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的历史课?
陈恒安(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大学中的历史课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同场合,经常听到类似说法:学生都把历史课当成营养学分,特别是过去属于共同必修
的那类历史课。来自教师的抱怨固然反映某种现实,但是,情况真的有那么糟吗?问题究
竟在哪边?是历史学的问题?通识的问题?还是通识历史教学的问题?在台湾历史教学学
术化程度不高,老实说,我猜,我们可能也说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边。
我有多年通识教学经验,但真的也还未曾开过所谓的外系历史课。当然,我的选修课,有
些可开放外系选修,并可承认为“共同必修”。这些行政细节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自己的
确拥有面对不同系所学生的经验,也的确看到一些大学生不喜欢历史课,或至少看起来对
于上课不怎么投入。只是,光从自己经验,能推论出这是普遍现象吗?话虽如此,我们还
是可以不时从各式管道,听到许多老师反应学生普遍不喜欢。我想问的还是:真的吗?就
算学生不喜欢历史,认为历史只不过是死背过往之事,无聊。我还是不得不自己再问自己
一次,这个不喜欢,是不喜欢历史的因?还是果?
历史无感?
对于学生的不喜欢,有些专家会说,新世代学生普遍对历史无感。至于造成历史无感的原
因更有许多诊断。经常见到的解释是说,以前人们比较容易感受到过去成为现代生活中的
一部份,过去与现代有种稳定的联系,并作为导向未来的某种指引。不过,快速变迁的社
会,这种“过去-现代-未来”的稳定连结,已逐渐消失。一切都快速转变,无法在历史
中寻找未来导向的现代人,只好把目光转回当代自身,尽一切力量收集纪录稍纵即逝的现
在以为补偿。于是,当代积极保护各种文化资产,大量出现各式记忆,连商品也大走怀旧
复刻风。大有,我(能够)回忆,所以我存在的感觉。
意义与价值主要由当代所赋予的“文化‘资产’”而定,但这等不等同于历史,学界也还
有许多讨论。我们无法在此详细分析与争论,所以还是先回到课堂,看看历史课如此无趣
的可能原因。实际上,我们在历史课堂里都在做些什么呢?教学,一直都是教师的自主良
心事业。因此,教师与教学的关系,一切好像都是理所当然。大学教师的资格,就是教学
的保证。不过,这个不必思考的关系,最近有点受到挑战。
自从教育部资科司借由多次教学计画提倡开始,再经由大学评鉴的要求,目前教学被聚焦
在强化学生的核心能力。第二阶段评鉴,更重视以学生为导向的学习成果检验。我认为,
理论上这没什么好反对。但是,核心能力到底是什么?另外,我们希望学生拥有核心能力
以后能做什么?以学生为导向的学习成果可以是什么?以学习为成果的教学中,教师的角
色是什么?我认为,这些问题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没有言明的默认,触及了大学与社会,
以及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可惜的是,评鉴似乎并没有引导台湾的大学思考当代社会“为何仍需大学”,以至于无法
引起学校与教师的改革或改变动机。历史学界,似乎也还没有类似“为何仍需历史学或历
史系”的深度辩论与前瞻。记得过去曾有前辈担心未来历史系的前途。历史系的前途或需
担心,但我认为,社会对历史的需要可能就不见得。虽然,需要的方式不见得会是历史学
界所喜欢的模式。目前的评鉴之于学校/老师,有点类似老师之于课堂学生吧,互相没弄
清楚究竟该如何互动,就已经把精力耗得差不多了。
姑且不管评鉴。为了弄清楚“如何”面对、改善,甚至改革历史教学的种种问题,我认为
历史学界有必要先对“为何”的问题产生一些共识。社会“为何”需要历史学?(社会不
缺历史,底下还会讨论各种传媒中的历史)大学“为何”需要历史学?历史学能提供什么
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所无可取代的特色?
