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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课程发展处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组主办 中国古代史第二讲
主题：北朝的汉胡融和 日期：2015 年 4 月 29 日
主讲者：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杨永安博士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政策
── 以北魏孝文帝为中心
五胡来源简介──以匈奴为例
汉初对河西的开拓，在西汉后期已渐见成绩，东汉乱世多事，文人避地河西，
文教得以崛兴，经学亦因不少大儒相继抵达的原故，敦煌等地反而逐渐成为西北
儒学的重镇。魏晋时期，中原板荡，五胡政权纷立之际，河西(凉州)竟然成为读
书人的安乐窝。
羌人迁入关中当在东汉之初，但氐族则要到魏、蜀两国争夺陕西、甘肃、四
川一带时，方被招揽移置到该带地区，从而得以蕃衍。自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
曹操破黄巾开始，至公元 240 年(曹魏明帝正始元年)三国对峙之际，以曹魏为首
的政权不断将氐人内徙来补充因战乱而导至大量人口流失的关中，逐渐出现了羌
胡人口倍增，足可以与汉人分庭抗礼的情况出现。 东汉末年，军阀相互攻伐之
际，不少豪帅就曾招揽这些内附的羌、氐，增强了他们不少的军势。著名如董卓
率凉州诸羌乱京，正是这些域外民族势力显示的明证。马超在未归顺刘备成为五
虎大将之前，也是依仗凉州诸羌胡的势力与曹操的军队抗衡。
匈奴祖先可上追尧舜时的夏后氏(《史记‧匈奴列传》)，他们与羌人相类，
在西汉内附后，东汉光武帝时又再移徙并州一带，两汉四百二十多年来，匈奴虽
长期与汉人杂处，沾染了不少汉人风习，,但仍然以部落形式分治，草原文化未在
入附中原以后立即消失，其强悍勇武的作风仍得以保留。魏晋时期，曹操将他们
安置在太原、雁门一带(并州) ，至刘渊崛起，南匈奴仍然是以部落形式管治辖下
百姓，而刘渊能继承父亲刘豹统领五部的实力，最后创建了刘汉的政权。《晋书‧
北狄传》中道出入附匈奴共十九支，他们各有部落组织，分开界线聚居，绝不错
杂，都在某方面上道出匈奴草原民族性格的保存。
五胡的汉文化水平──以匈奴为例
话虽如此，读者在回顾正史记述五胡的文化水平时，或因传统封建狭隘主义
而称域外政权为 “戎” 为 “狄” ，但却不得不承认部份领袖深具汉化水平。以匈
奴刘渊为例，本是冒顿单于的后裔，因汉以宗室女妻冒顿，并相约结为兄弟，于
是以此缘故，匈奴内附的子孙多冒称姓刘，而后来刘渊所建立的汉政权，正是企
2
图以继承汉家正统自居。
大家翻阅史册，便不难发现到刘渊自幼已熟读 《毛诗》、《周易》、《尚书》，
尤其钟情于《春秋》和《孙吴兵法》，可谓纵横《史》、《汉》，于诸子百家无一不
晓。且自幼时已随大儒崔游习经，至其成长后， “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
里，亦皆游焉。”(《晋书‧刘元海载记》) 足证绝非浪得虚名之辈。 而诸子或愚
或智，都善《毛诗》、《春秋》、《孙吴兵法》，他的第四子刘聪更工于书法，于草
隶尤精，与刘渊一样，同样亦臂力惊人，能挽弓三百斤，可谓文武并重。
从刘渊即皇帝位的诏文中，他自追汉高祖刘邦为祖先，盛赞武帝开拓疆土之
功，痛骂王莽的篡汉自立，称扬东汉光武帝恢复汉家基业，继而非议董卓、曹操
不臣的行为，对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企图继承汉家江山的宏愿表示欣赏，并慨叹
他后继无人。所以：
“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刘邦、刘秀、刘备)之业。”
或代表匈奴刘渊汉化心态的一斑。
西晋末年形势和江统《徙戎论》所散发的内夏外夷观念
与此同时，因汉代外交民族政策推行下，少数民族逐步内附，形成华戎共处
的事实。内附少数民族人数经过两汉以来的聚居及生育，渐与当地的汉人人数相
若，西晋著名世族江统的《徙戎论》，除指出夷夏地域有别，言语不通外，“华夷
异处，戎夏区别”，也颇以文化相异的角度蔑视近邻，他首要针对的戎狄，主要
是后来五胡的羌、氐及一部份身份种族未明的胡人：
“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为叛。”
认为历史上戎夷多诈，每每入犯疆塞，若以夷狄守边，毋异引狼入室；他称颂秦
始皇北却匈奴为毕世奇功，然而自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徙诸羌入关中以填空冯翊、
河东，骑都尉王弘、邓骘先后征伐相继失败，西戎乃入掠四川，山西一带，双方
“余烬不尽”，死亡枕籍，问题未能解决之际，又因曹操引西戎入秦川以增强征讨
蜀汉的军力，造成祸延西晋的恶果。江统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
不与华同”，而戎狄“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窥伺富饶的关中本是必然的事实，
而他们既被安置在四野并无屏障的河谷平原，一旦为乱，后果不堪想像。
江统建议把在中国核心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在扶风、始平、京兆的氐族，给
3
与粮食，还迁陇右；所谓：
“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
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至于五部匈奴，威胁尤甚于羌族，但因内徙诸羌氐多在关中地带，他把匈奴列为
第二号威胁者。是时，匈奴人口户至数万，过于西戎，且天性骁勇，骑射倍于氐
羌，若有异心，则聚族而居的并州一带首当其冲。但江统献计不被晋献帝接受，
上策未及十年，而夷狄乱起。永嘉 3 年(309) 底，氐族李雄自称“成都王”(成汉)；
次年，匈奴刘渊兴兵于离石，国号汉（后改赵[前赵]）。永嘉 5 年(311)，刘聪部将
石勒诛灭晋军十多万人，并俘杀太尉王衍。刘聪部将呼延晏大败晋军，陷洛阳，
俘晋怀帝，屠杀太子、宗室、官吏及百姓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
五胡的汉文化水平──以氐族为例
过去，我们或因汉人修史的影响，对五胡乱华的痛恨而误导了自己的客观思
维，以为胡人多粗犷无礼，不知法度，西晋末年江统或对匈奴、氐、羌认识不深，
或因他们的威胁而刻意低贬他们文化水平，以示夷夏有别；或者，这种形容对低
下层的胡人来说还颇为贴当，但对于部份五胡君主而言，不少既不自觉地汉化，
也因必须自强关系，他们的汉化程度，实也使后世的读史者惊异。其中尤著者，
当推曾经一度叱吒北方，震动天下的氐人苻坚。
苻坚的祖先可追溯夏朝末年因反对夏启暴政，结果被击败与放逐的有扈氏，
某程度上，苻氐与华夏血统也有点相连的关系。综观五胡历史，其间有为之君多
礼贤下士，用汉人谋臣，善汉学汉文的君主固然与殿臣赋诗为乐，纵使不识汉字
如羯人石勒，亦常令汉人文臣讲述历史故事，希望对过往成功的君主加以学习，
对暴君的失败则引为鉴戒。
苻坚颇集诸胡君之大成，手下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等都先后拜为仆
射、侍中,掌中枢机密，于是知识份子都乐意为其效力，奠下他日统一北方的霸业。
《晋书‧苻坚载记》说他：
“性至孝，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
说明苻坚是五胡中最具有一统天下实力的君主；他对汉人谋事之信任，坚决地表
现于保守氐族元老诋毁汉族王猛时开始，而苻坚立斩樊世于西厩的行动，更坚定
了汉人谋臣对服务于这异族王朝的信心，后来王猛亦一力铲除这些反汉的势力，
