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犹未尽的思想交锋】黄湘：近三十年中国知识界与两蒋时代台湾思潮的“貌合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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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湘（见贤书院研究员）
编按：联经思想空间本月月度专题“意犹未尽的思想交锋”，由李永峰担任特约专题主编
，邀约中国知识界学者从不同角度谈论中国近三十年来思想市场的形成与消散。本文由见
贤书院研究员黄湘执笔，从两蒋时代台湾社会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思潮谈
起，讨论中国大陆知识界对这些思想脉络的呼应、以及“貌合神离”的真实状态。
* 本文原题为〈貌合神离：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两蒋时代台湾社会思潮的呼应〉
，标题为编者拟。
台湾自从20世纪90年代告别威权政治，开启民主转型以来，本土意识日渐高涨，大中国意
识日渐式微，其在两蒋时代作为“复兴基地”的历史，也日渐被人淡忘。然而，正是从上
世纪90年代开始，两蒋时代的台湾社会思潮，即便不是直接影响，也是因缘际会地呼应了
海峡彼岸的中国大陆知识界的话语建构。
然而，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两蒋时代台湾社会思潮的呼应，很大程度上属于貌合神离。本
文尝试对两者之间的关联略作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文化保守主义对国民党政权几乎未曾直言批评；自由主义一度为国民党政权所容忍，但是
后来爆发激烈冲突，新左派则始终处在国民党政权的对立面。
两蒋时代的台湾社会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两蒋时代的台湾社会所C、发展的三种主要思潮
。其中，文化保守主义对国民党政权几乎未曾直言批评；自由主义一度为国民党政权所容
忍，但是后来爆发激烈冲突，新左派则始终处在国民党政权的对立面。
文化保守主义的担纲者是以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新儒家，他们有别于将蒋介石的党国
统治吹捧为继承儒家道统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对于民主政治有明确的肯定和提倡，但是因
为将反共视为首要目标，故而并不公开质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新儒家以保存和发扬“华族历圣相承所表现的文化生命”为己任，极力批判破坏中国传统
文化的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自不待言。他们同时也批判英美自由主义，以及服膺英美自
由主义的殷海光等台湾自由主义学者。《民主评论》是新儒家在香港的言论基地，与殷海
光等自由主义者主办的刊物《自由中国》曾有激烈论战。
在新儒家看来，英美自由主义限于政治经济的范围，即在政治上推崇民主制度，在经济上
主张资本主义，既缺乏道德基础，也不具有理想性的精神自由，因此无法因应相对主义和
虚无主义的挑战，更无法抗衡共产党充满理想主义和主动精神的宏大叙事。因此，新儒家
既要抗击共产主义的红色革命，又要批判“自由世界的灰色”。
新儒家的政治纲领，是将民主政治视为新时代“外王”的必要条件，而将“内圣”的道德
实践视为“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新儒家是沿着内圣外王的理路来讲民主政治，和
自由主义以人权、自由为前提讲民主政治的路数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在台湾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台湾的第一批自由主义者是汇聚在《自由中国》半
月刊周围的一批人。20世纪40年代，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大都中立于国共两党之
外，属于第三势力，但是中共的军事胜利使得自由主义在1948年以后不再有中立的空间，
政治影响力迅速消失。储安平、张东荪等立场左倾的自由主义者作为“民主人士”留在大
陆，不久即被整肃。而《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和名誉发行人是胡适，团结在胡适身
边的自由主义者在国共斗争中的政治立场贴近国民党，实际主持《自由中国》的雷震在40
年代曾是任职于国民党政府中枢部门的官员。
从1949年办到1960年，《自由中国》一共存在了11年，开启了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宪
政民主的诉求下，这份刊物详细讨论了司法独立、宪政法统、反对党、军队国家化等问题
，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党国独裁统治有犀利的批评，雷震等人也从国民党的自己人和同路人
转变为激烈的异议者。1960年，雷震因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以及联络台湾本
土政治人物组党而被捕入狱。《自由中国》停刊，主要作者殷海光等人退回书斋。
从1962年到1965年，李敖主编的《文星》在文化领域继续了《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
文星》较少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主要是从现代化和西化的角度批判中国文化。
1965年《文星》停刊之后，1968年创办的《大学杂志》汇聚了一批以台大为中心的知识份
子，为自由主义添加了社会科学的新主题和新概念，在1973年分裂之前扮演了传承自由主
义薪火的重要角色。
1975年是台湾自由主义的转型之年。此前《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都是由
外省籍的知识精英所创办，而在这一年，台湾本省籍的康宁祥和黄信介创办了《台湾政论
》，运用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思想资源批评国民党政权。同一年，《联合报》支持创办
了《中国论坛》，再度组合了《大学杂志》的自由主义力量，以宣扬自由主义为己任，同
时也隐然与《台湾政论》的本土化倾向相抗衡。
国民党政权自从迁台以来，对于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1949以前大陆的左翼著作都采取厉禁
政策，导致左派思潮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台湾新左派的崛起，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激发，
一是1966年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二是始于1970年底的保钓运动。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陈映真等台湾左派以读书会为基础，组成了一个号称“
