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最近，我受邀参加一个小型论坛，讨论什么是“中国境域”，主办方给我发的
电子邮件中，用“国境在那里，中国在这里”这样两句很有意思的话，来暗示这个
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国境”和“中国”，我很快理解为，这暗示了“国境﹙政治领
土的范围﹚”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空间﹚”的差异，这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曾
经撰文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当我看到邮件的时候，一方面想起了杜甫的那句诗
“国破山河在”，和明末士大夫说的“非亡国，乃亡天下”，觉得“山河”、“国
”和“天下”，似乎在传统中国的观念世界里，有些不一样。一方面想起了近代以
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和周边世界关于国界、疆域、历史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间，
也涉及到了“国境”、“国家”和“中国”，也就是历史疆域、政治版图和文化空
间的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感想：
一、国境的话题：不止是钓鱼岛、南沙群岛、麦克马洪线
关于国境和国家，是一个绝大的话题，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现在存在领土争
端的那些地方。比如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争议的钓鱼岛，中国和越南、印尼之间有争
议的南沙群岛，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等等。
不妨从近年来的韩国历史教科书说起。这些年来，历史教科书常常成为关注的
话题，是因为培养和铸造年轻国民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认同的历史教材，由于不可避
免地要涉及文化和民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主流、历史疆域和民族空间等等问题
，在各种教材中最容易引起认同、激动和冲突。而韩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出现
了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说法，一方面表明在思想领域中，韩国国内激烈的民族主义
情绪，一方面说明在知识世界中，韩国历史认知和中国历史认知之间的冲突。比如
，朝鲜比中国历史悠久，檀君的故事和传说，高句丽在唐宋时代的版图的夸张说法
等等。其实，人们早已经注意到，自从东北工程和高句丽申遗以来的种种争论。这
表明国境、国家的问题，在看上去疆域已经划定的现代，仍然有很多历史阴影在纠
缠，这使得现代存在于历史中，历史存在于现代中。
比韩国要早得多，日本对于“中国”疆域合法性的质疑从明治年间就开始了，
那个时代，追随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潮流和“亚洲主义”
意识的崛起，日本一部分东洋学研究者，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四裔”如朝鲜、蒙古
、满洲、西藏、新疆有格外的关注，而不再把中国各王朝看成是笼罩边疆和异族的
同一体，一方面是把这一原本只是学术研究的取向，逐渐变成一种瓦解中国现代国
家合法性的观念，这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比如1923年，矢野
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
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
。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他更在广岛大学的系列报告中提出了超
越中国，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此年以《大东亚史的构想》为题出版。恐
怕，这种想法至今还有很多痕迹依然留存。
关于国家疆域的现实问题，不仅会以“历史”的形式反复出现，而且会在“当
下”的不同时段反复浮现。这些问题不仅在东北亚出现，而且弄不好还会出现在四
面八方，比如东突问题、西藏问题、蒙古问题，当然还有台湾的问题，显然，原本
在现实政治意义上具有合法性的“国境”，在面临种种质疑，而在历史上和文化上
本来天经地义的“中国”也在面临种种挑战。正如过去我在题为《重建有关中国的
历史论述》的论文中说的，这挑战还不仅仅来自现实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甚至
还来自种种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的，比如来自东亚史或区域史、征服王朝史、同心圆
理论、后现代历史学等等。这个问题需要郑重讨论。
二、国境、国家、近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特殊性或者是普遍性
要讨论这个话题，先得从所谓“民族国家”究竟何时形成说起。因为，所谓合
法政治领土的“国境”概念，据说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而传统帝国是无所
谓疆域的合法性的，而一般理论界的说法，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从欧洲近代开始的。
在目前所看到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种种论述中，基本上是以近代欧洲为背景的。
所以，在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一开头罗列的“可以作为学子初入门的参考”的书单，
除了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之外，基本上都是讨论欧洲历史的。可是，这种关
于民族国家的讨论是否能够适用于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呢？
我一直觉得，中国历史不必按照欧洲历史来截长续短。中国式的近代民族国家
，大概从宋代就开始形成，这恐怕比欧洲时间还早。当年，Morris Rossabi编了一
部讨论宋代中国国际关系的论文集，名China among Equals，意思是从那个时代开
始“中国棋逢对手”(也有人译为“势均力敌国家中的中国”)，正如它的副题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 显示的那样，10世
纪到14世纪，中国和邻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宋代，中国不像以前的唐帝
国那样笼罩天下，北方的辽和西北的夏，后来的女真与更后来的蒙古，逐渐使它成
为“诸国”中的“一国”。尽管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在
宋真宗以后的宋、辽间外交文书，已经常用“南北朝”、“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
丹皇帝阙下”的说法，所以，陶晋生指出宋人有“多元国际系统”，“宋人对于国
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力
的界限’的看法”。
这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国境”，也有了国与国对等外交的意识，在宋
史中我们看到，“勘界”即边界的划分，“互市”即边界开设的等价贸易，“聘礼
”即对等国家使节的礼仪等等，都开始告诉人们“对等国家”的存在，这在唐以前
的中国是几乎没有的。这一民族和国家边界意识的形成，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国主要
是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他国”与“异国”，严肃面对的结果是三个：第一
个结果是，他们开始对“出入(国)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边界之外，他们还要限
制“外国人”的居住区域，要限制“中国人”的外出范围，涉及技术性的书籍和通
晓这类知识的士人，不能出境到异族区域，以免知识和技术的外传，这说明知识、
人员和国土，已经与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有了严格的边界。第二个结果是，国家的
完整性和正当性成了不容置疑的“国是”，如果说唐代人还可以对“敌国”表示好
感，对那些对外战争表示反感，那么到了宋代，“爱国”在政治、社会甚至文学领
域中都有了绝对的正当性。第三个结果是，对于外来的宗教、习俗和其他文明，汉
族士人有了一种基于民族立场的警惕，他们不再像唐人那样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些新
鲜东西，而是怀着戒惧的心情，对外来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态
度﹙如佛教、火葬、胡服﹚。这与宋代始终处在异族威胁下有关，对于异文明的抵
制普遍地表现在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北宋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儒学中的“攘夷
论”、理学中特别凸显的“道统”说，都在从各种角度重新建构著汉族文明的边界
，拒斥着异文明的入侵和渗透。
因此我们说，从文化的意义上说，近代民族国家疆域和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
起，在中国反而比欧洲早，所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说，宋代是中国的
“近世”。通常人们常常觉得，欧洲的“近代”，也包括“近代民族国家”要比中