为奠定霸业舖下了康庄大路。苻坚进一步向自己的儿子表示王猛是自己的姜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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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明显地他就以昔日讨伐商纣的周武王自居，这种寓意也表明他向世人宣示
了东晋为暴政王朝，自己则是义旗高举的正义之师。由王猛献策攻灭前燕后，苻
坚亲祭孔子，并令太子、王公、大夫全部参与这传统仪式，均显示他接受汉文化
的一面。
在一定程度上，域外民族在汉化过程中，不独接受儒家正统文化，在另一方
面，也受到汉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感染。由苻坚祖父苻洪开始，苻氐领袖都笃信天
象，并视之为出军前后的吉凶兆征。淝水之战前，天象示警表示不吉，众部将都
劝阻不宜出战；于《载记》中，读史者可以看到苻坚反复与谋臣猛将商议的犹豫，
一反他过往气吞山河，一勇往直前的霸气，显现他对命运主宰胜负的猜疑，撇除
草原萨满迷信的原素，这固然是汉化的表征，不过更致命的，是因受汉文化的影
响下，大一统思想与自视为正统的观念一直也牵动着他平克东晋的情意结，最后
的兵败，他还将原因回归于天意之上，重申了他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来自文化
的无意误导之中。
五胡中以南匈奴内附最久，由东汉建武 26 年(50)至晋惠帝永兴元年(304)，
移徙达二百余年后，匈奴刘渊以文化层面较高从而建立汉政权是一点也不令人诧
异的事。至于氐族入附虽然稍迟，但早已习农耕事业，对吸收农业文明奠下了良
好基础。羌人虽然与匈奴一样，在魏晋期间不少贵族被汉人政府封爵，但文化层
面远不及南匈奴及氐人汉化之深。羯人则长期依附南匈奴，族源甚至与华夏沾不
上关系，文化水平与中原汉人有差距。鲜卑汉化程度与羯相若，在魏晋以还，不
少鲜卑部落事实上仍是过著氏族社会的生活，尚未正式进化至阶级社会的形态。
正因这缘故，氐人自视文化水平远超羌、羯和鲜卑诸族。在苻坚执政下，他放手
给汉臣王猛推行农业文明，《晋书‧苻坚载记》中所谓：
“外修兵革，内崇儒家。劝课农桑，教以廉耻。”
全然一派汉人贤君的气象。在挥军攻打前燕鲜卑慕容暐时，王猛便口口声声指
“残胡不足平也”，其弟苻融更以 “东胡” 不足信为理由，请诛慕容燕。事实上，
在苻坚前秦政权下，因文化层面而轻视其他胡族，如称羌人“羌虏” ；称鲜卑“白
虏”的例子颇为不少。苻坚臣下吕光出镇凉州,苻坚送别之际,还千叮万嘱的说：
“西戎荒俗, ,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
之法……”(《晋书‧苻坚载记下》)
正是以礼义自居，以中国自居，彰显前秦王化，而视敦煌四郡为化外之地，河西
之民为化外之民。这虽与讲义开始时，描述凉州早沾物化之说相违，但却正好表
现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人对文化层面的不同观点。或者，更有意思的，是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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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淝水后，各族胡兵为自保实力各怀鬼胎，阴谋脱离前秦的控制时，羌人姚苌
在五将山找到机会，胁迫苻坚交出传国玉玺，这其实也说明了苻坚与姚苌汉化的
例证。符坚在临死前更进一步显示他汉化之深，从而鄙视羌人的文化水平：
“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以依
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晋书‧苻坚载记》)
姚苌求玉玺不得，又希望效法上古圣人禅让故事。苻坚又斥骂说：
“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
凡此种种，均可视为苻坚汉化的明证。
有关问题的思考：
1. 五胡内徙二百多年，早已吸收了不少汉文化，汉人知识份子在前秦的氐族贵
接口前毫不忌讳而斥其他异族政权为 “胡” 为 “虏”，都足见不少生存于少数
民族管辖下的汉人，对五胡的接受程度，或他们对效力的胡人政权认可的程
度。
2. 读者们或也不可忽略的是，祗要翻开史册，便不难发现五胡中不少世系均可
上溯初民时的祖先。《史记》、《汉书》的〈匈奴传〉都先后提及匈奴是尧、舜
期间夏后氏的苗裔，刘渊以此继承汉家政权自居，固然不足为怪；前秦苻坚
祖先为夏启期间的有扈氏；另一支后凉氐族，在五胡史上累积恶名，被指为
杀人如麻的吕光，其祖先更是在汉文帝时避难移徙至敦煌，从此落地生根的
汉人吕文和。此外，在五将山缢杀苻坚自立，建立后秦政权的姚苌，祖先可
上追黄帝时的有虞氏，禹曾封舜最幼的儿子于西戎，从此世代成为羌人的领
袖。大夏的立国者，是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为大禹的后裔，世代居于幽朔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如果大家从主客两方观察的话，在血缘上来说，
五胡君主多与华夏集团的祖先有关系，这或是他们最终能够与汉族混和的原
因，最低限度他们自己不拒绝承认与汉族有远久的血统关系，也进一步证明
了他们不存在着种族的仇恨。而从汉族的角度来看，他们或都是夷狄，但确
实与炎、黄子孙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因而也对他们的文化及进一步的汉化，
抱有兼容的态度。故《晋书‧刘元海载记》就指出：
“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
代表汉族对于种族观念的其中一种看法。而后来北朝时代，北朝的胡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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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政权如北魏鲜卑拓跋氏、北齐胡化汉人高欢、北周鲜卑宇文泰的祖先在遥远
的血缘上都与华夏集团有关。
3. 我们且看血缘上完全与华夏无关的羯人，如前赵的石勒，受到汉化的影响下，
石勒总在攻灭其他政权时，力斥其亡国之臣破坏民生，荼毒四海的罪名。像
永嘉五年破西晋大军，擒拿太尉王衍时就以其破坏天下的罪名，予以处死；
擒获东中郎将、冀州刺史王浚时，则指责他手握重兵，却坐看天子被困而不
肯出兵勤王，反而企图割地称王的罪证。这些都表现出石勒虽谦称 “小胡” ，
但实际上往往词严义正地替晋室斥责叛臣，大有执史笔以诛逆贼的意味。匈
奴刘渊与鲜卑慕容廆都曾先后道出 “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的说法
(见《晋书‧刘元海载》、《晋书‧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正道出往昔华夏濛
初时代的统治者也来自不同集团与地域，而现今又何必介怀华夷之别，胡汉
之分？这都说明了在很大程度上，五胡对自身的评价，已有点以汉人自居的
味道。或者，我们也不能忘记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的鲜卑慕容氏，
都是有熊氏的子孙，与华夏集团同样有着切肉不离皮的血缘纽带关系。
然而，正当大家在五胡君主多在心理上承认自己是汉人之际，却同时需反复自问
这是否只是五胡君主为名正言顺接收中原政权时，顺应北方汉人群众对西晋政权
的怨怼而作出“顺应人心” 的声讨？又或者这种汉化心理，仅是在个别胡人君主
中出现，而并非所有胡君的共同反应？ 关于第二个问题，似乎较易处理；如果
正如我们的臆度，五胡君主都存在以汉人正统的心理来接收政权的话，对于汉人
百姓应以较宽容优礼的态度来管治，而不应以异族君临者般的血腥镇压来管治北
中国。而史实还告诉读者，自五胡进入中国以来，他们不独未尝脱离部落形式的
生活，纵使饮食文化，还不能被汉人所接受。
有关五胡“汉化”的背后
