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发生天安门学运。当时中国形式上的执政党领导人是总书记赵紫阳。
1990年台湾发生野百合学运。当时台湾形式上的执政党领导人是主席李登辉
赵紫阳算是同情天安门学运的中共派系。但是最后学运失败、赵紫阳也被斗下台。
李登辉算是同情野百合学运的国民党派系,最后学运成功,李登辉继续主导台湾的政治改
革。
一成一败有很多因素,政党体制、政治文化、国际影响...。不过在影响性最大的执政党内
组成态势因素而言,当时赵、李的势力都不是定于一尊,毋宁说反对派的势力其实略大于
这两位“开明派”。赵、李也不是完全不懂政治操作。所以,思来想去,发现有个国、共
当时的党内态势“差异”:
国民党内在主席之上,至少没有太上皇之类有力元老(没力的元老不足为惧),宋美龄也
没有当太后垂帘听政的影响力。所以李登辉运用政治操作,不让党内反对派集中力量斗倒
他。
但是共产党内当时依然有邓小平这位威望比赵紫阳还高的太上皇般的元老存在,而邓小平
对学运则是厌恶的(厌恶的程度依照学运的时间长度越来越重),所以李鹏等强硬派如果
争取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则就有对抗同情学运的形式上党魁的本钱,将赵紫阳斗下台。
所以除非当时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与学运份子更加忍耐、更加愿意接受用更慢的速度推动
政治改革,换言之就算一开始人民日报秉承邓小平的意思定性学运是动乱,也就忍了,
搭配赵紫阳访问朝鲜回国后两次肯定学运是爱国运动的亡羊补牢举措后,就主动解散,也
不要求推翻人民日报对学运的动乱定性,毕竟这是邓小平的意思。
在五月上旬,学运当时至少争取到了在校可以畅所欲言的态势(这是言论自由的基础),
至于新闻自由的开放办报、更别提一丝一毫的民主改革等等诉求,那也是当时先不坚持、
等以后(比如熬到邓小平逝世)再说!先别惹邓小平“更加”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