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法国南部塔恩区的阿尔比总教区，从中世纪起就被划分成五百零三个堂区。
但在圣神降临瞻礼这个周末，总主教若望．勒格雷（Jean Legrez）完成把教区重组为廿
一个新堂区。
这是个令人钦佩的改变。在作出这一决定时，阿尔比的总主教是跟随了法国九十三个教区
之间的总体意向；这些教区中有三分之二，已对其堂区的边界与结构作出了重大改变。
有些时候，这些改变已在存在着；譬如勒阿弗尔教区于一九七八年，已把其堂区的数目从
一百七十一个减至廿一个。
显然地，改变的目的，是为更好地组织起这些堂区，以应对司铎人数不断下降，及人口结
构的变化。
勒格雷总主教说：“这不仅反映教会的现况，也反映社会现实。而关键是在现实中要保持
稳定。”
很明显地看出，只有七十位活跃的司铎，因此，塔恩区的五百零三座圣堂能有规律地举行
礼仪，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十五年前，这些堂区已被重整为三十六个“堂区部分”。
那么，现在为何要改变呢？主要原因是要符合教会法的要求。
莱格里兹总主教说：“教规层面上，并没有‘堂区部分’这样的事。”
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已在法国各教区广传。一个新术语已应运而生，对信徒来说，这也不
总是清晰明了的，更不用说对那些与教会有一段距离的人了。
这些表达还包括“堂区小组”、“堂区部分”，甚至“本地团体”。最近，像“传教标竿
”乃至“感恩祭的发射极点”等术语，已在法国北部的雷恩区开始流行起来。
依撒伯尔．阿巴尔（Elisabeth Abbal）是一份有关堂区的博士论文的作者，她说，“人
们正在寻找不同形式的区域性组织”，而表达的多样性阐明在面对逆境时，各教区的“想
像力”。
她说：“今天，人们优先选择‘标竿’的模式；即是一个“中心位置”向着它的地区教友
有需要覆蓋到。”
但阿巴尔指出，但这模式也造成其他难题，就是一开始的事实就是最终结果形成了“教会
沙漠”。
她说：“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也有权利传福音。”
虽然当地教会已展示出巨大的创造力，但这往往是因为他们被迫着要如此做。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阻止某些主教们在努力面对挑战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在某些地方，十五或廿年前所创立的“新堂区”实际上已显得太大，它们现在也得改变。
芒德教区，这包括法国中央高地区的洛泽尔省，再不仅仅划分为五个堂区。
二零一七年年尾，卢昂教区决定该区的某些部分，甚至将不再拥有堂区的地位。
多明我．勒布伦（Dominique Lebrun）总主教宣布它们为“传教地”，以减轻司铎们的负
担。
同样，在法国中部科雷兹省的蒂勒教区，其主教方济各．贝斯蒂翁（Francis Bestion）
于二零一六年决定，把教区划分为四个“传教区域”，每个空间都由一司铎团队共同管理
几十间圣堂。
阿巴尔视这些发展为“回到早期教会在我国的区域性”。
她说：“在五、六世纪间，高卢教区的基督宗教就是从这些城市开始的。”
因没有司铎能定期到来，教区便开始依靠教友来推动他们当地的团体；然而，这一模式还
有待考验。
阿巴尔说：“显然地，我们缺乏司铎，但我们也将缺少愿付出的教友。”
另一方面，勒格雷总主教希望，新堂区的构成能确实唤起阿尔比“教友的苏醒”。
她说：“他们需要意识到，他们在传递信仰中所起的作用。现在许多人来到教堂，仍只是
把自己当作‘消费者’。”
这些问题很容易导致悲观主义，这是为何普瓦捷总教区的帕斯卡尔．温策尔（Pascal
Wintzer）总主教坚持要把问题放进“合适的背景”下来处理。
他说，“重组在管理、行政与财务上都是有利的”，“但这并非为福传；福传不仅仅是区
域网络的问题”。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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