五胡政权先后成立，当中便存在着不少屠杀汉人百姓的记载，就以我们曾
称赞的南匈奴刘汉(前赵)政权为例，于晋怀帝永嘉 5 年攻陷洛阳，屠杀三万余
人，乃历史上著名的 “永嘉之乱”。羯人(后赵)石勒，固以声讨晋室，大者替天
行道的姿态，但除坑杀战败的数万西晋降卒外，在交锋的道线上，更坑杀无千
无万的汉人百姓；他的继承者石虎更残暴不仁，导致公元 349 年梁犊及他的汉
人养孙冉闵先后发动民族流血大冲突，篡灭后赵而建立冉魏政权。前赵、后赵
两个胡人政权，乃五胡中比较开明的政权之一，他们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手法尚
且如此，那末生活于大夏的匈奴赫连勃勃、南凉鲜卑的秃发?檀、北凉卢水胡
的沮渠蒙逊及后凉氐人吕光治下的汉人生涯自是可知。言已至此，这正是一个
最合适时机来列举五胡乱华之际，大批北方士庶流徙江东，逃避暴政，形成东
晋人口的激增，从而有力与来自北方强大军事力量对抗的例子，用此作为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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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虐汉人最合理的解释。至于居住在地处西北，受制于地理环境未有能力逃难
的汉人，有的参与各大小规模的起事，其他的就只有屈膝于强权下听天由命，
这些都可窥看到当时民族与民族间关系的另一面。
纵使在五胡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前秦政权，苻坚是否唯王猛之言是用，倒还
是一个不易解答的问题。王猛临终前，曾劝告苻坚铲除鲜卑慕容垂，但苻坚却
一直唯唯诺诺，这是他在用汉人谋臣之余，坚持军事力量始终应归于五胡掌握
的心态。苻坚年幼时，其父梦到天神派遣使者传令拜坚为龙骧将军，苻坚亦据
此将位号令诸氐，平克羌、羯、鲜卑而称帝。在征东晋前夕，他却将龙骧之衔
授予羌人姚苌，也可看到他始终很实际地依仗其他胡族的军事力量，却非汉人
谋臣的一管儒笔。既而，读者也不难从苻坚的委任中，看到前秦州牧和刺史的
职位，汉人只占百份之二十以下，强兵豪帅，若非氐族皇室成员，即为其他胡
人领袖，较之前赵的刘渊及后赵的石勒幕下，汉官人数在百份之五、六十间可
谓远有不如。再者，苻坚自幼虽仰慕汉文化而请求延聘儒师教学，但他祖父苻
洪即提醒他：
“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
在商讨征伐东晋议案中，其弟就曾以：
“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
为理由，道出汉人主流社会不会以正统归于前秦。至于我们在上文征引苻坚于五
将山拒绝姚苌禅让要求时，还力分 “五胡次序,无汝羌名” ， 不啻亦代表了自认
为胡的证据。
基于胡人君主入主中原，既不能不沾染汉文化，但又不愿过份委政于汉人；
既不能不推行汉化以强化阶级架构的政策，却又深恐汉化后会被汉人瓜代政权，
于是类似一国两制胡汉分治的形式宣告出现，而且几乎在个别五胡统治与整个北
朝胡人政权下都存在不变。
大家翻开《晋书》、《北史》等便很容易发觉不少胡人自立为帝后，还保持着
单于之名，这不独证见了他们在农业文明的领地建立政权下，仍然维持着部落的
生活形态，还可从其中的发展看到胡汉分治的模式。
以南匈奴刘渊为例，他是以大单于身份而称帝的第一个少数民族首领，他自
兼两重身份多年，才将单于位置让给承继人。这种方法即由帝主兼任单于或由皇
太子、皇弟任大单于的方法，在整个十六国期间都先后出现，代表皇帝治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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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继承人则管治自己本族及其他诸色胡人的象征。江统在《徙戎论》中道出
内徙 “戎狄居半”的实况，可见大单于的权力也不容忽视，不然的话，羯人石虎也
不会因石勒不授他单于之位而耿耿于怀。
从以上可见五胡入徙已久，生活或已受到汉化的沾染，但汉化程度和态度则
有待商榷。他们各自有部落，既不与汉人杂处，也不易与其他胡人聚居，就是同
族各部间往往也是 “不相杂错”(《晋书.北狄匈奴传》)。因而每当其中一个胡族起
兵时，呼朋结党，便可迅速沿部联族，瞬间召集数万人，这正是一个最佳的证明。
既而，各族人民各依部落居住，很自然就以自己本族语言交谈。石勒本身就常以
胡语(羯/匈奴语)与族人交谈，事实也证明了后赵羯人不一定懂得汉语。石勒称帝
后，还强调要执行胡人报嫂、居丧嫁娶及死后火葬的风俗，这都是胡俗仍然持续
的证据，也是胡人君主坚持族人保留胡俗而不致被全盘汉化的例子。在这种心态
下，当胡化汉人冉闵推翻后赵政权称帝后，也以自己的儿子冉胤为大单于，管理
人口占半的胡人，并继续保持他们的风俗习惯。
不过，话得说回头。分族而治的策略虽然存在，胡人地位也相较汉人为高，
就以石勒为例，他就以胡人为国人，并禁汉人乱称 “胡”名，如“号胡为国人”、“讳
胡尤峻” 正是一例。但总的来说，石勒深明汉族文官可利用之处，所以在他大开
杀戒坑杀无辜汉人百姓的同时，又招揽士族加以保护。但如果我们只是断章取义，
看到《晋书‧石勒载记》提及以汉人为管理胡人出入的官员，严禁胡人不得侮易
衣冠华族，就指石勒的后赵是一个汉化政权时，那似乎便与史实有点落差了。
基于上述因素，在较强大的五胡政权中，后赵、前秦、后燕都先后下令恢复
士族制度，对保护知识份子方面确实下过一定的功夫。但于胡人政权下，士族未
能一如魏晋之世般把持朝政，较能握权的汉人知识份子多来自寒门，其中像石勒
的张宾；前燕慕容氏的阳骛、皇甫真；苻坚的王猛等都是一例。总括而言，五胡
治下的北中国，胡人地位一般都高于汉人，但汉人也不致于沦为奴隶，也不一定
像元朝的明文规定民分四等般有强烈的尊卑之别；汉人在统治集团中的出路，往
往是庶族掌握谋臣之职，军政大权基本上仍然操在诸色胡人的手中。
以上的现象只能说明了五胡乱华期间，胡人对汉化心态的反映。石勒或其他
胡人君主的大力推崇佛教，皆因 “佛是戎神” (《晋书‧佛图澄传》) ，而石勒自
称 “朕出自边戎” 而管治诸夏，推介佛祖不啻就是自我肯定的讯息，这对于以武
力雄霸北方，但却又感到文化有所不及的胡人君主而言，汉人礼拜他们的“戎神”，
变相就是对“祂”委派于尘世代言人身份的认可，换句话说，与接受胡人政权的合
法和正统地位便相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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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氐族败亡至鲜卑崛起
在述及五胡时期，提到胡人君主不一定衷心热爱汉文化，只因格禁于形势而
推行某种程度上的汉化，但他们因经历百多年与汉人共处的长路，逐渐由部落聚
居而进一步习染汉俗，经过通婚的阶段终至于同化，最后不免达到民族融和的目
的。
苻坚一统北方至淝水战败后，北方再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淝水之战的意义，
不仅代表中国军事史上以寡胜众的例子，不仅代表汉人政权还可在江东据守下去，
更重要的，是前秦挥军直指东晋时，北方各族人民还未真正达至同化与融和的阶
段， 鲜卑、羌、匈奴等仍各怀鬼胎，不甘心听令于氐族，并等待苻坚用兵失误
而再度复起与复国。苻坚死后的乱局， 45 年后由拓跋焘再度一统北方，民族关
系至此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五胡的汉文化水平──以拓跋鲜卑为例
五胡曾在北中国先后建立政权，其中慕容鲜卑的发展较早，颇沾汉化的前燕
（337-370）灭亡后，因淝水之战（383）前秦苻氐失败再导致北中国分裂，后燕
（384-407）、西燕（384-394）、南燕（398-410）、北燕（407-420）等趁此机会立
国，其统治者血统或渊源都与慕容鲜卑有关。出身东北黑龙江上游大兴安岭山林
的拓跋什翼犍鲜卑政权在公元 338 建国号代，此时，他们文化远较慕容鲜卑为低，
