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戴国煇的爱憎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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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算是本省菁英的角度之一吧
《爱憎二．二八》序言
自序
我是怎样走上研究二‧二八之路
每一个历三十多年而不辍地浸淫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者，其实都有着难以为外人道的内在的深情，便是这深情引领着学术研究者即使上穷碧落下黄泉，或寂寞地踽踽于思索的道途中，亦不觉其辛苦。做为一个二‧二八事件及台湾史的研究者，我常在午夜梦回的寂寞之中自问：是什么力量驱动我走上这道路？是什么历史的或无由言说的深情可以令人一往而无悔呢？
记忆于是回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代前半期的往事，那些热情而真挚的、带着青春期的正直与理想主义色彩的同学的面容，那目睹愤怒民众烂专卖局台北分局而惊心动魄的自己，以及一个因“白色恐怖而自陷颓废主义藉酒浇愁的好友的面容。是那些年少时代被摆布到历史巨大变局中的心灵震动，引着我直至今日？抑或是大量的捕杀让流寓日本的我全心要解开这命运之谜呢？理性的认识与感性的深情交相绕缠在心中，连自己都难以分辨。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生于桃园县中坜附近客家村庄的小康家庭。光复时，我正就读于新竹州立新竹中学二年级。台湾复归中国，对台民是一大喜讯。国府来台接收时，我也夹在欢迎群众中，手拿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抱着欢欣鼓舞的心情，热烈迎接国府官员与中央军的到来。
当时接收新竹中学的是甫从广东中山大学毕业未久的辛志平校长。辛校长在竹中奉献心力办学四十年，作育英才无数，蜚然有声。但当时稚嫩的我却对他的广东国语与私德的传闻颇有意见，因而插班转学到台北的建国中学。建国中学校长陈文彬（“二‧二八”后避难到大陆），熬过文革客死北京原为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在东京时即有颇高的声望，光复后返台致力发展教育事业，网罗不少东京帝大等名校毕业的留日高材生至建中任教（像台大医学院小儿科陈炯晖、泌尿科江万等教授就曾在建中兼课，建中遂成颇有号召力的名校）。我在建中唸书时，正临学制的改制期间，
寄宿于改制中的台北高等学校及刚创制的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附近的住宅区（当今的泰顺
街，那个有池塘、夜深人静的地区，原为日本高级官僚或台北高等学校教职员的宿舍，战后很多从日本各帝国大学或高等学校回台的台籍学生寄居此地，形成各路英杰聚合的“梁山泊”。虽然有一点早熟，正值青春骚动初期的我，却很崇拜这些留日且出身名校，博览群书学识丰富的学长们，受到他们颇多薰陶。
“二‧二八”发生之际，我读初三。二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因有亲戚在台大医院服务，我到医院看他们。自医院楼顶遥望了包围长官公署的请愿群众，并听到了那不吉利的机枪惨叫声。同天下午我还到了城内专卖局台北分局附近，目击了愤怒的民众在烂分局并焚毁专卖品。
有些流氓模样的青壮年，则仿效日本人头绑白布巾，口骂“支那人”、“清国奴”，不分青红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殴打出气，连就读于台北女师附小（现台北市立师院实小）的外省小孩也无法幸免，惨遭拳打脚踢后，还被推入学校前的深沟中。连我也因闽南语不甚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澄明台湾省籍身份。这些情景，对年轻而富于正义感的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我当时固然也对大陆来台行政官员、士兵的贪污横暴等无理的种种深表愤怒不满，但总觉得这样非理性的暴行骚乱，终非正道，眼见许多无辜受殴打者一波一波地被送进台大医院，心里非常痛心难过。至于
战灾过后不久，物资甚为匮乏，还焚毁专卖品等，叫我惶惑及惋惜。
三月一日，早上到学校等上课时，有一位从日据私立台北中学（今泰北中学）插班过来的高年级学长到我们班上来，他带一点江湖流氓气，语气激愤地辱骂国民党、外省人，鼓动我们跟他上街行动。但由于他出身私校，我们出身公立学校的同学，年轻气盛，不懂事，对他心存鄙视，而且他除了情绪性的煽动字眼外，也未见有足以服人的理由，因此，我们班上没有一个同学附和跟随了他。待我回到“梁山泊，那些从日本名校回来、社会科学素养深厚的学长，对“二‧二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虽也批评国民党，但反对殴打外省人的暴力行为，并以社会科学作深刻的分析