民主台湾联盟”的松散组织。1968年7月，国民党政权以组织聚读马列主义、鲁迅等左翼
书册及为匪宣传等罪名，逮捕了陈映真。
1970年11月，美国未经中华民国政府同意，私下将属于中国主权的钓鱼岛交给日本，从而
激起了台湾和海外华人社群反对美日新殖民主义的保钓运动。1972年，原先属于《大学杂
志》同人的陈鼓应和王晓波在台大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侵略。这标志着从自由主义群体分离出了提倡民族主义的新左派。
与保钓运动的兴起同时，1971年，来自台湾的刘进庆向东京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战后台
湾经济分析》，首次将1945年到1965年的台湾社会性质界定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台湾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上是美日的扈从，即所谓“新殖民地”，而台湾的
本土社会又具有浓重的封建性，因此，台湾走向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应当是以反帝国主义
和反封建为目标。刘进庆的博士论文1975年在日本出版，对台湾的新左派运动起到了奠基
性的作用。
陈映真1975年出狱之后，成为台湾新左派的旗手，对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有严厉的批
判。在他看来，对于国际冷战格局下的美日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无可避免地导
向如下结论：中国大陆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具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封建的正当性
。这是陈映真在多年后选择前往北京定居，并对中共历史全盘肯定的思想底色。另一方面
，曾经长期与陈映真并肩作战的尉天骢，在1977年发表的《我们的社会和民族精神》一文
中，虽然也批判美日的新殖民主义，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5、60年代以来的“西化”思潮
，而是承认“西化”思潮具有冲破“封建意识”的进步作用。这为尉天骢在晚年与陈映真
分道扬镳，批评后者生活在“梦想的乌托邦”中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中，经济自由主义只是一股支流，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的体制内
智囊角色、话语权和媒体曝光率，经济自由主义在公众心目中成为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
90年代中国大陆“告别革命”与自由主义
1978年，中国大陆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改革在最初10年引发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和
思想斗争，并由此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
，至少是精英阶层，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技术官僚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大
城市和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在“不争论”（邓小平语）和“闷声发大财
”（江泽民语）的大背景下，知识精英阶层或者下海经商挣大钱，或者向政府或企业出售
专业技能，或者竭力适应市场，或者退守书斋。
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李泽厚、刘再复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两人在1995年联袂撰写了一
部著作《告别革命》，宣称：“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
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
良而非革命。”在另一篇文章里，李泽厚列举了四个不可躐等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
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这意味着完全否定了激进主义的革命话语的空间。
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正是在“告别革命”的基调下兴起。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
物受到追捧，与其说是因为他对个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追求，不如说是因为他体现了有别
于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另一条道路。尽管在中国大陆确实有为数不少
的自由主义者确实是以追求宪政民主为己任，但是，作为一种时尚的自由主义，是和中国
最高领导层的实用主义政策纲领以及社会大众的消费主义浪潮相辅相成的。这和《自由中
国》半月刊在台湾扮演的角色相去甚远。
虽然胡适备受追捧，但是《自由中国》的灵魂人物雷震在中国大陆却罕有关注，名声甚至
远逊于作为《自由中国》主要作者之一的殷海光。毕竟雷震是一位投身现实政治的活动家
，与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潮“告别革命”的高蹈气息不合拍。
在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中，经济自由主义只是一股支流，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的体制内
智囊角色、话语权和媒体曝光率，经济自由主义在公众心目中成为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
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自由主义积极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洞开了
权贵私有化的寻租空间，加剧了贫富分化，从而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民粹主义的反对声浪。
作为崛起大国的当今中国，在共和国的外表下，其官僚体制、权力等级和精英统治与传统
王朝具有隐秘的高度相似性。
中国“大国崛起”背景下的文化保守主义
进入21世纪以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迅速回潮。解读《论语》成为流行
