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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台湾平埔族开始流离失所的真正原因是？
作者：郑萤忆（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2018-11-24
2016年8月1日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接见原住民代表，其中也包含属于平埔族群范畴的
西拉雅、马卡道、巴宰等族。蔡总统正式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道歉的全文有段话是这
样陈述：
台湾这块土地，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这些人原本过著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语言
、文化、习俗、土地、主权。然后，在未经他们同意之下，这块土地上来了另外一群
人。历史的发展是，后来的这一群人，剥夺了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让他们在最熟悉
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成为非主流，成为边缘。[1]（总统府新闻稿）
这段话传达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无论是高山族或是平埔族，在历史上都曾面临大量
汉人移垦竞逐，渐而丧失土地，走向弱化。那么，原住民各族如何流失土地和自我权利，
便成为1980年代原住民运动以来，研究者竞相回答的命题。因此，《清代台湾土著地权》
的作者陈秋坤教授，就以中台湾巴宰族──岸里社群为例，告诉我们一段岸里社熟番的土
地经验，究竟他们如何接受土地私有权、商品货币经济如何渗透到部落，以及属于部落猎
场的土地后来如何流入汉人银主手中？
https://goo.gl/yqkg9m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清代台湾土著地权─官僚、汉佃与岸里社人的土地变迁，1700-1890》
在开始介绍本书前，我必须先讲一个关于岸里社的故事。
1935年4月21日清晨6时，“轰、轰”的几声巨响，一场发生在中台湾丰原一带的地震
，让当时最后一任岸里社总通事潘永安的宅第，崩塌损坏。在断垣残壁中，偶然间发现了
一批乾隆年间关于社务的文书。这批文书后来被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学生张耀焜用来撰
写学士论文，并在1939年论文完成后捐赠给帝大图书馆，此后便典藏于台大图书馆。这就
是闻名于世“岸里文书”出土的始末。
那么，岸里社的土地经验是如何展开的？原居于大甲溪北岸后里台地的岸里社，在康
熙五十五年（1716）归化清廷后获得官府赏赐大甲溪南岸广阔的土地。雍正十年（1732）
大甲西社事件后，岸里社逐渐将搬迁至南岸，建立起新部落。之后，这些岸里社人不断以
“官府蒙赏埔地”作为理由，宣称他们在大甲溪南岸的地权。大甲西社事件后，岸里通事
张达京与土目敦仔等人，共同订立契约，协议割让番地换取汉人修圳之水权，又称为“割
地换水”。
在张达京的牵线下，岸里社人开始引入水利灌溉农田的方式。乾隆初年，岸里社的田
业，开始从原本部落共同管理转向个人私有。按照部落传统的习惯，土地名义的领有是来
自社主，后来土目敦仔（又称潘敦）在接受总社主请托后，获得实际经营社地的权力。
敦仔将社地分为两类，一为公共社课地，以员宝庄为中心，每年约收取1200石公租；
另一为社番私口田业，按照男丁妇口平均，除担任部落公职的番人可分得土地较多外，一
般社番平均可分得两甲以下的土地。至此，岸里社人从原本狩猎采食，正式走向定居农耕
。
如果社人们能够就此平静垦耕过日，这片属于社人渔猎天堂的家园，或能够有所存续
。偏偏有如过江之鲫的汉人们，借由每年向番社缴纳微薄的定额租，开始承耕土地。熟番
们在租佃过程中接受汉人既有“一田二主”的观念，致使土地所有权分化成为业主（收租
）权、田主（管理）权。
清代的土地所有人被称为“业户或大租户”，这些人控制许多没有开垦的荒埔，但通
常没有意愿或气力从事实际开垦活动。所以需招人前来承垦，这些被招来的开垦人（又称
为小租户），面对的是缺乏水源、土壤贫瘠的荒埔，常需花费较高的成本开垦。这些业户
们为了提高开垦人们的承垦意愿，只能收取微薄或较低的固定租金，并保证不随意更换承
垦者。