各个学校的课纲上都写着独立思考能力、关照多元文化能力、统整资料能力、终身学习能
力等等,这些,其他学科也都办得到,为什么非历史学不可?现代各大学不愿或不敢完全
废除历史课,我想多少是当代历史学界“得利于前辈历史学界的努力结果”,而非当代历
史学术或历史学界说服了大家。因为历史的缘故,我们这个社会,还无法在公开场合说出
“历史不重要”这样的话。当然,要是继续追问历史(学)的重要性是什么?也不是不会
有答案,多试几次,“以史为鉴”或“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就会是万用真言!但这倒也
不是说,大家真的都认为历史无用,只是历史学界似乎很少协助开展公共领域的讨论。
或许有人会说,历史系或历史学的特殊之处是历史思维!这个答案很有意思。它是套逻辑
吗?历史学的特殊之处是历史思维,以历史思维研究事物的学问叫做历史学。若不是这样
的话,那么历史学(系)对历史思维来说是充分条件、必要条件,还是充要条件?
不过,若“历史思维”这个主张可以成立,且还能被初步视为共识的话,那么历史系所面
对的问题或许可以转述为:大学历史系应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能力。因为,历史思维能帮
助当代对所关怀的议题,对事物的发生(becoming)或过程(progress)进行某种类似医
学的“鉴别诊断”(differential diagnosis)。历史思维,帮助我们了解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所谓的“人的境况”(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1958)。或者如
急于透过教育揭露压迫结构的保罗.弗雷勒(Paul Freire),期待透过历史文化研究,
找出为什么受压迫者会形成“无声文化”(culture of silence)。弗雷勒相信受压迫者
若能因教育而觉醒,便能重新掌握能力,觉察矛盾,并在知道命运并非只能“被决定”之
后,愿意采取行动,改变现实中的压迫性因素,进而开创历史(弗雷勒,《受压迫者教育
学》,2003;Freire,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1985)。
如果历史思维,真能有助觉醒,让我们更有能力透过比较、分析、评价,来决定是否大胆
与“不好”的过去决裂,并迈向“更好”的未来(Freire, Pedagogy of Freedom,
1998, 128),那么,如此具有伦理与(广义)政治性的思考方式,真的会那么无聊吗?
德国史家吕森(Jörn Rüsen)研究大屠杀的历史,鼓吹社会勇敢面对不堪的过去,透过
对“历史的悲痛”,重新赢得崭新的自我。我们是否也能如此勇敢,引领社会对“不好的
过去”哀悼,进而穿越悲痛?(吕森,〈历史的悲痛〉,收录于《历史思考的新途径》,
2005)
或许,有些人会因感受到历史思维潜在挑战既有架构的爆发力量过于强大,因此选择“中
立化”历史知识来“逃避自由”。因为“人类一旦丧失了天堂,人就不能重返天堂”(佛
洛姆,《逃避自由》,1989, 31)毕竟,觉醒与行动的代价不小。但是,除非接受历史终
结,满足于目前的世界(这个前提还得默认自然界,即物质世界,没有发生大变动)。否
则,人类无法不面对动态的“人的境况”。
“逃避自由”与“客观化知识”
避开潜在的、挑战现实的爆发力量,将历史知识“客观化”或“中立化”,似乎是个有效
的方式。“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History is a science, no less and
no more”, Bury, 1902(3))。以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作为典范,历史学也曾想透过
“实证”而成为有信据的知识体系。向物理学学习并无不妥,但是历史学在学习科学的过
程中,似乎也只能把科学的好坏一股脑吸收过来,因此无法逃脱科学发展中产生的许多迷
思。
科学知识若透过实践,落实于生活世界,成为某种包括物质基础的社会真实,那么肯定会
影响资源配置,形塑社会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若知识的落实与实践乃基于人类的决定
,那么,这决定不就是与人类生活福祉相关的伦理决定了吗?在这层意义上,科学知识有
可能是“纯”研究吗?当我们将科学知识以脉络化理解后,还能宣称科学无涉价值吗?当
代科学哲学已经不再以简单的“客观中立”来理解科学。那么当代的历史学呢?还有意取
