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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ansss (新天堂乐园) 看板: documentary
标题: [专文] 纪录电影三十载
时间: Sun Jul 27 15:06:17 2008
原文刊于“第三十届金穗奖特刊”
http://blog.sina.com.tw/30gh/
纪录电影三十载
文／李泳泉
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乡土文学犹在论战，高速公路全线通车，铁路电气化自强
号上路，黄信介等成立“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行政院通过开放观光护照，美国宣
布与中国建交……。在那样跃动的年代里，“实验电影金穗奖”的出现，并未太惹人
注意，王菊金的《风车》则一枝独秀，颇受瞩目。
纪录片的黑暗期
纪录片方面，陈维寿的《大自然的舞姬——台湾之蝴蝶世界》也算令人眼睛一亮的异
数。但是，从《复兴岗上》、《国父建国与中华民国》和《脑血管重整术——浅颞动
脉与中脑动脉吻合术》这类作品也在获奖之列，或可略知昔时“统统有奖”是怎样的
心虚与保守。然后，或者因为对“实验电影”的界定仍莫衷一是；16mm的器材与技术
在国内相关科系院校仍未成熟，且成本过高；以及8mm影片在纪录片制作上的侷限太大
，接下来几年，纪录片几乎完全停摆。
1982年，井迎瑞《现代人》和郑湛《这里的一天》这两部8mm纪录片，才让我们得以在
《综合月刊》、《中国绘画与技法》等16mm纪录片的迂拙气氛下感受到几许清新与热情
。1983年，李道明《爱犬何处归》既有感性的笔触，又有知性的辩证，大可成为典范，
却似乎未引起应有的回响。也许由于该片在美国摄制，英语发音；抑或国人对于纪录片
的刻板认知尚未松绑。另外，1982、83年，正值“台湾新电影”兴起，更多作者自然以
剧情片为目标；之前已有王菊金，金穗奖而优则金马奖；其后，万仁、柯一正和麦大杰
等，也在剧情长片上大展身手。对许多有志电影或影视科系的学子而言，金穗奖已然成
为进军“大电影”的踏板。从未成为关注焦点的纪录片，遂难逃愈益边缘化的宿命。直
到1989年，主办单位终于将“录影带”纳入金穗奖的奖励范围。其间所见的纪录片，除
了如高重黎等少数创作者那种较个人的、散文式的、家庭电影式的、略带实验性质的8mm
作品还别有一番风味外，大抵还是不脱《古蹟》、《郭义文陶艺世界》那类窠臼。
“纪录录影带时代”来临
1989年，金穗奖接纳了录影带，同时，我们发现8mm影片只再撑了三年，便被迫淘汰了。
1986、87年解严前后，台湾社会力的迸放，摄录影机、录影带扮演了很重要的推手。全
景映像工作室的《月亮的小孩》于1990年一炮打响，轰动全国；加上“台北电影奖”的
前身“中时晚报电影奖”中，林正盛的《老周、老汪、阿海和他的四个工人》也大放异
彩；凡此，都足以理直气壮宣告“纪录录影带时代”的到临。
然而，台湾纪录片稳健勃发的盛景，却也未能如实反映在金穗奖上。究其原因，最关键
者应在于金穗奖的定位。如李道明《人民的声音》、胡台丽《兰屿观点》和《穿过婆家
村》等，大致属“金马奖”级；全景映像工作室的“人间灯火”系列、“生命映像”系
列和“萤火虫映像体”的作品（如董振良《反攻历史》等）适合“金带奖”；林正盛继
《老周、老汪、阿海和他的四个工人》之后的力作《美丽在唱歌》、《阿丰阿燕的孔雀
地》以及罗兴阶、李孟哲的工运纪实《朱教授老板的暑假作业》等，片长太长，还好有
“中时晚报电影奖”可以收留。然后“金带奖”取消了，继之而设的“优良地方文化纪
录影带奖”办了几年竟也无疾而终；“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得以颁给国内作品的奖
项实在有限。大约要到1998年，金穗奖的纪录录影带类总算有了丰硕的成果。
题材单一，温情有余
1990年，当《月亮的小孩》让无数观众感动涕零时，洪智育的《伤口‧历史》检视了中
国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台湾的救国团式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应足以引发知性的反思
，展拓纪录片更宽广的可能。1992年陈德斌《我们要去拍纪录片——关于十三行》，技
术上虽嫌青涩，作者探索议题的向度倒是深具启发性。可惜的是，在解严后台湾如此澎
湃涌动的社会力，已有“绿色小组”、“第三映像”和“新台湾社运工作室”等，对政
治、社会运动的冲击效应，终究未能带动全面性的政治社会纪录片创作热潮。难怪郭力
昕在〈不碰政治的台湾纪录片文化——“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的启发〉一文中的感
叹：“……是什么奇怪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其他看不见的因素，使学生们普遍不碰政治
，或者缺乏比较宏观的取材视野与探触硬议题的意愿？在多年来被政治或泛政治文化上
全面席卷的台湾社会里……，这毋宁是个尴尬的怪事。”1995年陈荣显的《台湾军人》
和96年董振良的《长枪直入》，算是其中寥寥可数的另类了。
1994年郭静芳的《阿妈的故事》将摄影机对准自己的祖母，呈现台湾人的成长记忆，及
其对年轻一代的启蒙。1996年黄敏尉的《福州山脚下的故事》，则取法林正盛，安静深