然而，这些承垦者往往在取得土地后，开始经营类似“二房东”的生意，把土地再转
让给他人耕作，约定租金为固定比例的收获量。因此，当后来土地收获因水利兴修日益增
加时，小租户们反而能租金增加，尝到土地收益增加的甜美果实，但收取固定租额的大租
户，只能干瞪眼的继续收取固定租额，也不能随意提高租额或将土地转佃他者。
这种“一田二主”的开垦方式，常见于清代台湾移垦社会，很多平埔原住民因给垦埔
地于汉佃，而摇身一变成为番头家（番业户）。“番产汉佃”的形式，如能持续存在，所
缴纳的租榖或也能够提供社人足够生活所需的粮食。
偏偏事与愿违，本书告诉我们，随着十八世纪以来台中平原水利设施的日益完备、田
地生产力逐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一田二主的租佃形式，让番业主只能收取定额的大租
，而无法分享田产增加的获益，同时也让田底权（佃权）价值上涨，在十八世纪末期出现
“大租权贱、小租价贵”的地权结构。伴随着货币经济进入部落，渐次影响社人的生活型
态。番业主开始向汉佃借贷、抵押土地借款。少数富有佃人开始转以“银主”身分，自行
管收租榖。原本番业汉佃的关系，形成番典主、汉银主的角色置换。
日益贫困的岸里社人不断将私有土地抵押典借给汉人，可是在嘉庆初年汉番间的典借
关系发生变化。平埔原住民向汉人典借银两的年利率从原本 3、4 分降为 2 分，表面上是
让无力偿还利息的社人，能够借此喘息，但以此的代价却是土地抵押的期限被延长至 7 到
10 年不等，等于变相成为长期典押土地贷款的情况。熟番的田业长期被汉人管收后，却往
往因无力偿还借贷，番地最终流入汉人银主之手。
不只是一般私有社地因“番人”的典借而流入汉人之手，属于番社公口粮租（部落公
租）方面，也因支应庞大的社务开销、社职人员薪饷，再加上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
的番政改革，原本免交给官方正供赋税的番大租，却被迫进行“减四留六”，即大租额减
低 4 成，但改由小租户缴纳正供给官方。此举使得无多的公租，再减 4 成后，已所剩无
几。熟番社只能走向贫困、弱化的道路。
然而，十八世纪以来在番社频繁发生土地交易买卖、典让，反映社人对于田园产权货
币化概念的生成，可是却也造成社人土地家园的流失，甚至引发许多与汉佃的纠纷。面对
此现状，部落的头人们并不是片面承受，而是试图寻求官僚势力庇护。
可惜此举对番社而言，无疑是引狼入室。清廷虽然基于治理考量对熟番采取保护政策
，可惜未有效执行，形同具文。无论是汉通事或理番同知的成立，都为番社带来诸多财政
、劳役支出的苛扰。也间接引发岸里社的头人们，为了提高摊派公费支出，引发部落内部
的斗争，最终造成嘉庆二年（1897）岸里部落体制走向官僚化。
来自官方衙役、乡保、社差，不仅无力调停、解决业佃纠纷，反是再三勒索番社，加
重部落公租支应的负担，甚至包揽番社田业，自己担任“二地主”。而本书作者指出此类
“国家权威对部落渗透”的行为，反而是造成熟番部落弱化的另一要因。
当熟番业主无论是被迫或自愿卷入租佃生产体制后，他们的身分就已转成租佃业主，
但因只握有收租权，不仅无法分享田地生产增加的成果，也无法以部落权威的身分要求汉
佃履行纳租义务。面对此一困境，部落里的人们只能仰赖官僚力量的介入，可是依然无法
有效解决。最终导致十九世纪以来，岸里社人们番产不断流失的一恶化局面。大部分番业
主成为汉人社会经济体制下的边缘阶层，甚至以选择走向迁徙埔里盆地或改宗基督教，来
躲避岸里社贫困化危机。
读完这本《清代台湾土著地权》，我们再回头思索蔡英文总统道歉文中的那段话：“
历史的发展是，后来的这一群人，剥夺了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面对历史上原住民的颠
沛流离，并不是因为汉人在土地权利取代原住民而已，也与我们一般认知简单归究于“汉
人狡诈拐骗、熟番纯真、质朴”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岸里社的例子，展现平埔部落命
运发展至此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平埔族群融入汉人货币经济体系与官僚体制时的困境所致
。
然而，平埔原住民们在面对卷入货币经济苦果之际，并非无助的被迫承受。他们依然
具“能动性”选择不同的策略企图顽强抵抗，只是面对汉人洪流与官僚体制的箝制，这番
努力终究徒劳无功，最终让他们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离失所，而族群身分、部落文化也渐
渐隐藏在“汉人”主流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