，令我大为佩服。
不久，建中校长陈文彬被捕，英语教师王育霖（日本台独领导人王育德之兄失）。家父怕我出事，当即把我带回中坜老家监管。
“二‧二八”后，大陆国共对抗的情势愈形严峻。国府的政治腐败，失去民心，军事上也逐渐转衰，大陆青年学生普遍左倾，学潮四起。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大批大陆知识青壮年到台湾的学校任教，其中颇多思想左倾，不少为中共地下党员者。我们肯下功夫的台籍学生慢慢地开始有能力阅读中文刊物，当时大陆深具影响力的报
刊，像《文汇报》、《大公报》、《观察》已涌入台湾，早熟的学生无不至图书馆争相阅读，左翼作家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小说、杂文也风行一时，成为台湾知识青年一睹为快的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本地的青年学生也开始对大陆政局的变化热切的关注，与大陆来台学生们汇合，搞起活动和学运来。
国府在大陆军事节节失利，一九四九年大批军队撤退来台，占据了校舍，学校只能上半天课，而“四‧六学潮”（一九四九年纪念“五‧四”的前期活动所惹起的后），国府又大肆搜捕活跃的学运份子，我的同学、学长、老师或被捕，或逃逸大陆，一时风声鹤唳，时局阢陧，学习环境迅速恶化，遂令我兴起远离这“是非之岛的念头，一方面“想飞，另一方面“想溜。加以，当时五十之龄新遭丧偶的家父竟迷恋上一个酒家女，将其娶回家中，令我深为不满；国乱如麻，又遭家变，高中尚未毕业的我经此双重刺激，就“偷”了父亲的钱换成美金，跟一个琉球人商定，以两百
元美金及三大袋糖为条件，由他帮我经过琉球偷渡到日本，投靠东京的二哥。我先给了琉球人一百美元定金和三大袋的糖，十月下旬如约到竹南附近后龙的海口等待出海，谁知苦等一个多礼拜，琉球人却久候未至，于是才知被骗，只有打消念头，废然而返。
一九五○年六月，我高中毕业，韩战爆发。国府在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后，获得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为了更进一步地巩固对台湾的统治，遂开始实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并扑杀左翼人士。我许多学识超卓、爱国、正直的同学、朋友、师长纷遭系狱、枪毙。我为免遭无端牵连，并远离中坜老家，遂决定不在台北读大学，转而投考台湾省立（台中农学院），一试中第，就在台中唸了四年大学。这一段可以说是我在台湾实践既“半飞”又“半溜”的岁月。
在台中有个值得一提的同学林曲园。他日文造诣极高，又深谙尼采等西方哲学思想，是个热血浪漫的优秀青年。他家世好性格又豪爽，支援了因“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牵连而需避风头的朋友。此事甚少人知道，只有一位“变节成为特务的恶棍察觉，以向官府告密揭发相威胁，一再地向他敲榨勒索金钱，林君被迫花钱消灾，心中阴影始终挥之不去，遂陷于消沉颓唐，似乎还有自演“颓废主义”（Decadentisme）的模样，经常借酒消愁，纵情声色。五○年代后期，他得偿宿愿到巴黎深造，但因身体耗弱，心情悒郁，竟罹肺病，终乃不起，一个富于才情的善良青年竟
尔早逝于巴黎异乡。从林君的遭遇，使我痛感在“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乱局中，人格卑劣，趁火打劫，大干出卖、敲诈勾当的台籍人士实在也不乏其人，加害与受害的双方决不能简单地以省籍判然二分。
一九五四年大学毕业，在预备军官第三期训练中，我通过留学考试，然后在一九五五年秋天负笈日本，终于得偿远离“是非之岛的夙愿。
从一九四五年盛夏到一九五五年深秋这十年间，我经历了台湾光复、“二‧二八”、“白色恐怖”这段台湾社会政治翻腾搅扰不已的多事岁月，其中掺杂了欣喜、愤怒、悲哀、壮怀激烈的各种复杂情绪。我的许多朋友、同学、师长在“二‧二八”、“白色恐怖”中，有的冤死莫名，有的慷慨赴义，有的身系囹圄，饱受身心摧残。另一方面，我也眼见耳闻了数之不尽的公报私仇、政治权力倾轧、斗争、欺骗、勒索、出卖等卑鄙丑陋的邪恶行径。可以说，人性的崇高与卑劣、真实与虚伪在这过程中，交互呈现，做了最彻底无遗的展露。对这些我不能无感于衷，于是发愿要把
“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源头、过程做全面的探讨，既为剖解未明的疑惑，也可为当世与来者之借鉴。
一九五六年四月，我进入日本东京大学就读，就开始着手搜集“二‧二八史料”。我找出“二‧二八”当时的《大公报》、《文汇报》、《观察》等报刊，阅读了庄嘉农的《愤怒的台湾》、林木顺的《台湾二月革命》、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王思翔的《台湾二月革命记》、行政长官公署初编《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编印《台湾暴动事件纪实》、台湾正义出版社编印《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记》、劲雨编《台湾事变真相与内幕》、江慕云的《为台湾说话》、国防部新闻局扫荡周报社编《台湾二‧二八事变始末记》等书。举凡