情地观照着外省族裔的生活点滴。两部片子都算委婉动人，但多少仍侷限于个人的感性
抒怀，未能有更进一步地结构性、社会性的辩证。这类取材自己家人、邻居或其他对象
的生活写真，因为方便、讨好，而且往往不需太深层的社会理解，遂成为初试身手者，
特别是相关科系学生最常处理的题材。其中，除了李靖惠《家在何方》和曾文珍《我的
回家作业》的形式、内容大抵还交织成趣外，数以拖拉库计的阿公阿妈、左邻右舍纪录
片，多半还是画地自限，还是不食人间烟火。
1997年萧菊贞的《阳光爱情》，其实和她93年《博盛，这孩子》都是类全景的温馨关怀
弱势的路子。在拍摄上不见多少巧思，或者够细致的作者与对象的互动；在剪接或形式
结构上也并未深刻呈现或辩证，较诸萧菊贞后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红叶传奇》和《银簪
子》，实属平庸之作。自《月亮的小孩》以降，这种不上不下，温情洋溢，却容易流于
虚矫的“感恩”之作，实在是不胜枚举。
纪录片繁花盛开
纪录片在金穗奖终于百花齐放，是1998年。这一年，非但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所学生
作品的质与量都颇可观，如杨力州的《打火兄弟》；文建会委托全景映像工作室培训的
影像纪录者成果更令人刮目相看︰林为道《石壁部落的衣服》、杨明辉《请给我一份工
作》、比令亚布《土地到哪里去了》，是十余部掷地有声的作品中的三部，技巧或叙事
容或略有参差，但生猛、幽默又发人深省，这几部原住民的作品的确让我们（特别是汉
族）眼界大开。《打火兄弟》有些接近“从生活中捕捉到戏剧”的“直接电影”。杨力
州的镜头充满奋不顾身的爆发力，叙事结构的思考缜密，却丝毫不显斧凿，剪接节奏的
掌握精准自然，让我们发现：原来纪录片可以如此肆意挥洒，又如此一气呵成。
1999年，吴耀东的摄影机转向同学，就其同志身份、身罹爱滋与饱受精神折磨，创作出
“真实中有虚构、虚构中有真实”的假纪录片，呈现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权力／操控
关系，让观众在被作者操弄的同时，一方面对纪录片本质产生怀疑辩证，一方面对于人
类生存的意义有着深沉、酸苦的体会。这部《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在近年台湾纪录片
的发展上，绝对是令人斟酌再三的力作。
2000年的成绩一样显赫。梁皆得《菱池倩影》是世界级的生态纪录；马耀．比吼（彭世
生）的《季．拉黑子》让我们见识这位崭新的原住民作者又一力作；陈怡君《苦力．艺
术家》、杨力州《我爱（080）》也各擅胜场。这一年，最耀眼的，或许是汤湘竹的《
海有多深》。作者观察十五岁离开兰屿到台湾工作打混，近二十年后拖着中风后逐渐复
原的身躯回乡造屋的马目诺；台湾街头对比著故乡海底，也对比著在香港异乡工作的汤
湘竹自己。悠缓从容，诗情洋溢，同时对现今原住民的命运有着具体而微地揭露与喟叹
。本片与汤湘竹两年后的杰作《山有多高》已然是台湾纪录片的双峰。
新世纪的台湾纪录图像
世纪之交，台湾出现了《流离岛影》系列，十二部长短不一、风格各异的作品，摆明了
对国内“主流纪录片”的挑战。其中《西屿坪》导演透过自己与岛上居民莞尔的互动，
呈现某种尽在不言中的、卑微和尊严交织的生命态度，不无“见山又是山”的极简领悟
。《噤声三角》运用各种角度的静照般画面，搭配各式人文的、生态的、冷调幽微的文
字呈现，拼贴出荒疏的岛屿图像，在金穗奖以“最佳实验短片”胜出，或亦可视之为充
满实验精神的纪实诗篇。另一部《03：04》则略有导演黄庭辅的《指月记》先声的况味
。《指月记》有大量的微观特写，观察记录艋舺龙山寺周遭的人、事、物，对应着令人
慌悚不安的极简风的音乐，将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去熟悉化”，让我们于某种催眠
的心神样态中反观自我。这样的笃定坚持，终于臻至海阔天空。
每一届评审，当然，铁定会有遗珠；作为二十九届的回顾，更难免挂一漏万。无论是《
极端宝岛》、《寻找1946消失的日本飞机》、《贡寮，你好吗？》，抑或《无米乐》、
《部落之音》、《翻滚吧！男孩》、《石头梦》等等，都是台湾纪录片中闪亮的星星。
最后，当我们体认到这些年来台湾纪录片从“几无”到“有”，从单薄贫血到丰美多样
，我们是否可以如郭力昕的期待：“……台湾未来的纪录片作者，也许可以不再回避政
治问题，能够没有阴影、不受特定现实政治利益牵绊地探讨、反省政治。”在这样的心
情下，我决定再推荐2001年获金穗奖的《岛国杀人纪事》。这是蔡崇隆长期追踪记录苏
建和三死囚案，执著于公平正义的力作；全片除了作者的立场太露，反倒影响了应有的
说服力外，推演细密，抽丝剥茧，既能以具体事例渐次揭露真相，同时也能启发我们深
思司法正义的本质。这种知性的、辩证的、结构性地观察社会脉动的取材与创作态度，
是现今台湾纪录片最欠缺的一块。
对于影像作品而言，特别是纪录片，金穗奖比较近似一面镜子，反映着当下台湾（包括
留学海外者）既有的创作状况；比较不会如台风眼般，带动风潮。已经拍成的作品，符
合规格者，多半会乐于一试，反正nothing to lose。极少人会为了参赛而拍片，参与
者也很少观摩已获奖的作品。获奖者虽不乏李安、万仁、蔡明亮、吴乙峰等名人，对大
多数人而言，其主要的意义，一是奖金入袋、不无小补，一是履历上多记一笔、有利将
来接案。因此，三十年来的金穗奖，说好听是内容和风格多元丰富，说难听是尚未确立
定位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