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初期佛教文献研究，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人观点心得。
关心佛学与佛教教义与传诵历史的许多人可能都知道，佛教有共同传说的第一次与第二次结集，经藏方面现存的部派诵本有北传的四阿含（藏传有零星经文）与南传的五部尼柯耶，以上这些应该都没有太多问题。
第一次结集虽然学术方面的宗教历史学界没有共识，但不分部派的所有声闻佛教的传诵都说有此次结集，也都说所传诵的就是经与律，创教者兼本师入灭后弟子们即时结集保留其教说教义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也符合佛教声闻弟子的需求，因此要从少部分薄弱的佐证与推论去说没有此第一次结集，在我看来这种假说反而是需要有更多更好的理由与佐证的。
再来就是，第二次结集距离佛灭后的第一次结集已经约百年（南传传说第三次结集距离佛灭为两百多年，但五师相承到阿育王时应以一百多年左右较为合理）。在这一百年之间，印度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环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佛教教内的状况与教外的各宗教哲学学派教派乃至于僧团化区的人文地理环境也逐渐产生钜变。
常见到的所谓第二次结集后随即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之说，可惜许多人都不知道在声闻（部派）佛教现存的文本当中其实只有南传佛教的藏外文献《岛史》（甚至连三藏都不算）是这么写的。西南方优禅尼僧团（分别说部的前身）及其分出的律藏（四分律、五分律、巴利律）乃至北方摩偷罗僧团（说一切有部的前身）的律藏（十诵律）所记载的是十事非法，而东方毘舍离僧团（大众部的前身）所记载的只有抓持金银这一件事承认非法（说一切有部后来所传说的五事异法，以及大众部后来所传说的新律与旧律之争，在我看来更像是显示他们所重视的分别是经藏与律藏的实质
内容，同时将破僧／部派分裂的罪名归咎到对手部派）。
明明东西（北）两（三）方僧团并没有完全的共识，但却还能够和合布萨承认是一个整体的和合僧团，因此个人会假设距离第一次结集约百年的第二次结集三方僧团早已实际在经律上面无法维持完全一致的共说，某些传说中的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结集之间完全不变的如法如律的未破法轮僧的僧团已经某种程度不尽如是，小小戒可舍与佛所已制未制皆不变动的思想彼此之间的差异早已经无法忽视，第二次结集的僧团（们）所做的其实是一个寻找共识同时扩大经律二藏编辑内容的形式上和合僧团的一同行事的不破羯磨僧的努力过程。日本的研究者佐佐木闲认为破僧的定义（从破法
轮僧变成破羯磨僧）改变的时间是在阿育王时期，但个人管见以为由上方纪录可能即可看出第二次结集时东西（北）两（三）方僧团所使用的其实就已经是未破羯磨僧而和合布萨的定义了。
至于论藏，各部派之间对于第二次结集时是否已经集出／由谁集出／实际内容为何，可以说是没有一致的共识。近日也曾写到过，由可能是法藏部的《舍利弗阿毘昙论》、南传佛教的《分别论》以及说一切有部的《法蕴足论》当中的本母／教义纲要可以看出，这三本《论》在部派佛教初期的发展如印顺导师所言，是以修行的圣道为主的内容的发展（包含本母项目的新增以及既有项目的重新定义）。个人尤其特别注意的是，南北传传统中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当然都被这三本《论》同时也被南北传的经藏内容包括在其
中。但若仔细观察南北传在杂阿含与相应部的力相应部份的经文的话，竟然可以发现南北传力相应的经文当中竟然没有任何一篇是可以对应起来的；换句话说，或许在第二次结集时，摩偷罗僧团／说一切有部与优禅尼僧团／分别说部之间，对于力相应的实际传诵内容是没有共识的，唯一的共识可能就是“要有力相应的这一个本母／经说纲要项目”而已。
如果在现存的各部派初期的《论》的发展是针对于修行道品本母项目乃至实际内容的新增教说传诵的话，那么个人猜测这个“新增道品教说”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自第二次结集后乃至所谓的第三次（分别说部自部）结集之后才突然展开的变化，而是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结集的百年之间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来的趋势；换句话说，现存的经藏当中关于道品相关的经说内容有些可能并不是在第一次结集而是在第二次结集之后才集出的教说。
印顺导师在《华雨集》第四册〈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曾说到关于四阿含与四部之前身的四个不同主旨说明（…南传佛教的觉音三藏，我没有能力读他的著作，但从他四部（阿含）注释书名中，得到了启发。他的四部注释，《长部》注名“吉祥悦意”，《中部》注名“破斥犹豫”，《相应（即“杂”）部》注名“显扬真义”，《增支部》注名“满足希求”。四部注的名称，显然与龙树所说的四悉檀（四宗、四理趣）有关，如“显扬真义”与第一义悉檀，“破斥犹豫”与对治悉檀，“满足希求”与各各为人（生善）悉檀，“吉祥悦意”与世界悉檀。深信这是古代传来的，对结
集而分为四部阿含表示各部所有的主要宗趣…），若假设北传四阿含与南传四部尼柯耶的共同前身也就是经藏确实是在第二次结集时所集出的话，那么更可以表现出第二次结集时佛教教内关于经说思想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