法科学面对“真实”的方法态度吗?若是,那么需不需要参考当代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辩论
与反省?若不是,那么历史学作为有信据的知识体系,基础应该要是什么?是否必须再次
澄清?即使历史要放弃科学,我想也还是得有部分人去回应,过去的科学标准为何无法再
提供历史研究养分。
这些问题我认为都与历史系的核心课程有关。在大一史学史、史学理论或史学方法等相关
课程经常探讨的,诸如“历史是什么?”“是否有历史真实?”“历史真实是什么?”“
如何获得历史真实?”等等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历史系虽然不太使用哲学术语,但是
这些牵涉到的,基本上就是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存有学、认识论与方法学等问题。
学术与教学
如果学术历史学具有上述特色,那大学教师如何透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我
们在学校都在做些什么?众所周知,历史系教师也不得不面对各种评鉴,并接受KPI的磨
砺。所以,大学教师所表现出来的、可见度较高的成果,似乎全是学术研究,也就是专书
与各种论文。原本,这形式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文字的确适合用以表述复杂概念。但遗
憾的是,当代这些成就,却因为过度以量化指标来审视其可课责性(accountability),
使学术著作大量膨胀,以至于写书的人都比读书的人还多(林赛.沃特斯,《希望的敌人
: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2011)。
历史学者的著作,被社会视为“学院”研究成果。而且,当论文被如此看待的时候,“学
院”两字还经常带有些许负面意味。当社会批判知识过于“学院”时,相当程度就是在暗
指历史学者活在自己的小圈圈里,远离一般社会。
为了避免杂乱的格式化,最后却异化为研究目的,肯定不会是好事。但是,我们是否也得
盘点,学院长期累绩出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成果,到底有哪些确实值得大家所珍视。“大家
都会唱歌,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江蕙”(陈恒安,〈当江蕙与多明哥一起唱歌〉,
2013)。问题在于:那个差异该如何掌握?是否可透过大学历史教育来拉近两者?或者,
这种想诉诸所有人的想法,本身就只是二十世纪后期,各种机构与学术尝试面对多元“公
众”(public)思潮的反映?
学术/非学术,学院/非学院
真有需要拉近两者吗?是要拉近学术与非学术,或者学院与非学院之间的距离?学术若是
一种规范,那么非学院也不是没人从事学术性研究。这些问题需要在教学之前考虑吗?我
认为有其必要。因为,这涉及到所谓的“大众史学”(为了方便,我先不去区分公众、大
众、公共、普及史学的差别)。毕竟,所有人在进入大学之前,无论是否就读历史系,都
已接受过中学的历史教育,更接受过许多历史的讯息,并沉浸于在地历史文化的氛围中。
历史文化(Geschichtskultur),具有类似弗莱克(Ludwik Fleck)“思维样式”(
thought style)的筛选与强制力,让在此历史文化中的人仅能从特定的视角认识生活世
界(陈恒安,《20世纪后半叶台湾演化学普及知识的思维样式》,2009)。
可惜的是,无论什么知识领域,学院总习惯将流动于学院外的相关知识视为“下游”的知
识领域。学院外的知识流动重要,需要有人处理,但似乎只是非主流学术的任务。类似的
经验,可以从科学家、科普翻译者与科普作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知一二。历史学所碰到的
问题其实不会比科学小,只是历史学术界比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来得慢一些,或者规
模小一些。
其实,当代社会对历史的喜爱从未止息。之前的《后宫甄嬛传》、《步步惊心》电视剧,
或者《赛德克.巴莱》、《KANO》等电影,又或者各种历史旅游路线(老屋欣力)与历史
类传记图书等等。从文字、电子媒体、游戏、历史旅游、古蹟保存、博物馆等等。“历史
”几乎无所不在。
社会历史热,课堂历史冷?是因为学生不懂得欣赏学术历史?还是学术历史放弃了承担文
化的大任,而仅将自己的任务设定为传递客观历史知识(资讯)?
谁能教历史?
李安导演能不能来教历史课?李导演可能太特殊,问题应该改为:历史纪录片的导演,或
历史剧的导演能不能来开课教历史?若不行,理由是?若行,那么大学历史教师不可取代
的任务是什么?