且臣属于前秦，至淝水之战后，道武帝拓跋珪于 386 年建立北魏，开展了五胡中
文化制度相对落伍的一族加速现代化的步伐，迎头赶上诸胡，形成后来与裂江而
东的汉人南朝政权对歭的局面。
三国至曹魏初期（220-250），拓跋鲜卑尚处于部落生活形态，且未有文字，
符号纪事始自魏初，一切大事均以部落民的诚信与承诺为准。风俗披发索头，与
匈奴相似，又因原居地天气赤寒，以兽皮为衣，在这些背景因素下，他们生产技
术只停留在游牧、渔猎阶段，至建立代政权后才因前秦物沾，渐有改善空间。
公元 439 年，北魏灭北凉，完成一统北方大业， 而拓跋鲜卑为五胡中文化
层面较低的一支，也正因他们文化较低而骑射更为强悍的缘故，因而在短期间
内便征服了其他汉化的胡人政权，而在他们统治北中国的初期，与其他胡人君
主一样，正面对汉化的取舍而大伤脑筋。
拓跋魏自称出于黄帝少子昌意之后，《魏书‧序纪》说：
“昔?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
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号。其后世?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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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畜牧迁徙，射猎?业，淳朴?俗，简易?化，不?文字，刻木纪契
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帝以土德王，北俗谓
土?托，谓后?跋，故以?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
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
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
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
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不管其记载真伪，其族类与中原王朝断绝音讯，且同时代的其他少数民族尚称
拓跋为“白虏” 、“黄头鲜卑” ，拓跋一族源于南西伯利亚之说也曾甚嚣尘上；
概括而言，《魏书》的记载仅代表他们与其他胡人政权一样，企图以血源关系来
减低汉人的反抗情绪及增加自己统治的认授性和合法性。事实上，在他们一统
北方的三、四代前，拓跋鲜卑还处于草原放牧的生活，在进化方面，也只是游
离於氏族社会的末期，直至前秦攻灭拓拔鲜卑所建立的代国，俘虏代王什(涉)翼
犍，苻坚迫令其入太学习知礼乐，因此当什翼犍在处理本族的政务时，也偶尔
礼聘汉士如燕凤来参议政事(《晋书‧苻坚载记上》、《北史‧燕凤传》) ，这才
算是他们与汉文化沾边的时刻。虽然早在曹魏之际，鲜卑已与魏政权通婚，但
从苻坚与什翼犍的交谈对话中观察，他们在和亲过程中所受到的汉化恐怕是微
乎其微的。概括而言，公元 389 年前，拓拔鲜卑的文化还只是停留在逐水而居
的游牧及狩猎生活。
由 389 年至 439 年的 50 年间，拓跋鲜卑由一支出身于黑龙江上游的游牧民
族，不断延聘汉人知识份子为其策划典章制度，同时又秣马励兵强化军事实
力，奠下一统北方的基础。其中如 436 年灭后燕，招揽崔玄伯、李先；417 年
灭后秦，招揽刁雍、赵逸、胡方回；439 年灭北凉又招宋繇，这些人才都在强
化及汉化拓拔鲜卑的过程中尽过一番的贡献。
有关北魏汉化的基础
在大家回顾拓跋氏大量的招揽汉人儒士之际，自然察觉游牧文化的渐次消
减，代之而起的便是中原农业文化的特色：
1. 386 年拓跋珪称帝，正式接受崔宏的建议，改代为魏。
2. 398 年迁都平城(即山西大同) ，逐渐有出现城廓文明，与昔日游牧生涯有
明显的距离。因一切都城的建置、装饰、文物、制度都需要汉人士、工来
负责，因而汉人得以被任用。同时，又数度将大量胡汉百姓迁至平城，以
实京师，于是大量来自草原老家的鲜卑人都被迫脱离放牧的旧业，转而走
向农业生产的路上去。
3. 拓跋珪以后，拓跋焘大力奖励农耕，后继者亦落实执行这不二的路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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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表明了当城廓观念出现后，拓拔鲜卑的领土意识开始强化的一斑。
4. 其他有关汉文化的表现，例如建立官制、修律法、订礼乐典章、重视地方
吏治等，都是完全模仿汉代制度而建置。
5. 对于文物教化方面，拓跋鲜卑也显得特别重视。拓跋珪时代开始，已置太
学，设国子博士、助教等教授学生；历代魏主俱缘此制，大选儒生。此
外，北魏孝文帝即位前的几位君主除好佛教外，也兼好道家、黄老之术。
道武帝(珪)、明元帝(嗣)、献文帝(弘)等都能与汉族朝臣谈论历史，甚至天
象占卜之法，可见在北魏统治者心目中汉文化的重要性。
6. 由上述问题的进一步引申，北魏诸帝对儒士的尊敬程度，自然不比匈奴或
氐族为低，来自各方的儒士都往往得到适当的安排，如授国子博士、祭
酒、并引入太学讲授经学，又命有贤德者为诸皇子教授，这些都显示北魏
君主重视儒者的程度。在另一方面，统治者亦招聘大量的儒士去整理典籍
及收集在北中国战乱期间散失的图书，这都突显胡君重视汉文化。
7. 在草原年代，拓拔鲜卑只是处于在结绳纪事的阶段，至道武帝拓跋珪时始
见文字，汉儒江式等把鲜卑古今文字结录成二十卷，这些也是重视文化的
例证。
8. 至于编修历史，更是北魏重视的文化大事之一。早于建国初年，道武帝拓
拔珪已诏令修史，至太武帝拓跋焘时又召崔浩修史，从而掀起北魏所谓重
视汉文化的背景与真相。
若我们综观以上事例，或会堕于过往不少赞扬北魏汉化之说的五里迷雾之中，
从此就以为崔浩之死皆因在修史期间对君主的大不敬，甚至认为他有意投奔南
朝的企图而招致灭族之举。然而这场文字狱，只是以修史罹祸作为导火线，最
重要的是北魏立国后长期蕴酿的胡汉文化间的矛盾，至修史时全然暴露无遗。
北魏胡、汉文化冲突───以崔浩之狱为例
崔浩之父崔宏，早在拓跋珪时已投附北魏，且官高极品，为开国重臣之一。
清河崔氏为山东大姓，士族地位显赫，而这正是北魏统治者需要借助的地方。崔
浩本人更是太武帝一力倚重的汉人谋臣，在平定诸胡人政权的历程中，崔浩都参
与策划，运筹帷幄，厥功至伟。不过，正因崔浩依仗着自已的权势及与诸士族大
姓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结为姻亲的庞大影响力，企图 “以夏变夷” ，
回复两晋期间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
只要读史者回首过去，便应了解自北魏立国以来，君主表面崇儒与学习汉
化都只是一个假象，他们真正的内心世界却是对汉人知识份子的戒心和对汉化
的若即若离。如果我们说道武帝拓跋珪礼贤下士，招揽大量其他胡人政权下的
汉族谋臣投效，便认为他仰慕汉文化的话，那真是一种不可饶恕而且过份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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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过往由洋人出任华民政务司时，他们何尝不是跟随各乡村居民烧香拜
神、斩烧猪、分烧肉，又或者替本土各盛会的龙、狮点睛？每个人都知道这只
是为了工作上的酬酢与方便，与倾心汉人文化、华民文化、乡土文化全然无
关。《北史‧贺狄干传》提及代北胡人贺狄干习知书史，通《论语》、《尚书》，
“有似儒者”，而拓跋珪 “见其言语衣服类中国，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
杀之” ；贺狄干只是长期在羌人姚苌政权下进行外交任务，受到某种程度上汉
化的濡染，拓跋珪对此已不能接受，又遑论乎汉人朝臣呢？！
