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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朝廷对陆、海对外贸易都是很重视的。尤其是海上贸易已逐渐发展为经常性的
大宗贩运，往来次数多，商品种类增加，贸易额扩大，十分繁荣发达，更引起朝廷关切
，因此唐王朝特设“市舶使”一官，以专司其事。
“朝廷之所以待设市舶使专官，以经营此项贸易，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给皇帝后妃搜求珍
宝，以满足其奢侈需要；其目的之二是为了抽取‘舶脚’——商税。以裕财政收入。由
于是公私两利，故最初市舶使多以宦官充任，搜括所得，多入皇帝私库，同时又获得一
大笔税收，而后来历届朝廷对于市舶贸易，无不大力奖励扶持，锐意经营，……大力招
徕”，这样，作为从事海上贸易或是陆上贸易而从阿拉伯、波斯远道而来的客商，在唐
自然是很受欢迎，一般的待遇都不错，生活也较富裕的。
在唐阿拉伯、波斯商人所受待遇不错，表现在以下方面。
1．来唐进行朝贡贸易的阿拉伯、波斯使臣、商人、均受到朝廷厚遇，有的被封官，有的
得到了超过原贡品价值的回赐。如，阿拉伯人朝贡得到回赐的，我国史书上有记载的有
五次：第一次，“公元725年，大食遣其将苏黎等12人来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器
；第二次，公元729年，大食遣使来朝，且献方物。赐帛百匹；第三次，公元733年，大
食遣首领摩思览达干等来朝。并授果毅，各赐绢20匹；第四次，公元741年，大食国首领
和萨来朝，赐紫泡金钿带；第五次，公元753年，黑衣大食遣大酋望25人来朝，并授中郎
将，赐紫袍金带鱼袋。另外，在朝贡中，阿拉伯使者被授予“郎将”、“左金吾卫将军
”、“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中郎将”等名誉职称的，也达七次之多。
波斯因其国后被大食所灭，立国时间短，故朝贡次数比大食要少。但波斯使臣也得到了
回赐。共有两次；公元717年，罗和异国大城主郎将波斯阿拨来朝。赐帛百匹，锦袍钿带
，及薄寒马一匹；公元722年，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僧及烈朝贡，授首领为果毅，赐
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除回赐外，被授名誉职称的有五次，使臣分别被授为左威卫将
军及折冲，并留宿卫。可见，来进贡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使臣都是很受朝廷重视和厚
遇的。除了有上述好处外，使臣商人们还能享受到一些别人享受不到的待遇。如，“不
仅进贡的礼物可以免纳沿途的商税，有时连进贡人私带的货物，也可以只纳半税。进贡
人可以得到沿途地方官的招待，食宿免费”。正因为有上述各种优待，所以阿拉伯、波
斯商人是很乐意到中国充当使者，进行朝贡贸易的。
2．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在生活和营业上也受到异乎寻常的优待，得到许多前所未有的
方便。由于市舶之利甚厚，不仅可以裕国库，而且可以饱私囊，上自皇帝，下至广州地
方官吏、直到吏胥隶役都是这种贸易的受惠者。因此，阿拉伯、波斯商人来中国贸易“
住唐”，进行民间贸易也很受中国当局欢迎，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受到异乎寻常的优待，
在生活上和营业上也得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方便。例如，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在广州、
扬州等城市内，就专门划出了一个特殊居留区——蕃坊，供他们集中居住和营业。这样
，使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可以各按照其本国的习俗生活，信仰其原先的宗教，并
自己处理他们内部事务。
侨居在长安、广州、扬州、泉州各通商口岸的穆斯林商人日益增加，他们聚居一处，称
为“番坊”。……唐朝政府指令番坊中的穆斯林推选出“最有德望”的一二人，由唐政
府委任他们作“都番长”，番坊中设立管理机构叫“番长司”。而这些担任“都番长”
的人，大都是当地管理伊斯兰教务的“筛海”（教长）和管理民事的“朵锥”（宗教法
官），他们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领导者和穆斯林间争议的裁决者。他们除了调解纠纷、
判断曲直，及领拜、宣教、祈祷外，还负有招徕海外商船来华通商贸易的任务。
蕃坊的设置对于虔诚地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来说，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方
便。因为“蕃坊不仅是外国商人集中居住的地点，而且由于他们在那里‘列肆而市’，
因而车马填阗，人众杂沓，从而形成一个繁华热闹的商业区。这个商业区不仅有特殊的
经济地位，而且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如蕃人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蕃长按照其本国
法律惩处，这颇似后世由不平等条约形成的洽外法权，而成为特殊区域蕃坊，亦颇似后
世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都市内划定的租界。所不同的是主权没有丧失。”
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位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记述当时广州蕃坊的情况如
下：
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其外有伊斯兰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
兰教商贾多居康府，中国皇帝因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