的电视节目，各种面向学童和成人的国学课程大行其道，文化保守主义也在知识界蔚然兴
起。之所以产生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告别革命”使得过去被革命打倒的传统文化重
获合法性和号召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大国崛起”所导致的文化自信，而且，作为
崛起大国的当今中国，在共和国的外表下，其官僚体制、权力等级和精英统治与传统王朝
具有隐秘的高度相似性。
在中国大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秋风可谓台湾新儒家的同路人。新儒家批判“自由世界
的灰色”，秋风也批评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短视和不接地气。秋风主张“儒
家宪政民生主义”，理由在于，宪政主义的目标是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制度保障，而并
不试图界定何为美好的生活，因此儒家的信仰和价值作为一种古典德性完全可以见容于宪
政主义；反过来看，儒家所构想的治理架构正是宪政主义的，因为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相当于宪政主义所主张的对于彼此尊严和自由的相互尊重，而且，儒家在
历史上虽然曾经与专制制度相捆绑，但是其王道的内核是士大夫群体的“共治体制”，符
合宪政主义。
但是像秋风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只是少数，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将宪
政体制视为西方的舶来品，主张回到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王道政治。例如，“大陆新儒
家”的代表人物蒋庆主张在宪法中确认“尧舜孔孟之道为中国立国之本”，议会实行三院
制，“通儒院”由儒教人士推举和委派产生，“庶民院”由普选和功能团体选举产生，“
国体院”由世袭和指定产生，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一会权力，法案须经三院或二
院通过才能颁行。此外，“通儒院”拥有“积极延宕否决权”，如果一个法案由“庶民院
”提出，有利于民众，但违背天道，“通儒院”不同意而予以延宕否决，此法案就不能成
为法律，例如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
显然，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与台湾新儒家大异其趣。
近30年来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两蒋时代台湾社会思潮的呼应，堪称貌合神离。这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中国大陆未能像当年台湾那样通过经济增长推动民主转型。
中国新左派：从怀旧到讴歌
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引领风骚之时，作为其对立面的新左派也同步崛
起。新左派的思想资源，表面上是来自西方的各种左翼理论，但实质上是对毛泽东时代的
怀旧。新左派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从政治腐败到社会不平等，全盘归咎于资
本主义的复辟，而西方舶来的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在他们看来无非是充满欺骗性的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
在经济自由主义积极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加剧贫富分化，损害底层民众利益的背景下，中国
大陆新左派成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民粹主义浪潮在知识界的代言人，无论是对实施市场化
改革的技术官僚群体，还是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实用主义政策纲领都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冲
击。然而，尽管中国大陆新左派与台湾新左派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批判貌似同声相
应，惺惺相惜，但是台湾新左派是通过一个“想像的乌托邦”或“想像的异邦（中华人民
共和国）”来批判执政的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而中国大陆新左派对执政的共产党及其党
国体制绝无批判之意，相反，他们要求回到传统的、被他们一厢情愿予以美化的毛泽东时
代的党国体制。
因此，有别于激进主义的台湾新左派，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充满怀旧
之情的中国大陆新左派，其实是“告别革命”的保守派。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政
策由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国进民退”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新左派把国家资本主义视
为社会主义传统的回归，从怀旧转向讴歌。如果说，中国大陆新左派曾经在与经济自由主
义的论战中扮演了呼吁社会公平的角色，那么，当他们从怀旧转向讴歌之后，这种角色便
荡然无存。
2008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国家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模式”横
空出世，中国大陆新左派俨然成为中国模式的政策设计者和理论阐释者，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描述为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奇蹟来
自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私人产权和竞争机制，中国大陆新左派恰恰是其长期的反对者。
这是一个荒诞的错位。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在2015年以后日渐放缓，正是这种错位的必然
结果。
综上所述，近30年来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两蒋时代台湾社会思潮的呼应，堪称貌合神离。
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中国大陆未能像当年台湾那样通过经济增长推动民主转
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