再者，后燕朝臣封懿归附北魏以后，拓跋珪就以他谈及后燕旧事，应对疏
慢而将他罢免。至于李栗祖、邓渊等汉人文士更遭猜忌见杀；最特出的例子是
拓跋珪询问崔逞何能集粮征战时，崔逞竟以：
“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 (《魏书‧崔逞传》)
几有暗讽北魏鲜卑政权胡语未去，正在改习中原正音之际的牙牙学语的意味，拓
跋珪最终就以崔逞修国书时，尊称南朝国君为 “贵主”而将他赐死。凡此种种，其
实都已揭露了北朝胡人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
往昔崔逞之称刘宋君主为“贵主”，或可代表了北朝士族对鲜卑文化层面的轻
视，并向往南朝注重衣冠文化的一斑。我们从崔浩的反对佛教，一力主张重道排
佛，向太武帝推荐大道士寇谦之从而展开打击佛教的活动；在另一方面，他对鲜
卑保守贵族的夷视，极力反对鲜卑同僚所推行的内政外交，固然造成他后来备受
围攻的悲剧；但我们除可将此当作为崔氏个人的争权行为外，未尝不可视之为整
个北朝士族企图在鲜卑贵族身上夺取权力的举动。崔浩被诛的其中一条罪名是
“讪鄙国俗”，这恐怕亦不是诬陷之词；他的弟弟与南方士族联婚，崔浩就曾盛赞
这侄婿为“贵种” ；这在胡人君主心中，与当年崔逞尊称南朝君主为 “贵主” (《魏
书‧王慧龙传》)般同样都产生出一种苦涩与难堪的滋味。
孝文帝即位前拓跋鲜卑政权内的文化冲突
拓跋鲜卑在管理北中国的初期，仍采取羌、胡、汉人相聚处的方法(《魏书‧
吐谷浑传》、《宋书‧索虏传》)，因而汉人胡化进一步加剧。
拓跋焘一统北方，达至“混一戎华”的民族政策(《魏书‧世祖纪》)，虽谓
用人方面倾向鲜卑，却不表示置汉人出路于不顾，因而不少世代胡化的汉人武将
逐渐得到提升的机会，随着不自觉与主动讨好胡人君主的心理下，这些鲜卑政权
座下的汉人，采用胡服胡语实在自然不过。《南齐书‧魏虏列传》中便指北魏“胡
风国俗，杂相揉乱”；南宋叶适《习学纪言序目‧魏书‧帝纪》或语带偏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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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在拓跋鲜卑以前，五胡风俗因汉化关系，和汉人于文化间没有两极的差距，
而北魏则：
“纯用胡法控勒诸夏，故最为长久。”
还看北魏前期胡君统治和与汉士磨擦的裂缝，这立论还是站得住脚的。
（A）道武帝时期
北魏国君深知以少数民族入治主流社会，不得不洞悉汉人民俗、文化与典章
制度，既不可以胡俗强加汉人头上，亦不可能在撇除汉士情?下企图以汉法治国，
因此自代北南迁，汉人知识份子渐次见用，邓渊、董谧、王德、晁崇与崔玄伯等
颇受鲜卑贵人重视，统治者亦以为两相濡沫，即可使中外两班放下民族成见，协
力合心，一举而有中国。
然而，读史者应清楚知道对帝主来说，“重用”与“信任”往往是两回事。
北魏国君的所谓尊重汉士、抑慕汉文化的假象早在道武帝时期已能在若干事件上
表露无遗，如后燕儒臣封懿归附北魏，因应对傲慢罪名遭罢免，李栗祖、邓渊等
汉士相继被猜疑见杀。来自山东清河高门的崔逞，道武帝思集粮远图之举，征询
崔逞可行之法，他竟以“飞鸮食椹而改音”表面答非所问，背后却是讥讽胡人无
德乏化，何以竟敢轻挑南犯之衅；这种态度对百世之后的读史者来说或许是不知
其所以然；但需注意的，过去的五胡国君能与汉人谋士上下相得，原因不外有三：
1. 往昔汉士多寒庶，能得分裂政权胡君赏识，多竭诚以报。
2. 过去不少胡君如前赵刘渊、前秦苻坚汉化程度颇深，对汉士亦每多体谅。
3. 过去分裂政权国祚甚短，并常处于征战状态，内部胡汉冲突相对减少。
至拓跋鲜卑崛兴甚速，中间汉化过程亦短，胡君企图擢用士族为政，却又未能对
来自高门的知识份子予以信任；相对而言，这些自恃为舆论共推的士族则以轻蔑
的态度蔑视胡人与帝主，甚至景仰刘宋政权尽委政于南朝士族，企图于排众自高
之余，谋夺更大的政治利益。崔逞最终被道武帝赐死，他在修国书给南朝国君时
竟称对方为“贵主”即为主因，同时正是这心态的绝佳反映。
（B）太武帝时期
太武帝拓跋焘曾因信任崔浩而受其推荐的道士寇谦之怂恿至有灭佛之举。崔
氏为山东清河大姓，亦是魏晋士族统治以来，天下舆论共推的首位高门；其父崔
宏（玄伯）于后燕败亡后投奔北魏，得到道武帝礼遇及重用，于兼并各胡人政权
战役中，崔宏运筹帷幄，?胜千里，为主要开国功臣之一。崔浩承此余荫，与其
他世家大姓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连姻，甚至企图“以夏变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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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家族势力背景，在典章、礼乐、风俗以至宗教，再进而政治上改变拓跋
鲜卑的治权。然而，崔浩亦与道武帝时的崔逞无异，既轻蔑胡人文化，亦羡视南
朝士族得以大用，他修书予南朝的新侄婿王慧龙时称对方“贵种”即见一斑。崔
浩最终因“讪鄙国俗”等罪被族诛，修史致死只是导火线，文化冲突，尤其他企
图消灭胡君形而上的治权才是主要的不赦死罪。有关北魏时期士族与胡俗间的冲
突较复杂，本身亦存在着不少社会因素与东西文化背景，孝文帝即位前后的困境
与企图解?方法。
（C）释氏东来与胡汉文化
历代统治者都利用“王权天授”蛊惑黎庶，而五胡帝主多佞佛，目的不在于
“佛”，而在于少数民族于占领地中不能以主流社会的神为形而上的主宰；而只
要主流社会认同胡君在天的神权地位，那末在“王权天授”的公式下，蚁民也自
然接受他在世的治权。而北魏自太武帝以来，历代帝主都崇信佛法，太武帝或出
一时迷信，或本意忽兴安抚汉人奇想，他于一统北方后即顺应道士寇谦之的怂恿，
登坛以弟子礼接受道教符箓，并开始了中国教难中三武灭佛的先河。太武帝经短
暂时间灭佛后即觉悟其非，文成帝时重开佛教，还于诸州、县大兴佛寺，又允平
民自由出家，因平城特殊地貌，始于其地凿石开龛，即今云冈石窟的由来。孝文
帝迁都后仍崇佛，但信任佛陀扇多，为建嵩山少林。宣武帝更在洛阳凿壁雕像，
亦今龙门石窟，胡僧来华者千人以上。孝明帝末于京师建永宁寺，菩提达摩至洛
阳宏法。凡此可见汉化前后的北魏胡君未尝一日忘怀推广这外来的宗教；当然，
这亦解释了为何自东汉胡僧来华弘法后，释教能于五胡十六国至南北朝时于中土
茁壮生根的主因。
北魏政权的内窥与剖析
自道武帝拓跋珪接受汉士崔宏建议改代为魏，并在皇始 3 年（398）自代北
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宗庙、社稷，拓跋鲜卑居所才渐有城廓规模，都城
建置至及礼乐法度均急需汉士、汉工来筹划构建，汉人于此渐见任用，道武帝还
置太学，设国子博士等教授诸生；同一时期，逾 10 万山东民众因燕政权的败亡
被徙充代北，而又有不少代北胡汉平民被迁至平城，开始农业生产。太武帝拓跋
焘是北魏初年大力推动耕作技术及垦荒开拓的帝主，意味这第二代明君确立领土
与落地生根的意识，汉人文物、科学，甚至法治、吏治都在此刻引进，并因北方
各胡族政权渐衰，在南征形势相持不下之际，太武帝于太平真君元年（440）一
统北中国。太武帝后尚有文成帝与?文帝，他们虽有鲜卑血统，但在儒学在统治
者推动下，贤德儒者向诸皇子讲授经义几成孝文帝即位前既定的贵族教育政策。
孝文帝（拓跋宏，467-499，471-499 在位）即位时的国内形势大抵是，北魏
由代北迁都平城约 73 年，在军事上，它于迁都后不足 42 年便迅速敉平北方诸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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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方上拥私兵自重的坞堡豪强；南方长期与之抗衡的刘宋王朝，太武帝时曾数
番亲征仍不有寸进，刘宋企图资助由北魏?封的氐、胡诸王自酒泉、仇池等地围
堵，又藉匈奴部落柔然在更北的边塞牵制、滋扰拓跋魏，令北朝大军不易南下，
同时通好高丽，结为东北后援。期间双方曾因各内外不利因素而遣使报聘，但?