国更早形成。也许，欧洲的民族国家确实是近代的事情，然而，中国的民族国家，
在很多方面和欧洲不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在中国也找不到，但是，为什
么欧洲才是“普遍”的而中国就是“特殊”的呢？也许，中国这种民族国家形成史
，也是同样合理而自然的一个生成过程。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早已形成轮廓。
三 什么是近代的“民族国家”？欧洲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
综合各种现代的理论，一般认为，与传统帝国不同，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是：
一、有明确的国境存在；二、有国家主权意识；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
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
空间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五、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
但这是以欧洲尤其是近代欧洲的历史为思考背景的定义，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
诸国特别是中国。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
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语言、伦理、风俗和政治就开始把民族在这
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
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
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
国”的意识中，有着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
“帝国”的想像，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传统中央帝国意
识依然残存于近代民族国家，这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也许，很多人会想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觉得古代中国
以朝贡体制想像世界，并不曾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边界。但是，现在的研究表
明，古代中国在很早就形成了以汉族文明为主流，汉族生活区域为中心，只是通过
朝贡、羁縻、册封、征服等等形式，维系周边异族和区域，构成“中心清晰、周边
移动”的民族国家，仔细考察可以知道，这种观念中的“天下”，常常只是一种想
像，并不一定是实际处理“中国”的国家与国际问题的制度或准则。这当然是一个
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简单地说，大体上可以注意三点：(一)中国以汉族为中
心的族群与国家，在地域空间上是重叠的，这使得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很容易清
晰地固定下来。前面说到，从宋代起，在辽夏金元压迫下的勘界行为、海外贸易确
立的各种制度，和清晰的知识与财富的界限，加上和、战之间的外交谈判，已经使
宋代中国就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二)由于同一性伦理的逐渐确立，宋
代以来建立的历史传统、观念形态和文化认同，已经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
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华夷”之辩、所谓“正统”之争、所谓“遗民”
意识，在宋代以后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国家意识的产物。(三)从宋到清，中国在
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尤其是自明清以后，明清王朝、朝鲜、日本等国家
之间的互相交涉，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国际”，只是这个“国际”原本的秩序，
在后来另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冲击下逐渐崩溃，终于被取代和遗忘而已。
四 历史、文化和政治：三种认识国境、国家与中国的维度
因此，关于“国境”、“国家”与“中国”，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
首先，在历史意义上来看“国境”、“国家”与“中国”，首先要明确，
现在谈论历史上的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国境”
就是当时的“疆域”，因此完全可以坦然承认，历史上的“国境”是移动的，
古代“中国”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王朝，由于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
情，因此历代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疆域即空间边界是常常变化的。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的各个时代的中国。因此，
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境来反观历史中国，否则，我们难道要恢复
汉唐时代的庞大疆域，甚至是蒙元时代无远弗届的广大领土？抑或回到长城之
内甚至固守南宋的半壁江山？如果有这种对于历史的豁达看法，那么，高句丽
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必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
图”，现在的东北、西藏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
上它们却并不一定是汉唐宋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
来看待现代中国，不必觉得历史上安南曾经内附、蒙古曾经由清帝国管辖、琉
球曾经进贡，就觉得现在无法容忍和理解现代越南的独立、外蒙古与内蒙古的
分离，和琉球最后归于日本，同理，韩国人也不必因为原来曾经属于高句丽的
东北部分地区，现在已经归入中国版图，成了中国合法边境内的地区，而觉得
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其次，在文化意义上来看“国境”与“中国”，应当承认，中国是一个相
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
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
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
调“从民族国家(中国)拯救历史”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
，使得这一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
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从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
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像的”，所谓“想像的共同体”
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当然这种“文化”有时是超
越国境的，它随着这一文化共同体中人群的流动和迁徙，形成超越国家、却享
有共同文化、彼此可以认同的文化群体。
再次，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境”是应
当尊重的对政治领土的规定，它标志着一个合法政府的控制范围，在这个政府
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对它的蔑视都会
受到回击。
最后需要指出，“国家”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的。有时人们口中的“中国”
常常只是等同于一个“王朝”，或者常常只是某一“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
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
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
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过去，“朕即国家”的观念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
人们也不再认为皇帝可以代表国家了，可是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了
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了天经地义的祖国，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
恰恰都来自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
http://view.news.qq.com/a/20070828/0000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