。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为与穆斯林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
为伊斯兰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
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
哈桑在他的著作中也写道，在唐代，“侨居中国的穆斯林有自己的教长、法官等职权，
不仅限于广州，其他中国城市，有穆斯林的地方，就有穆斯林的法官、教长、寺院和市
场”。
可见，唐代住唐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国各处城市里都享受到法律上的以及宗教信
仰上的照顾的。《唐律疏议》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
法律论”。也说明了这点。
值得一提的是，蕃坊这种形式，对于阿拉伯、波斯蕃商经商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它使他
们在全国宏观上“大分散”的情况下，在各城市的蕃坊里能在微观上“大集中”，形成
密集民族商业网点和繁华的商业区。这不但对于他们在唐代加强相互联系和协作，开展
商业活动有利，也对历史上回族的形成和回族商业的发展十分有利。
3．在唐代，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国受到的限制较少，可以在内地定居，买田置屋，娶
妻生子，行旅往来不受限制，生活和营业都很自由。唐代“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商人
可以毫无限制地深入中国内地，他们足迹遍天下，不管在内地多么偏僻的山村野店，也
可以遇到有同行的商胡。”这种情形可由下引记载看出：
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揖相次，商胡病，因邀与约相见，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
遗一大珠……。及商胡死，财宝数万，约皆籍送宫，而以二女求配。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
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村外，剖得径寸珠一枚，……便还本国。
康老子，即长安富家子，……家产荡尽。遇一老妪，持旧锦褥货鬻，乃以米千获之。寻
有波斯见，大惊，谓康曰：何处得此？是冰蚕兰所织，若暑月陈于坐，可致一室清凉，
即酬千万。
大安国寺，……道坊焉。王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云直亿万，僧纳之柜中，殊不为
贵也。……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寺求宝，见珠大喜，……僧问胡从何而来，而此珠复
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
以上这些故事中的“商胡”，“波斯胡人”、“西域胡人”“波斯”，看来都是住唐的
阿拉伯、波斯商人了。可见，他们中有很多是经营珠宝的，为了搜求珍宝。一旦遇到主
人自己不识，也不珍惜的奇珍异宝。他们会不惜出惊人的高价购买。而且，他们在都市
内开设的邸店——“波斯邸”，除经营银钱业外，也兼营珠宝业，并且每一交易都富有
浓厚的传奇色彩。这类故事大都见于笔记小说之中，又都夹杂着许多神话成分。但是，
这些故事曲折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说明了唐代的阿拉泊、波斯商人在中国内地定居的
也不少，而且生活和营业都比较自由，行旋往来并不受限制。另外，从《资治通鉴·唐
纪》中可知：“……胡客留居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
居不欲归”。可见，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国买田造屋，从事商业活动，以及与中国人
通婚都是自由的。上述这些方面，说明阿拉伯、波斯住唐商人在中国受到的待遇是良好
的，总的来说生活也不错。这样，也难怪他们中有大批的人要留居中国了。住唐阿拉伯
、波斯商人在唐代虽然受到欢迎，待遇很好，但是也受到一些限制，影响了他们商业活
动的展开。
其一，他们是客籍，又是商人，因而很少可能在唐朝廷中担任实际官职，掌握实权。在
唐代，外籍的阿拉伯、波斯人在朝廷中担任实际官职的也有之。比如，波斯国人阿罗喊
，在唐显庆年中，就官至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郡开国公，还担任过唐王朝慰抚拂林
国的大使。波斯国人李元谅、曾是唐朝潼关领军，后屡立战功，先后升任御史中丞、华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镇国军节度使、铨校工部尚书、右仆射、右金吾卫上将军、陇右节
度使等职务，被唐朝廷实封七百户，赐甲第女乐，并授与其儿子六品正员官。安附国（
波斯国人），也参加了唐的军队，曾任左领军左郎将、上柱国、右戎卫大将军等军职，
封邑七百户。波斯人石处温，曾任过四川利州司马，万州刺吏。另外，李玹、李珣、李
舜弦三兄妹中，李玹曾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但是，以上这些人都不是商人，阿拉伯
、波斯商人在唐朝廷中做官掌实权的却是一个也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受到
中国朝廷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如唐武德七年（624年）就规定工商杂类不得
参予“仕伍”，工商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名升降者，要予以处罚。贞观元年（627年）又
下令：“禁工商不得乘马”。阿拉伯、彼斯商人虽是客籍商人，但总是商人，故也适用
