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我离开妳到国外留学，这里的空气干一些、这里的地大一些、这里的人们高一些，但我的思念从来就没有少过一些。
日夜颠倒了之后，我分不清黄昏与清晨；妳也开始变了，岛上的人们说起不同的话，有的人手上拿着麦克风，他只要轻轻地说、和善地说，声音就会盖过台下站立的人群──即使他们拼命嘶吼。有更多的人甚至不说话了，他们或坐或卧，事不关己地等在旁边，像是期盼一出戏有个结尾。
我开始觉得困惑，记忆中的妳，从来就不是这样的。成长的日子里，妳提供了我最好的医疗照护，让我受了最好的教育，此时我望向妳，期盼能再一次从妳身上得到答案，可妳只是轻轻地笑了笑，从此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妳沉默以后，人们吵的越发凶了。我迷失在嘈杂的声音之间，我再也不想去分辨回家的方向。
也许就这样吧，不需要有什么答案，静静等在旁边似乎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不用绞尽脑汁想出震天价响的说词，也不用疯狂地挥舞着手吸引注意。相隔万哩，看着妳身上的阴晴圆缺，却再也不过节。我甚至算不上是卫星的卫星。
直到一天，我在新闻一群卧轨上的工人里，看见了我父亲的身影。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每天的生活就是开着堆高机，忍受刺鼻的橡胶味，在震耳欲聋的环境下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印象中撑起整个家的他，此时竟已摇摇晃晃。但他还是趴在铁轨上，试着用仅剩的气力，阻止无情的巨轮轰隆辗毁他小小的安稳生活。月台的长椅上有一些人，坐的直挺挺的劝说，试图中止这么危险的举动，他们不敢弯腰去扶您起身，他们怕自己的帽子也像您一样掉到幽邃的轨上。倚著墙的人也有一些，冷冷等待事情结束，脑海里想着等会要拿张误点証明。但毕竟轨上的人不是他，我住的地方也
不用铁路；我只是看着，然后希望那列火车不要真的驶过。
直到一天，我看见一对哭泣的母女。她们因为面对了最黑暗的死亡而落泪，我无法想像我的至亲要会如何面对这样幽邃的缺憾。这次台上的人温柔地表示了关心，也鞠了躬试图抚慰一条早逝的人命。可是、可是他们说不清他的死因，唱片机的钢针被偷偷换去，粗暴抹去所有痕迹，咿啊咿啊的，自此放送头再也歌不出曲。忍不住我走进人群，夏月夜晚，星光烁烁，歌声朗朗，银色十字架照亮了阴暗的寝室；我参在他们里头，一起分担这份巨大的冤屈，拼凑那些遗失的证据。
直到一天，我看见教室里的同学们冲了出去，他们举著标语，抗议政府的横断独行；他们坐在白天黑夜的柏油路上，坚定的呼喊著民主的样貌，他们说他们有责任说出不对的东西。这次出来面对他们的人没有戴上微笑的面具，反而装备着精良的武力。路灯暗了几盏，让出一片漆黑，警察一棍一棍地往死里揍，仿佛身处父母口中数十年前那个要你噤声的社会。再也忍不住我冲进人群，谢谢他们行动的勇气。人群里有歌者有舞者，有辩者有医者；什么都不是的我只能更大声朗读，把一篇篇文章读在人潮汹涌的车站里，读进上课的教室里，读入家庭的客厅里。
再次回头看妳，却忘了此时已是岛的深夜。妳熟睡之时，无论是说话的不说话的，都不再争辩。静到突然，不分台上台下，不分男女老幼，都哼起了岛上传唱数代的摇篮曲，每个人都知道，日头一出，妳就又长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