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Oswyn (Oswyn)》之铭言：
: 而文官选拔制度有何正面意义？科举制度到清末还不是被认为八股
: 就算建立了类似中国的科举制度，到最后还不是不合潮流被蛋雕，也只是绕一圈
: 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后选择古法，就任将军建立新的武家政权，是种妥协
: 江戸时代上层还是血统为重，但基层的实务及行政倒还满重视实际的
这其实有点误会了科举文化
因为在中国史上 科举出身的官员担任的是上级官僚职务
实务的地方基层小官或辅助性质的技术官僚 则也是由地方长官自己登用
地方有力人士或有能之士
这状况其实各国都差不多
科举在中国史上最大的优点就是
让上级官僚较难形成世袭阶级(注意是较难 并非不会)
而寒门出身者多少有点机会晋升上级官僚
而以江户幕府来说
最高的行政职是老中
要担任老中的资格是五万石以上的大名
下级武士打死都没机会
整个江户时代中只有田沼意次是从下级足轻出身一路被提拔到
五万石以上的大名成为老中
但他在人生后期也是被其他江户幕府高层的世袭名家斗倒了
至于前面有提到由于日本并没有像四书五经之类可拿来当共通考题的
类似圣经或古兰经地位的经典
(就像国民党独裁时代公务员考试要考三民主义一样)
有科举也很难整理出共通考题
这是正确的
前篇我也有提到 跟近代教育制度相比 科举制度最后显得落伍
主要就是儒家当道 导致科举考试科目偏重文组内容
最终考试指导教学 导致整个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文化也偏重文组内容
另一方面 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也是先从教会神学跟圣经教育开始搞
甚至各村落基础教育也仰赖教会的神学诵经班
某种圣典成为教育文化基础的状况倒也不是很罕见
而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的教育文化中缺乏这种单一圣典
有科举也难以设定共通考题 这说法正确
事实上江户时代各藩的教育机关 教育内容也缺乏共通性
理组的技术官僚与各种国家资格测验能成立
要等到近代科学研究形成
特别有了数学跟物理学科 才能出数学跟物理考题
但理组根本的近代数学跟物理成为系统性学问
就算在欧洲也要等到文艺复兴以后甚至是到工业革命时期了
在那之前不大可能有数学跟物理考试
回到科举的功过
科举文化底下的副产物 文人办私塾
其实在科举1300年史中
承担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任务
虽然私塾主要教的也是四书五经
但就像欧洲的教会诵经班那样
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事实上就算在现代
伊斯兰文化圈靠古兰经诵经课做识字教育的状况也并非罕见
然后又像各位就学过程中可能都有碰上老师讲无关考试的课外话题
私塾老师们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自己业余研究的内容
还是对教育有些好处 只是这部分都没有系统性普及
少数例外是医学
落榜文人念医书转行当医生
在古中国史上很普遍
所以虽然古中国没有医生资格考试
但医书与医学教育相对还蛮普及的
(特别跟欧洲相比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医学一直是相对先进的
有兴趣去查查欧洲中世纪医生是理发师兼职 治疗手段大都是放血之类的历史)
而最后回到科举制度的好处
官僚登用要考试 确保一定基础能力
越高等公务员考越多 这就算在现代也是常识了
主要还是考试的测验内容要与时俱进 才不容易腐化或落伍
而且报考条件一定要平等
就像前面也有人提的
科举在韩国因为限制报考资格 只有两班的子弟能报考高阶科举
最终变成两班世袭阶级
这就是不好的
科举在中国史上的1300年间 至少是还没有这样限制报考资格
这一点算是不错的
(当然 还是有些罪犯或奴婢或僧侣不能报考之类的资格限制)
总之 日本没有科举 有很多原因
但中国的科举制度与文化 至少在近代教育与官僚体系成形的19世纪之前
还是蛮不错的
话说还有个案例是现代法国公务员考试很重视哲学申论
这其实跟科举考试重视基于四书五经儒家文化的申论 有共通之处
就像前面有人提到的 想提出某种政策 就要替这政策辩护建立理论武装
说明这政策为何是好的 这需要申论功力
在中世纪欧洲这往往是用神学来搞 引用各种圣经内容掰出一套理论
在中国就是用四书五经来搞 暗记四书五经全文只是个起跑线
怎样利用四书五经内容拼凑瞎掰申论出一套理论武装替自己的政策辩护
才是古中国高级官僚的功力所在
比如苏东坡靠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进士
当中也是引用四书五经内容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https://w.wiki/CX5$
因为文组行政官僚可不像
理组技术官僚啥事都有科学正解
嘴砲笔战功力不够是啥事都推不动的
但当然科举的功罪就都集中在考试内容太重视文组笔战功力上
国家的一等人才每个都花了大量时间修练成ptt战神
但这跟官僚实务不见得相符
只是能当笔战战神的进士 至少头脑都还是有一定水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