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个例子说明当时的状况
中国的体制中 有一个职务叫政法委 在1949年就设立了
后面经过了历次的改变
1978年后工作是“协助中央管理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事情”
1980年以后 各地党务机关纷纷成立政法委员会
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党职
却可以干涉司法 检查 公安各类的事项
这个可以捞的油水可多了
到了1987年 中共十三大召开 确定了党政分开的目标
1988年以后 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 不设办事机构 不开政法会议 不下达指示
各政府部门开始不参加政法会议 有些省则干脆把整个政法机关裁撤
这时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如果按照党政分离的原则持续下去
那很多党职的工作将失去对政府部门的掌控 相关的利益也会随之消失
中国当时是没有什么民营经济可言的 所以是没有替代利益来弥补的
故而六四其实就是一场 共产党内部针对党政分离的反扑
只是打出来的旗号是反对贪污 腐败而已
六四之后的隔年 中共又决定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
党务体系对政府的控制又跑回来了
台湾与中国的差异 在于台湾民间经济力量占比比较多
且党务体系对政务的渗透没那么强
毕竟老蒋时代没那么注重党务 是到小蒋时代才开始重视
这导致很多政务体系的公务员 也有意无意地与党务体系的人对立
李登辉一方面引进民间的力量
另一方面也藉著政务体系的人来打党务体系的人
加上当时景气很好 又有美国在旁边盯着
所以政治失意与落败者 可以用寻求财富的方式来自我慰藉
不需要搞到造反的程度

你还是搞清楚政法委在不同时代的职能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