文帝时藉刘宋内乱举兵攻宋，双方互有攻守。孝文帝在祖先建立基础上，充份理
解统一中国是在开拓版图之余，更重要的是取得汉人认同，特别是史家正统地位
的认可，《春秋公羊传》所谓的“故君子大居正”（隐公 3 年），或隐公元年载：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
正如上文所指，“正名”一直掀动着五胡中志图鲸吞六合者内心深处。然而，直
接触及治乱根源的，是孝文帝在北方必须处理这 70 余年间累积下来的民族问题，
否则三军未动，胡汉朝臣间已因心病内斗，固本成疑，更何谈劳师南征？
北魏孝文帝的内政
（A）整顿中央、地方管治
孝文帝即位之初仅 4 岁，太皇太后（以下简称太后）冯氏临朝，予其说拓跋
宏因孝恭而不参与政事，倒不如说他不能涉足其中，只能由太后专政。但有些记
载属于非?策性的吏治问题，至他 12 至 15 岁时还是可以一展抱负的。北朝以来
官吏贪暴成风，这与鲜卑俨然以征服者自居的心态治国外，缺乏完善的薪俸制度
也有关系，在外官僚尤多以敲诈手段搾取士商课?为俸禄。太和 3 年（479）秦
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王目辰、定州刺史王长乐等贪?不仁被孝文帝处死、赐
死，后者早曾被百姓阙上鸣?揭发，说明地方上早已蕴酿不平的怨言。太和 7 年
（483）孝文帝察觉事态严重，即下诏抚民，《魏书‧高祖纪上》：
“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而明不烛远，实有缺焉。故
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求之
意。宜案以大辟（死刑），明罔上必诛。……”
整治地方的铁腕手段还扩及中央，襄城王韩颓与顿丘王李钟葵也因侵夺民田，以
公济私，先后被削爵徙边或赐死。太和 8 年（484）更颁布俸禄制度，并下令贪
?满一匹（绢）者为死罪，又命大臣元琛、陆叡为东、西道大使，调查民隐，赏
善?恶；只这两年间，孝文帝两度大赦天下，两度于十余州镇开仓账饥，三度于
披灾的定州、冀州施粥穷困，存活者百余万，而终其 28 年在位期间，共账灾荒
30 次，较前朝多达 5 至 6 倍，除表示他体恤百姓外，或亦说明北魏虽一统北中
国，但地方上仍有大量问题，孝文帝在这两年间还广开言路，征求百姓上书力陈
弊政，检举不法官吏，太和间的吏治渐上轨道，与孝文帝推动改革颇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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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经济改革
北魏立国后无法解?北方自五胡十六国以来人口流失的问题，导致这困境原
因不外鲜卑旧俗不为汉人接受，部份难忍压搾苛捐的平民避走南朝，有些则因被
掠夺或出于自愿，徙至蠕蠕（匈奴的一支）等塞外地区，最后更多数的选择，是
虽留居北中国，却弃地逃亡，成为无?籍的流民，故纵使政府漠视游徙的流民，
但不能不顾及地广人稀，农田荒废，税收暴减的燃眉急困。
i. 推行均田制
早在延兴（471-475）初年，孝文冲龄在位，冯太后专政时，已着力劝课农桑，
诱民归业，强?兼牛?作出借牛之法。太和（477-499）初的政令往往针对务尽地
力、男耕女织，促进农业生产的议题上着眼；与此同时颁布的〈督课田农诏〉已
有规定丁男、中男限耕田亩的内容，本意上即企图解?兼并之家侵夺农地，土田
分配失衡的社会问题。太和 9 年（485）冯太后接受均田制建议，令颁行天下，
《魏书‧高祖纪上》道出拓跋宏即位 15 年间：
“……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
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
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
兴富民之本。”
至于《魏书‧食货志》内列举均田之法，大抵一床夫妇计，丁男得露田 40 亩，
妇人 20 亩，地方政府分配耕牛，丁男耕牛一头?田 30 亩，一家限四牛。北魏立
例期间因人丁稀少，不断鼓吹生养，成亲丁男 15 岁已开始授田，女姓适龄而嫁
者往往只有 9-10 岁，15 岁仍待字闺中的仍可得田而耕。露田是需在丁男 70 退役
或死后归还政府，除不得转让外，亦不能擅种非指定的植物。15 岁丁男初授田时
亦另得 20 亩桑田（永业田），虽为世代所有，但规定种植蔬菜、桑、枣、榆等与
农业副产品有关的植株。在某种程度上，北魏推行均田虽受到保守份子与利益既
得者的反对，但总体来说冯太后认同李安世的释辩，其中更重要的是：
1. 政府既着力敕令百姓改土归流，然而返回故里的农民却发现土地被占领，乃
有“争亩亡身”的纠纷。于这困境上，一般都承认新耕者的权益，并在原地
附近设法拨地分配回乡旧人。
2. 因地狭人众的乡间实行诱迫政策，即不愿徙往宽乡的原居民，就令不迁，却
在其永业田中分地作露田与成丁男子。至于愿徙者，除既定土地政策外，地
方政府还借地给予开拓种植蔬菜，至日后人口渐众才划地均田。
ii. 实行三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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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把三长制置于〈食货志〉内，说明这制度的实行与经济有直接关
系。事实上，太和 9 年推行的均田制若要彻底执行，必需依仗地方上较诚实的乡
人，而非本身已有利益冲突的地主豪强。盖《魏书》曾直指：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
这种百姓因国家土地政策的缺失、小农经济破坏等因由或被兼并或避逃土豪劣绅
家中为佃农、奴婢的事例固列朝俱有，政府必须立即在地区上进行人口普查和处
理监察劳动力重新分配的工作。
孝文帝即位之初，北魏管治阶层已注意相关问题，延兴 3 年（473）遣使四
出侦察民隐，实际是括?对口，当时已纠察地方上有以 30 或 50 ?为一?上报的
情?。太和 9 年后，李冲上奏效古法立（5 家）?长、（五?）里长、（五里）党
长，并以强谨者出任。三长的作用主要调查、检查、上报乡党的人口，凡有国家
或地方上有关征战、征税、歉收、灾荒等均由三长负责将上情下达，并切实执行，
又或转述民隐，希望中央体恤民困。经过太和 10 年（486）设三长后，三数年间
民间安靖，国库大增，《魏书‧食货志》中还指出百姓免被豪右欺诈，“计省昔
十有余倍”，是以均田及三长制是孝文帝亲政前后推行的经济改革，并取得满意
的成果，然而因冯太后专政而孝文逊称谦让，故史家往往把上述改革视为冯太后
时期的德政。
（C）迁都
太和 10 年，拓跋宏正式服皇帝冠冕上朝接见外使，因均田、三长的推行，
往后渐上轨道，开仓赈饥次数大幅减少。太和 14 年（490）冯太后死，孝文坚持
依守丧 3 年，至 17 年（493）藉大举南伐，孝文帝仍有迁都洛阳之举。
关东洛阳自西周以来已为陪都，洛邑后来更成东周国都，然而因传统上关中
长安在历史、地理环境都被视为建都理想地点，洛阳多在分裂王朝才会被选为首
都。然而正因关中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分崩之际的兵燹残破毋庸致疑，加上祖先
来自东北，曾以平城为都的鲜卑帝主不大可能选择僻处西陲的长安作尚未一统的
帝国之都，至于平城霜冻苦寒，土地干旱贫脊，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前后，平
城一带更因连岁失收而百姓饥馁遮道，北魏在孝文帝前，国都一切几有赖各方补
给，可是山河阻绝，而漕运不至，陆路仅凭幽州（今北京外）、并州（今山西太
