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elaludwig.pixnet.net/blog/post/36130787
从《罪与罚》到《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任何读过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重要作品的人，都不
得不佩服他对恶的问题思考及刻画之深，而《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宗教大审判官〉一节，甚至是宗教哲
学中最喜欢引用的范例之一。那么对于杜氏而言，问题究竟是否有解
？甚至对一般人而言，我们是否可能在宗教以外找到问题的解答？这
个问题对杜氏以及被他的作品所震撼到的读者而言，是活着的时候最
深刻难解却也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张力在《罪与罚》的结局中达到最高峰。在结局中，
我们不知道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主角究竟是否真的忏悔了；尽管
主角自己向女主角索取了福音书，但却放在枕头底下一次也没翻开过
。他的脑海中只有浮现过这样的想法：“难道她的信念现在就不能成
为我的信念？至少，她的感情，她的志向，......。”或许会使得主
角不愿意翻开福音书的原因是：尽管罪和罪不能抵销，因此放高利贷
的人并不代表她就死有余辜；但放高利贷压迫穷学生是真的难以让人
忍受，正如台湾的高房价一般。
但主角脑海中的念头，其实正是杜氏的思想核心之所在：既然活
著很痛苦是真的，那么爱也是真的，情况就像不同的罪行无法抵销那
样。也因此在《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结局里，杜氏提供了一个不是
解答的解答：他让老三和小朋友们透过参加穷男孩的丧礼聚集在一起
，让老三发表巨石旁的演说。无论是否受到圣经对小朋友的正面形象
描述影响，杜氏大抵自己也是个极热爱小朋友的人，因此他不只在〈
宗教大审判官〉一节中，引用俄国当时有地主让猎犬吃掉偷吃食物的
仆人的孩子的社会新闻，来指出如果有上帝，那么为何会有无辜的小
孩遭受不合比例的虐杀这样的罪恶存在；在结局中，他也让小朋友们
宛如天使一般聚集在老三的身旁，让老三称呼这群小朋友为小鸽子们
，而让演讲以至于整个故事在小朋友的欢呼声中结束。
从文学的写实主义到电影的新写实主义
而对于儿童意象的使用，也从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路延续到电影
的新写实主义，但是操作手法比较多都选择以负面刻画，即透过儿童
的受苦受难以凸显出生活的艰困和不公平，这大抵和巨石旁的演说这
类的桥段因为篇幅太长而不适合放在电影上有关。其中最显著的例子
为新写实的名作《自行车失窃记》其编剧Zavattini，他在这部作品中让
小男孩Bruto和爸爸一起在意大利的街道上寻找失窃的脚踏车，试着转
换成和当今社会相符的场景：爸爸只领最低薪资，但是赖以维生的机
车却被偷了，因此爸爸只能带着孩子四处寻找机车，否则根本无法工
作餬口；而在过程中肚子饿了只能勉强果腹和看着隔壁桌的大餐流口
水......情境的种种细节都让Bruto在片中喊著爸爸时让人感到心酸和
难过。
而Zavattini除了编剧以外，自己也有过同时编导的经验。《城市
爱情故事》（L'amore in citta; Love in the City）是集结数位义
大利导演们所拍摄的同一主题短片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安
东尼奥尼（Antonioni）和费里尼（Fellini）的段落，而这部新写实
主义的作品和当今的《巴黎我爱你》或是《纽约我爱你》风格大异其
趣，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在刻画都市化后现实对爱情的摧残，例如安东
尼奥尼就是以为了爱情而自杀为主题，而费里尼则是以婚友社为主题
。至于Zavattini的部分则取材当时意大利的真实社会案件：一位未婚
妈妈由于其身分导致失业而无力扶养他的儿子，因而在情急之下弃养
了他的儿子，但随即反悔主动向安置他的儿子的教会联络，也因此遭
到逮捕判刑。而这段作品不但使用了当时的报纸，甚至演员就是当事
者本人，因此尽管拟真但却极富争议。但无论如何，这部作品都刻划
出未婚妈妈往往会有的辛酸：自然未必总是公平的，例如性行为导致
怀孕，比较不负责任的男性会选择一走了之，只留下女性一个人担负
起所有的责任。而许多的社会现象正是环绕在此一两性生理差异上所
建立起来的，例如华人传统下的社会，父母对女儿的人身安全和交往
状况，往往会比对儿子有更多的要求和约束；仔细追究其原因便可发
现上述的解答。然而更叫人不堪的是：这样的悲剧其肇事者正是妻小
的父亲／伴侣本人！
新写实主义对台湾生育津贴政策的警示
可悲的是，当笔者观赏完《城市爱情故事》后，隔天便看到重复
此一悲剧的政策：“11县市生育津贴 不给未婚妈妈”（连结请见：
http://tinyurl.com/3tqr53m）。试问：这样的政策如果是一种惩罚
，那么它真的惩罚到真正因为逃避责任而该惩罚的人了吗？而且作为
一项社福政策，其目的是否在于透过社会既定而未加以反思的价值观
，而对该价值观所歧视的现象进行惩罚？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项社
会福利政策根本就不应该为了减少发放补助的数量，而对补助对象进
行未经审慎反思的价值判断。更进一步地试问：如果政府不能审慎地
反思这些社会上不经思考而约定俗成的价值观，那么间接民主和直接
民主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行使公权力的政府机关真的有发挥其专业以
尽其职责吗？这不是一句“地方政府自筹财源，中央无法强制统一”
就可以带过的，如果政府官员真正地体认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因为
这样的政策问题尽管和经费有关，但基于经费考量的结果却是本末倒
置，而未能帮助到有些真正也需要获得帮助的人。
当然，如果公仆不争气，人民作为公仆的主人便要发挥监督的力
量，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给仆人的薪水以及作为一个主人所应该享有
的权利；而这也是为何笔者虽然身为男性，但仍然写了这篇文章，以
参与这项和笔者永远扯不上关系的政策的讨论和监督。但只有笔者一
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笔者也在此希望有更多看到这篇文章的人，
能够持续关注此一议题而让台湾社会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