周边状况的有关文献，像：沈仲九主编《台湾考察报告》、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编述《陈（仪主席的思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印《陈长官治台言论集第一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行《外国记者团眼中之台湾》、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人事室编印《台湾省各机关职员录》（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发行等，都是我熟读的对象。尤其能看到《一九四九年美国对华白皮书》的英文本（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of
1944～1949）及贾安娜、白修德著《中国暴风雨》（或《中国的雷霆》的英文本（Thunder Out of China获益真不少。这两本批判及抨击国府的美国书籍，提醒我对同样的事物可有多元的视野来比较思考，从而增多阅读，使我初步了解到，胜利前后远东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的大景况。在日本，我一边专力于本行的学术研究，确立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养家活口，一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地搜寻“二‧二八”有关史料与资料。
六○年代，台湾文学界耆宿吴浊流先生数度来日，我协助他出版《亚细亚的孤儿》等书，提示“二‧二八”相关资料并与他讨论“二‧二八”，敦促他写成记录“二‧二八”的《无花果》。国府监察委员丘念台先生在奉派来日疏导留学生时，我也与他就“二‧二八”深谈多次，明白了原来国府和国民党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派系倾轧斗争激烈，实非一般不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台籍人士所能想见，而国民党及国府有关人员也决不能等同于外省人、中国人。此后，我还访谈了叶荣钟、王诗琅、杨逵等前辈，对“二‧二八”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交，我正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访问研究，叶荣钟先生的女儿叶芸芸女士为了筹备《台湾与世界》月刊在美国发行，特地到柏克莱看我。我建议她开辟专栏，整理有关“二‧二八”事变的史料。我认为，“二‧二八”是当代对台湾影响极为重大深远的历史事变，对中国现代史（当然包括台湾史及东亚的和平有独特的重要性，必须对之作出公正而客观的省察，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才能有助于台海两岸的和平与中华民族的团结。
当年的国府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二‧二八”的研究，但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下，当然就没有人敢去碰它。当局对整个事变讳莫若深，极尽掩盖之能事。经历过“二‧二八”的世代，对当年国府接收人员的贪婪残酷与镇压事变时的凶狠毒辣，虽有极深的憎恨与惶恐，但在国府戒严高压体制下的台湾岛内，除了偶尔私下吐露几句愤懑之词外，只有噤默不语，不敢声张；而战后出生的世代则靠着父母辈的一些传闻，撷取一鳞半爪，滋长出不断增高的愤懑与抑郁。“台独人士则利用国府的不当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历史真相于不顾，反而利用其“黑盒子”制造些神话，夸张
失实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动蛊惑文章，有意无意地借此制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扩充政治资本，趁而建构其“台湾民族论及凝聚其“台湾人意识，企图为夺取政治权力铺路。这种作法只会造成历史悲剧的恶性循环，无法疗伤止痛，达到吸取历史教训的目的。而大陆中共方面也不脱政治挂帅的窠臼，多年来只藉著纪念“二‧二八”因应“解放”或“统战”的需要，却鲜见对“二‧二八”本身做客观的总结及学术研究。