虽然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大学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并没有如中小学老师一
样,必须取得检定资格。大学教师大部分是因为研究能力(主要是博士论文的表现)而取
得教职。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写好论文与把课上好的能力并非成正比。或许,大学教师
之所以称为“faculty”而非“teacher”,正是因为大学不是高中的延伸。因此,
faculty的任务不在照所设定的内容与进度teach学生。大学教师的任务在协助学生自主学
习。自主学习并不意谓教师不在场,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约翰.贝德尔,《大学生知道了
没?》,2012),并应重视双向的对话与学习(伊拉.索尔,保罗.弗雷勒,《解放教育
学:转化教育对话绿》,2008)。
大学教师的协助,在一开始可能比较像是展示自己如何辗转趋近所要传达的知识。学生应
该透过课堂,看到老师如何界定问题、如何编排证据(教材)、如何分析、如何说理,并
根据以上下判断(结论)。强调历史思维的历史教学,着重“伴随思考”(think with)
。没有上述思考者、条件(教材、文献)、没有对话(老师、文本、学生)的知识,本身
并无魔力,无法产生力量。就像,看完《罗生门》之后,只在知识上知道历史有不同诠释
。至于不同诠释在现实世界造成的可能影响,却毫无想像的能力。那么电影还是只能是电
影(陈恒安,〈大家都爱罗生门〉,2014)。
大学的历史课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台湾的历史学界是否需要进行某种实证的现象研究?我们的学生的状况究竟如何?历史系
的学生目前真正需要协助的问题是什么?而通识历史的问题,究竟是因,还是我们不敢承
认是我们搞砸了的果?
其次,历史系或历史课必须面对的时代任务是什么?每个历史系或每堂历史课的授课老师
是否都能清楚自己的问题性或问题意识?面对社会各种媒体所流传的历史讯息,我们该如
何面对?我们是否有能力与需要参与某种历史议题的公民沟通?历史学是否有所谓的社会
责任?历史学界是否需要关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中的知识?(就像正在尝试摸
索定位的“历史学柑仔店”。)
历史意识的起点,是以当代为导向(present oriented),但非以当代为中心(present
centered)。也就是与当代“有关”(dependent),但非为当代所“决定”(
determined)。要把引发历史意识称为引发学习动机亦无不可,历史课,特别是通识历史
课程,如果不能达到这点,一味强调学术乘载度,是否会虚不受补?
历史教学现场的挑战:历史?历史!历史。
“历史学柑仔店”的读者究竟来自何方,我不清楚。所以我就大胆地自问自答,自我说服
。我认为,只有在自己知道历史思维事关重大之后,自己才能比较放心面对“教太少、教
不完”的指责,也才敢跳脱担心“补不足”的窘境(陈恒安,〈补不足之外:公民核心能
力中的科学素养〉、〈专业与历史意识〉。收录于杨倍昌主编,《大学转骨方》,2013)
底下简单介绍自己在课堂上经常使用的教学方式、隐喻与案例。首先,针对刚接触大学历
史的同学,我会强调“历史不是背科”(这也是我到高中演讲经常出现的讲题),并主张
历史学习应从高中习惯的基础知识的熟悉(有暗喻完整性的课程,课纲规范),转为核心
能力的养成与强化。若从基础知识的完备这点来看,学生的历史学习成就,就会以接近“
规范”与“完整性”来评价。百分制评比相当能显示出这种经验,100分与60分,大家都
隐隐知道这代表什么。前者代表“都”会了,后者则是还差“都会”有一大段距离。核心
能力,或许可从目前推广的capstone course课程,或rubric评量方式看出其特色。
Capstone course是统整性课程,其实历史系过去属于必修的论文是经典的统整性课程。
因为要写好一篇论文,要会找资料、分析资料、统整资料、对当代科技媒体必须有所掌握
,需有严谨自律态度,需有耐心,需要清晰论证能力,需要良好文字表达能力,需有与人
