国（=“天下帝国的复权”）”。
执是之故，中国权力集团会权称南海争议国际仲裁的结果“只是废纸一张”，而统促党会
说“南海问题只有中国说了算”，都完全符合宇宙论帝国神学的基本逻辑：“圣王专政”
下的“帝国主权”，至尊无上。
“圣王”的核导弹：现代“君父帝国”的“新阳具”
对帝国儒教而言，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反倒显得怪异。毕竟，依据“帝国史学”所知的“
自古以来”，凭借著“圣王专政”的普天权力，中国权力集团没有与外部的他者协商或达
致协议的必要；面对着象征“宇宙性的阶序秩序”（也就是，“天下秩序”）的范式性力
量，他者只能或者接受兼并，或者接受“圣王的礼乐教化”。
无论如何，对当代的儒教文人，当下的中国，据说呈现了秦汉以来“天下帝国”最荣耀的
时刻。而且，就如同今年中国的国庆阅兵台词所表明的，为著能实现“天下帝国”在任何
历史时期都从未有过的“伟大复兴”，中国必须装备起任何历史上的“天下帝国”都未曾
梦想过的帝国战争机器。
于是，我们就在天安门前，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如巨大的阳具般的核导弹——某种“帝国的
荣耀时刻”的最终保证；或者说，“新君父帝国”的“神圣性”最终的“诗意的栖居”。
新的“君父权威”，不再需要鼎器了，而只需要核导弹这样的“阳具之物”。连同阅兵中
其他展示的武器和军队组建方式，我们不难察觉，中国的军事建设进程，的确已超越自卫
性的国防需求，而是以“战狼”式的远程打击为运作目标，显现著标准的帝国主义式军备
特质。
说到极致，统促党成员为何敢于泼漆？难道不正是因为有了“核导弹”这种巨大的“阳具
”，来作为“新天下秩序”（=儒教尊卑阶序的“世界化”）的物质性与象征性支撑？
“要搞修齐治平，要搞礼义廉耻，是不能没有核导弹的”，中国当代的“政治儒教”学人
如是微笑地说，嘲弄港台“心性儒学”不懂真正的帝国大业。不过，我们也该附带说明：
是的，中华型的“阳具”，还急于占领和占有每一个“子宫”，宛如不这么做，就无法证
明“君父帝国”是有“阳具”的。
“后现代帝国”与“儒官社会的国际化”
香港的“流水革命”，乃是晚期全球化时代，对一个晚发展的“帝国（主义）”而展开的
“民众抗争”。这是吴叡人最近在题为“从流水到洪水”的街头演说中，对“时代革命”
（revolution in our times）所作出的诠释。
这个诠释最有趣的地方是：迄今为止，欧洲左派似乎尚未从香港的“流水革命”，去辨识
出他们一向主张的 multitude（众庶，或者，通俗地说，就是“民众”），以及“反抗帝
国的众庶抗争”，尽管“流水革命”带有诸多他们认定的“众庶抗争”属性。
但要他们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欧洲关于“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通行论述，几乎都是参照罗马帝国模式而建立
的。而“中华型帝国（主义）”的“天下帝国模式”，却是在他们的分析视阈之外；他们
或者感到相当陌生，或者就干脆如同伏尔泰与莱布尼兹，降服于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东
方主义想像”。
在这种文化脉络下，“对天下帝国的反抗”，就他们而言，当然只能是“他者的他者”，
“他异的他异”，是全然无法在既定的理论逻辑上给予认知定性的事态。就此来说，在这
个意义上来说，欧洲左翼，对真正的21世纪的“后现代帝国（主义）”，是无力做出充分
的分析的，更遑论思考“反后现代帝国”的策略了。
尤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在天朝主义复权的时代，我们过去所知的“全球公民社会”，
也正在隐蔽地转型中。
若干知名的国际环保与人权组织，正嗷嗷待哺地等待着“一带一路”帝国扩张策略中“绿
色发展”的大饼，这点应该不是什么“绝对机密”。在这些国际环保组织、国际人权组织
的倡议或抗议行动中，屡屡会出现“中国例外论”，乃至将“中国式的例外”当作是新的
普世规范，当作是制定新的国际规范的基本前提，或许也因此不该让人诧异。
天朝学人期待着“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但我们该知道：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我们过往所知的“全球公民社会”，事实上将岌岌可危，乃至实际上迈向终结；果真如此
，下面取而代之的，就势必会是“儒官社会的国际化”。在那个历史形态中，我们今日所
知的国际环保组织和国际人权组织，都将重组为“儒官集团”的“国际随附组织”。
反天朝主义的古与今
所以，让我们彻底认清这个时代的基本“世情”：这个时代的“反帝国”的前沿，不得不
也是这个时代的“反帝国之知”的前沿；而且，这种21世纪的“反帝国之知”，正潜在地
要求着属于21世纪的“新国际主义”。
就如同吴叡人在街头演讲中说的：
“没错，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过去创造了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香港，而当香港现在面临另
一个帝国崛起扩张的危机时，聪明的香港人就利用了这个帝国主义创造的国际化地位，联
合全世界进行反击。你中国可以利用资本全球化的网络扩张，香港和台湾当然也可以反过
来利用这个全球网络进行抵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乖乖等你来宰割吗？”
是没错，当下的时刻，是21世纪的前半叶，而不是20世纪的后半叶。香港，不需要再重复
20世纪台湾作为“亚细亚的孤儿”的命运；而台湾自身，当然更不需要。
不过，要完整地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必须要能穿透汉字文化群中种种对“东方王道帝国之
物”深层的恋物癖，就必须要能始终拒绝帝国欲望的诱惑。这是为何我们这个时代的“时
代革命”，不能不是“灵魂深处的革命”。
而且，我们或许还应该注明：按照日本学者子安宣邦的系谱学批判，我们可以说，正是由
于这种对“东方王道帝国之物”的恋物癖，让20世纪的日本“左翼”去“转向”成为了皇
国法西斯。时到今日，也依旧是同样的恋物癖，构成了“脱美入中论”所透露的帝国欲望
，也构成了这种帝国欲望得以穴居藏身的终极祕境或终极幻境。
“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香港就注定灭亡。我不希望我的生活方式变得和在中国生活一样
”，27岁的香港青年Vincent Tong说。Vincent Tong不知是否曾意识到，当他这么说的时
候，他也正在向着两千两百年前反抗秦帝国的百越人，表达了最高的敬意，也正在向着一
种尚未受到帝国欲望所染著的生命形态，表达了最深的敬意。
现代的香港人与古代的百越人，携手形成了我们的星空中最美丽的星座。在这个星空下，
前面看似是没有路了。但这条路，不是无人走过。让我们牵着老子的手，牵着庄子的手，
牵着屈原的手，牵着两千两百年前反抗秦帝国的百越人的手，一起前进吧，在看似没有路
的地方，走出路来。
愿民主与自由，从此万世都不朽；愿荣光归于香港，归于台湾——归于，所有反抗“后现
代帝国”的人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