原）东来，费时失事。退一步来说，自禹贡九州及定鼎中原的传说以来，撇除龙
兴西部，秦中称霸的感情、地域因素外，“重德居中”之说也一直与建都关内的
观点相抗衡，自视为王者的领袖也隆重于定鼎洛邑。东汉班固〈东都赋〉即指出：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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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初建，人伦寔始。斯乃伏牺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
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
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
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
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
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
而过去的帝主往往倾重西部背河阻山之天险，而忽略中原足可睨视四塞的地利：
“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脩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
万方辐凑？……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
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这正是《北史‧成淹传》记载孝文帝南下攻宋时，因察觉洛阳四达通衢，又有漕
河之便，竟日欶令移都之计：
“帝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人贫。今移都伊洛，欲
通运四方……’”
当然，孝文帝深沾华风，自视为有德之主，移都中州是“君子大居正”正名之始，
征服南朝是并有天下，“王者大一统”完美的成就；故临时才兴移都之想属假，
但洛阳在地理上远胜平城为真，鲜卑既无西部的情意结，且以兴师南讨的方向来
说，由洛阳遣兵而下自然较为合理；然而，车马骤至黄河便因水流湍急为借口迁
都，未免令人产生疑窦，反觉成淹早与孝文有移徙的默契，惟于这重要的国事当
中却回转着不少有关鲜卑保守派与孝文帝及其支持者间的暗涌，后来还演变成白
热化的斗争，间接导至北魏的分裂与覆亡。
（D）重视儒家思想的体现
纵使北中国地区在五胡以来受到广义上胡风的沾染，毕竟拓跋宏的生母李
氏与冯太后本身还是汉人，冯太后在私德上虽胡化颇深，但处理政事的手法与汉
主无大差异，她也以汉人儒臣教导年幼的拓跋宏，因而在稚龄的胡君中，孝文帝
可说是罕有的受到传统儒学教育培养，并因登基后无需理政，故在太和 10 年亲
政前还在接受汉人伦理道德的教诲，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儒家思想影?至深的帝主。
在孝文一生行谊中，有些事件足可回顾。其一是冯太后于太和 14 年去世后，
孝文帝表现极度哀恸，葬永固陵后，不理百官劝谏，坚决“终三年之制”，孝文
衣衰服、白练，公卿依次节降。在迁都前，拓跋宏每年均至永固陵，3 年间谒陵
8 次，于太后死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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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于陵左，绝膳二日，哭不辍声。”
这些“礼节”与《礼记‧丧服》中要求孝子贤孙为祖先守孝的条件几乎全同。其
二，在撇除孝文帝在位最后两年的身体状况因素后，有趣的可显现于他南伐过程
之中。太和 18 年（494）南齐萧鸾杀其主郁林王萧昭业，擅立昭业弟昭文（海陵
王），不久又弑之自立，史称齐明帝。孝文帝曾斥责萧鸾弑主的逆行，却在两方
交兵的太和 22 年（498），因萧鸾暴卒而以“礼不伐丧”为由而退兵。从以上两
宗丧事中，我们大抵可窥探孝文帝在受儒家思想影?之余，还很着意告诉他人自
己的汉化程度。
孝文帝行幸太学，亲选孝秀与礼敬孔子也是众所周知尊儒行为的表现，他曾
于太和 19 年行幸山东，亲祠孔庙，诏拜孔子氏 4 人、颜渊后代 2 人为官，封诸
孔宗子一人为崇圣侯。同年在兖州为孔子起园植柏，修饰孔坟，建碑铭，旨要在
“褒扬圣德”。 此外，在孝文多番巡行之际，都仿傚古籍记载中的先王，省问
风俗，垂询民隐，还不断颁下照顾鳏、寡、孤、独的诏令，其中太和 17 年率领
百万大军南征时，还似是当下政客“落区亲民”式的造势。《魏书‧高祖纪下》：
“民年七十已上，赐爵一级。路见眇跛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
诏以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诏洛、怀、并、肆所过四
州之民：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
以上赐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
有时令人怀疑究?他是在用兵南朝或是在显示自己乃仁德之主的模范！
（E）推行彻底汉化政策
拓跋宏重视儒学并不是鲜卑汉化的具体表现，原因有三：
1. 上文述及的仅是孝文帝个人受儒家思想影?而实践于行动的史实，未能视为
国策一种；
2. 反映于管理的意念上，纵使鼓励王公大臣子弟或族人学习儒学只是使他们进
一步了解汉人知识份子的治国理想，并使他们对汉人伦理道德观有更深刻的
体会，目的为避免引起冲突或歧视，甚至进而方便管理主流社会的被统治者，
这些行动早于五胡十六国时代不少分裂王朝也曾先后实践，却与汉化不有直
接关系；
3. 足可反质者的是，若指崇重儒学即代表汉化的话，那末汉武帝也推行儒学，
莫非又与汉化有关？既而，孝文帝在太和 14 年开始，随着自己渐可取代太后
主政地位后，逐步实践他摆脱鲜卑旧俗的计谋，藉南征迁都明显是其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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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击。
换句话说，他不单要在精神文明上进行改革，还需要在物质文明、社会阶级上混
同胡汉，令主流群体接受少数民族的地位。
i. 易华服
自道武帝至太武帝时代，北魏自立国以至强盛，朝服都未有定制，南朝萧子
显的《南齐书‧魏虏传》中还讥笑拓跋鲜卑服色胡汉参差；事实上从该书管窥当
时北魏还是以?褶为朝服，大为自视保存汉人冠冕的南朝上下所不齿。至孝文即
位后开展了正服色的改革，自他 19 岁亲政时，服皇帝冠冕接见外国使节即为一
例，两年后他更赐文武百僚朝服朝冠，明显是受汉文化影?所致。自迁都后，孝
文帝一方面为加速汉化步伐，一方面亦不欲在南朝使节前寖失礼节，为显示他汉
文化的程度，太和 18 年（494）颁下禁止士庶胡服的诏令。
ii. 以汉语为法定语言
由拓跋什翼犍至拓跋珪时代以鲜卑语治国，当时拓跋氏正于草创之际，汉化
程度极浅，于鏖兵交战时均以鲜卑语下达紧急军令，而汉人谋士多通鲜卑语，拓
跋氏也着意培训语言人才作为北朝民间与南朝政府的通译官；正如上一讲提及道
武、太武等诸帝企图与汉人文化保持一段距离，这也本是国策之一，故在孝文帝
太和 10 年亲政前，情?没有太大改变。 此外，北中国自十六国相继勃兴及逐鹿