沟通讨论的能力,需有广博的知识与经验基础。这些都是在大学四年在课堂,与生活中所
培养出来的能力。学生内化的知识,会因成果导向出现在统整课程的成果中,但绝不是老
师塞给学生的,去脉络的套装知识。建筑系的毕业成果,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种
统合能力的表现。至于Rubric评量,则有点类似较精密的等第制度。教师与学习者以学习
表现的质性特征,掌握学习状态。它强调学习者学得怎样,而不是差标准还有多少的知识
量。
其次,为了呈现历史思维在现实生活中实不可避免,我经常使用“不准使用时间副词”的
方式,让学生了解我们无法摆脱以时间思考人间事。譬如,我会要求学生试着与同学交谈
,但不准使用等一下、刚刚、明天、下次等字眼,看看是否行得通?至于,历史的诠释,
我便会以“两次自介”让同学经历生命史的不同诠释,并以魔术方块来做为隐喻。“两次
自介”首先让学生写下三到五项自己的特色来介绍自己,待同学写完之后,规定不准以刚
刚写下的特色来介绍,必须另找其他个人特点。同学虽感意外,但是通常都能成功以另外
的个人爱好或特点介绍自己的成长史。与个人最密切相关的个人成长史,若能如此挑选呈
现,那么,我们无法一窥全貌的复杂历史,难道不可能有所拣选?至于魔术方块,就是这
种过程的隐喻。譬如三阶魔术方块,能有多少组合方式?但不管如何,都是这个魔术方块
!只看特定时间静止的色块组合,即使以游戏来说完成六面不同色,对魔术方块来说,它
也只是片面。(虽然魔术方块的隐喻似乎暗示完整,但为强调不同组成可能,基本上可用
。)
另外,引发初次的动机后,仍必须经常展现历史思维对当代社会的关照,以及与切身的关
联性。开书单或介绍自己喜欢的新书,似乎还是个有效的方法。虽然老师们都说学生不爱
看书,但是,这却可能也是个不知是因或是果的现象,在此我们不去争论。我只是要说说
之前自己如何介绍不一定会在课堂中使用的、但是近期出版的历史书。但为了避免广告嫌
疑,在此就省略不谈是哪些书了。
课堂中老师带领学生仔细批判分析精读文本,是无可取代的练习。但是,广博的涉略或许
更容易让学生有机会找到历史知识与现实世界的连接处。精读累积的能力,在于使学生能
在现实世界中行动。还是得再次强调,封装起来的知识,本身并没有魔力!
结论:培养新一代具有批判眼光,以及能跨越仅仅认同自己群类的历史阅读者
大学中培养历史学者的任务不会结束。不过,修过历史课程的学生,绝大部分不会成为历
史研究者。我们期待他们来历史课经历什么?带走什么?是带走历史知识?带走历史学者
的风范?带走对历史满满的好奇?还是带走对历史满满的怨念?
我不知道是否有此必要。譬如,我们是否应该进行类似现状的调查研究?无论是大学生或
大众对历史(学)的理解或态度(台湾的历史教学研究似乎偏重在中学之前)。科学专业
,虽然困难重重,也不管是自愿或受压力,都还是长期努力尝试与专业之外对话,无论著
重的是科学普及、科技知识的大众理解、公众参与科学或是科学沟通。历史(学)若如此
重要,难道指望专业之外一定得买帐?
很高兴又有机会来柑仔店说些不得体的真心话,或许,是我对历史学的信心太天真、太乐
观,以致我不愿一直被困在“必修太少”、“课程太少”、“知识太少”等问题之中。但
是,这或许也正是我的悲观之处,因为如果只能一直埋怨学生没兴趣,那历史学(系)在
台湾,似乎也就只能像现在一样了!
(本文改写自陈恒安,2014年5月23日,〈摆脱历史无感的通识历史课〉。公民素养与通
识教育学术研讨会。南华大学宣读。)
延伸阅读:
(1) 弗雷勒(2003),《受压迫者教育学》。台北:巨流。
(2) 吕森(2005),《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人民出版社。
(3) Rosenzweig, Roy, Thelen, David.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Popular Uses
of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In: Hilda Kean and Paul Martin eds., The Public History
Reader.
Routledge, 2013, pp. 3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