于上述规定，是不得入仕当官的。可见唐朝廷对商人（包括外商），仅是优待、宽容取
其利而已。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国住唐、虽能富有，但却并不“贵”，而在中央集权
、官僚机器庞大的中国，没有官职，商业活动自然会受到很大限制。可见，他们处处还
得受制于官府，政治地位受到限制。
其二，他们的经济生活是不稳定的，平时曾受中国贪官污吏的压迫、剥削，一遇动乱，
又往往成为抢劫屠杀的对象。如，
广德元年（公元750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
广州。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兼鸿胪卿。……寻为邓景山所引，
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波杀者数千人。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反，五岭骚扰。诏加嗣恭兼岭南
节度观察使。……乃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财宝数百万贯，
尽入私宝。
另外，黄巢起义后，虽杀戳一此与封建地主狼狈为奸的外商，同时，也曾因为藩镇割据
，政府威令不行，所以“外国之商人船主，皆遭虐待侮辱，货物则悉为劫掠”，被害的
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多达12万——20万人。对于这些压迫和屠杀、掠夺，
阿拉伯、波斯商人也曾以暴力反抗。例如：
南海岁有昆仑舶市外区深琲，（武后朝）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货，舶酋不胜忿，杀之。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
城而遁。
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
而后来，阿拉伯商人因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海、陆两路都来得少了。陆路基本上因安
史之乱后军事封锁而断绝了经济往来，而海路则多不至广州，而转移集中到国外的港口
城交易了。这样，使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国境内的商业活动也渐趋衰落。可见，他们
经济生活和商业活动都是不稳定的。这样，就使他们中除经营邸店及收购珠宝的富商大
贾外，也还出现了一些的小商小贩，被称为“穷波斯”。例如：
沈既济《任氏传》云，郑子早行，因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
子憩其帘下，坐以侯鼓。
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无妻，数年，胡忽然病，生存问之，遣以汤药，既而不
愈。临死告曰：某在本国时大富，因乱遂逃至此，本与一乡人约来相取，故久于此不能
别。
从他说的话中，可以断定他原是阿拉伯富商，后因国内动乱，到中国经商，最后落魄，
只能做饼子糊口了，因病只能客死它乡。这两个例子说明，当时中国的长安等大城市商
胡多的地方，这样的胡人卖饼小店是不少的。这种现象表明住唐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中
有富也有穷的，在唐时就已发生了内部的分化。另外，还表明他们在唐时除了善于经营
珠宝、香药外，也开始经营饮食业。因此，不应该光认为经营珠宝、香料、药材是回族
商业中的传统行业。实际上，回族及其先民经营饮食业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也应
是回族商业中的传统行业。
其三，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虽比较自由，但相对也受到一些限制。首先
是他们由海外运进之货，达岸后曾受到唐朝廷派出的市舶司官员的盘剥，“凡珍异之物
由官抽取以收专卖之利或上供宫廷使用”，这在当时称为“禁榷”。这样，许多珍异名
贵值钱之物便到了宫廷或官员手里，使经营这些商品的蕃商受到很大损失。其次，还要
交税并完成一系列麻烦的手续。唐代对外贸易所得较多，而其中好多就是靠重征阿拉伯
等外商的舶来品的税而得来的。“不过舶脚和禁货的税率，在我国的史籍中还没有发现
，根据阿拉伯人苏莱曼游记的记载看，税率大体是30%。其中还记有海外商船到广州后，
唐官吏令外商呈交舶货，并封藏于特定的仓库中，存放期限是六个月，收取税金后，其
余的还给原主处理”。可见税率较高，而且手续很麻烦。任市舶使的宦官多阴狠贪婪之
辈，而又口衔王命，威权专擅，而被敲剥的蕃商皆来自外国，人生地疏，势单力薄，处
于绝对无权的地位，就是被掠夺了也往往是无处可告的。在完成这些手续中，免不了还
要遭受很多损失。再次，蕃商们的营业内容和行旅虽不受限制，但营业时间和地点却是
有严格规定的。唐代的市由官设，市的设立和废止，都是以朝廷的命令行之，即所有的
市都是由朝廷设官管理的，都是官市，蕃商是不能自行设市的。而且，市必须设在城内
的固定地点，成为城内的一个特殊区域，蕃商不能自由选择一个适于做买卖的地点来进
行经营，也不能扩大营业范围。政府把市场划定一个地点，并不是允许商人可以在那个
区域里自由安排，而是划定一个不大的范围，四周用垣墙围起，四面各开门，蕃商必须
进入市门内才能交易，市外交易是违法的。另外，市的交易时间——即市门的启闭，亦
由法律明文规定：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
散。其余时间，即市门关闭时间，是不准交易和进出的（坊市夜间开门，只有在皇帝特
许之下才行）。最后，唐代市的大小不同，市官亦有等级之分。这些官吏全是由朝廷派
遣，其中并无阿拉伯、波斯商胡。他们作为商人，须完全听命于这些官吏，即在市场中
的身分、地位是很低微的。
由上可见，唐代住唐的阿拉伯、波斯商人虽然享有营业、生活和行旅方面的自由，但是
这种自由也是很有限的。它只能是在中国唐代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下的自
由，是在唐代有特定历史内容的自由，而并不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