中原以来，五胡均各有本族语言，但统治阶级与贵族出于管治缘故多粗通汉语，
这背景因素亦宜留意。
太和 17 年藉南征而忽意兴迁都之议实在是胁迫于保守份子抗拒南下而作的
跳墙之计，原因容后再述。冯太后死是对孝文心理阴影的洗涤，但一举移都后，
孝文帝即完全脱离拓跋旧族的制肘，并在代北势力以外地区推行自己的理想。太
和 19 年（495），南迁已成定局，孝文毅然下诏朝中百官仿中原正音，禁用鲜卑
语，犯者贬官，30 岁以下适应、学习能力?的，如未能说汉语的降爵，甚至免官。
拓跋宏的用意在于切断原来的文化纽带，强迫由代北南下的贵族学习汉人文化、
文字，否则不两代以后，披发左?的胡俗又寖染洛阳，破坏他盘算的全盘汉化计
划。
iii. 划分姓氏，提高鲜卑地位
塞外少数民族一般都以部落之名为姓氏，这几乎是原始社会风习的遗存，在
迈向封建制时，因部落人口随着社会体制的改变而出现实质上的增加、分散，姓
氏从而必须增加，并在中国历代经验的累积中，多渐融入主流社会，取较近汉姓
的姓氏为本姓，拓跋鲜卑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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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北鲜卑初入中原之际，主要政治中 7 个大姓，如纥骨氏（后改姓胡氏）、
普氏（后改周氏）、达奚氏（后改奚氏）、俟亥氏（改亥氏）、丘敦氏（后改丘氏）、
伊娄氏（后改伊氏）及拓拔氏（后为长孙氏）共掌，后来除国姓拓跋氏外，尚有
乙旃氏（后改叔孙氏）及车焜氏（后改车氏）加入统治核心，而这十姓因多为同
一血源的兄弟族，故早在国初虽分其姓氏，但已约定百世不通婚。这些异姓同宗
的部族在行政架构各有职守，今试观《魏书‧官氏志》载道武帝时犹存飞禽为名
的官职，说明当时部落图腾的色彩尚未减褪。此外，尚在东北嘎仙洞时代徐步南
下平城的 99 姓中，于不同时代逐步改变姓氏，全部改姓则在太和 19 年推行汉语
标准化的年头，以下只选取汉人大姓为例：
原鲜卑姓氏 改汉族姓氏
步六孤氏 陆
独孤氏 刘
拔列兰氏 梁
叱罗氏 罗
吐伏卢氏 卢
贺拔氏 何
是楼氏 何
丘林氏 林
纥豆陵氏 窦
破多罗 潘
侯莫陈氏 陈
阿单氏 单
渴单氏 单
太和 19 年诏令中，孝文帝指出鲜卑入中原已久，必须亟分本族中贵贱之别，除
入关前已为部落大人的贵介外，其他均论祖先三世功勋才可列入鲜卑姓族的行列。
孝文帝介定鲜卑本族族人的姓氏高下，并把过去魏晋以来的汉人士族门第之
争定位，把易姓后鲜卑，如姓刘、陆、穆（丘穆陵氏）、贺（贺兰氏、贺赖氏）、
楼（贺楼氏）、于（勿忸于氏）、嵇（纥奚氏）、尉（尉迟氏）与钦定的范阳卢氏、
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及赵郡李氏汉人头等姓族并列，希望
藉通婚之利混融胡汉，目的在突显国姓及有功诸族在社会上的地位，能被北方士
族阶级与南朝君臣所接受。孝文帝企图借助鲜卑帝主的强势统治指令四海定姓族
地位，无非向外宣扬胡君汉化的修养，随着 20 年（496）改国姓拓跋为元氏，这
种完全与山林渔猎，草原奔驰感情的割裂遂宣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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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影响
（A）胡汉通婚
因出于大汉主义作崇，历史上对孝文帝的汉化一般评价颇高，隋末大儒文中
子王通甚至有归正统于元魏之说。在读史者的回眸中，早于北魏立国头两位帝主
执政时期开始，由辽东、山东、长安、凉州、西河、清州等地，除本族外，还不
断移徙汉、匈奴、诸夷蛮等外族以实代京，总数超过百万口。这大批移民与拓跋
氏及原住民在代北互为结姻亲，民族融和令早已自十六国以来胡汉通婚的情?更
趋普遍。在漫长的北魏政权下逐渐强化了胡人的习性，其中如杜超之妹嫁与明元
帝；冯氏家族与孝文帝交亲；胡国珍之女嫁宣武帝等等，这些与鲜卑君主联亲的
外戚，都是胡化后再进一步胡化的人物，他们的家族也因此世代胡化。至于镇守
边镇的豪帅，除鲜卑外，更是世代以来胡风见着的汉人，其中如太武帝时镇薄骨
律(今宁夏灵武西南古黄河沙洲)的刁雍；镇怀荒(今河北张北县一带)的司马文思、
李顺；镇武川(今武川西土镇)、朔州(今山西西北，大同盆地西南，桑干河上游)的
杨桩，全是累世胡风的镇将。
孝文帝即位后虽重视汉化问题，却并非不有隔阂贵贱之别，他主张皇族与中
原高门联婚，遂于太和初连下两令禁止皇室中人以至士民之家与百工、技巧与卑
姓相婚配，他在太和 2 年（478）的诏令中还强调过去的皇族贵戚自降身价“不
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魏书‧高宗本纪》）；事实上，我们不独可以崔浩权
倾一朝互结士族联婚以增加政治本钱与牢固社会地位作例子，纵使在五胡“龙飞
朔野”时代，这种汉族士族高门的小圈子婚姻已是在族望与地望上清俗分流的最
佳处理分法。是时清河崔、太原王、荥阳郑、范阳卢、陇西李被舆论目为第一流，
但其他高门仍互有高下，如博陵崔、广平游、渤海高、河间邢等均是，这些高门
互为婚娶，亦互为竞逐，但联姻既久，宗枝繁衍，在政治上互为提?是统治者既
忌惮又希冀的势力。鲜卑虽已管治整个北中国逾 40 年，但这些舆论及地位却非
一夕可触及的名誉，北魏诸胡君自然深明其理。拓跋宏即位前，十姓同宗的鲜卑
兄弟部落虽互不婚娶，但北魏帝主娶本族或其他胡族为正妻，并立为皇后的情?
仍颇普遍；至文成帝、?文帝时情?才有转变。孝文帝于颁下禁婚令后，于太和
7 年（483）禁同姓为婚，这是针对鲜卑旧俗而发的诏令，希望加速拓跋皇公大臣
与汉族高门的政治婚姻，若我们说拓跋宏冲龄即位未能掌握权力并颁行新令的话，
由冯太后为首所推动的胡汉婚姻更可被视为北魏中叶的国策。这情?至南迁洛阳
后更甚，孝文帝藉安排众弟与汉士族联婚来提高皇族在社会的名望，当中陇西李、
代郡穆、范阳卢、荥阳郑等均在这形势下，于孝文帝徙都洛阳后成为皇亲。事实
上，从拓跋宏为其太子娶妃时，本已向祖籍长乐的司徙冯诞长女下聘，但因冯女
仍未适龄婚嫁，惟向同属高门的彭城刘长文与荥阳郑懿的女儿着手，聘为左右孺
子，等待冯女过门；此外，他又嫌弃其弟咸阳王禧娶任城王隶?为正室，刻意为
拓跋禧迎娶陇西李辅女，并把原来元配贬为妾媵。凡此可见孝文帝急欲提高鲜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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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的地位，目的在减少中原大姓与政权的冲突与磨擦，使他们真正融入政治
核心。
拓跋宏定四海姓族，除以帝主之言平息门第高下之别外，也为帝系贵介联婚
目标定位，互结盟誓既进汉化步伐，孝文帝亦因推进鲜卑的汉化速度，希望借此
减低汉族高门对通好拓跋氏的抗拒。今天翻查文?记载，拓跋贵族的对象除早期
少部份与本族、吐谷浑联婚外，近九成都与汉人士族、大姓结亲，此情况至孝文
帝时几成国策。而拓跋鲜卑贵族、百姓在与汉人高门、士庶通婚后，不少第二、
三代的鲜卑已深被汉文化沾染变得?文尔雅，甚至文采风流，在北魏末年，或分
裂后都于东、西魏、北周政权下?力，有些还是隋、唐两代的名士或宰辅之臣，
如（北魏）元延明、元彧、元熙、元弼、元钦、元洪超、（北周）元伟、（隋）元
晖、元岩、元寿、元善、（唐）元稹、元行冲、元万顷、元德秀等不过其中一些
例子，而也说明拓跋氏在孝文帝大力推动汉化、联亲等政策后，鲜卑族在三个世
代中迅速融入汉人文化体系，甚至在日后的政治、礼教、文学上为中国文化作为
伟大的贡?。在另一方面观察，经过孝文帝定四海姓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