为此，我遂自一九八三年八月起，在美国发行的《台湾与世界》杂志上以梅村仁的笔名开始连载“二‧二八史料”举隅，将我搜集到的史料分篇、整理、注释并考证，逐月发表，目的在提供乡亲资料和一些看法，并期待能就正面层次来刺激有关“二‧二八”的研究。这个连载后来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重视，直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初我返日本，看时机认为预期的目的已达成后，适可而止，便留下一些“余韵＝重要史料”而自主地停载。
在《台湾与世界》连载中，有不少机会和叶女史面叙及书信的往来。不久，我发现了她的才华和条件。她的家庭背景（她先尊叶荣钟先生带给她的余荫和持有美国护照（方便走动这些甚难有人能够兼备的条件，正是她能够作好采访“二‧二八有关人士的绝妙大前提。我向她建议，小心被拖下“政治的漩涡，只要能保持不涉及“政治”并固守学术研究立场，妳可以完成任何台籍有识人士都无条件完成的业绩。
近年，叶女士开始把她的采访纪录结集成书，公诸于世，其中有关“二‧二八”的佼佼者，当为《证言二‧二八》（人间出版社，一九九○年二月）。
我们两人，一直怀有合撰通俗本“二‧二八事变”的计画。本于我过去一贯地作法，是先公开资料方便学术界同好之士的利用，以期公平竞争，互相提升研究水平，回馈社会，继之着手学术专著的撰写，完成通俗本是我每一个个案研究的最后一段的作业。
一九八五年后，我能返台，返台机会增多后，我发现上述一类的执著和作法在价值观混乱、知性的诚实不被尊重的台湾颇难适用，有可能被投机分子趁机恶用，将有为害台湾学术界之嫌。
我们所注目的“二‧二八的研究动向，逐渐大白于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将于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公布。我们终于决定，我们非国府、非中共、非“台独(他们的立场振幅相当地大，暂以“台独”的概称来代称的第四个立场的初步研究报告，也应该在同一个时期披露，仰请社会诸贤的批判及斧正，这才是公正堂皇的作法。
由而，我们俩将多年累积下来的研究心得及认知总结合撰成此书，第一篇和第三篇由戴国煇，第二篇则由叶芸芸执笔，因我尚留在台湾故，最后的定稿及校正则由我一人负责，以供关心“二‧二八”者参酌。本书的完成虽未及参看海峡两岸未公布的官方典藏史料，但我们依多年搜集所得的材料与亲访见证人，将整个事变作一宏观而科学的分析，相信不无一得之愚。
我始终认为，只有站在公义、公正、不偏不倚、客观理性的学术立场上来探讨“二‧二八”事变的全貌，才能接近事变的真相，才能有效地抚平历史创伤，从而将悲剧性负面经验转化为正面的历史鉴诫。
因是立意撰述通俗本（自感不够通俗，差强人意故），我们考虑到读者诸君阅读时不感枯燥及琐碎而尽量免去注脚，方便一读能终篇。在可预期的将来，我准备完成精磨细琢的“二‧二八”学术研究专著及资料汇编，斯时，笔者当然将作必须作的一切交代。
为了完成这一本书，我们得过无数前辈和朋友的帮助，我们应该感谢。
我们特别得感谢的有吴克（《美洲时报周刊》副总编辑、杜继平（同前周刊主任两兄）。他们让我有机会先连载（自第三四八期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一日号至第三五七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号一部分），不但在整理原稿上拔刀相助，还让我享有再推敲的机会。
还得感谢的有我内子林彩美，和叶女史的先生陈文典博士。林彩美女史有时帮我誊清稿件及整理资料，陈博士和林女史他们两人分别当为第一个读者，常常提出一些尖锐且具批判性的可贵观点来鼓励我们撰述。
必须特别作好交代的是，本书书名的来由。诗人杨泽博士（《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任当他把本书第十一章“统独争议的本质与导向选登于“人间副刊时（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另取大标题“爱憎二‧二八”，这个给了我们启示，终于决定以此为书名，谨向他致谢。
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发行人非常宽容，一直等待并支援我们完成这本书，资深编辑林淑慎小姐帮忙整理及校正，让本书不致有太多错误，我们由衷志谢。
我们在撰述过程中，一而再地确认了我们应该坚持的立场和撰述的态度。第一，我们就事论事，不褒不贬。第二，我们只准备并冀望对历史能作好交代，但不准备迁就任何个人及社会、政治势力。第三，我们等待的是“世界史”和人类史法庭的审判及善意且具有建设性的批判和指教，但拒绝一切低层次的“假批判及围剿性、贴标签式的无聊攻击抑或耳语。
显然，撰写当代史自求冷静、理性、客观比力求正确来得容易。我们相信本书疏陋的地方必还不少，如蒙方家指教，深为感谢。
戴国煇谨志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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