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身份，用台湾话来说就是抓耙子，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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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 与昆德拉的相遇及告别：流亡不是逍遥，而留下来抗争不是媚俗
余杰 / 上报 20230714
一九九二年，我刚考上北大时，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室友将昆德拉的《玩笑》借给我看。此
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县城，无人知道昆德拉。自
认为博览群书的我忽然发现，有没有读过昆德拉，是都市读书人和小县城读书人之间的一
个重要差别。
读完这本书，未必有多么喜欢。或许为了填补乡下人的自卑，我开始寻找昆德拉的其他作
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译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译者景凯旋开始翻
译《玩笑》，“《玩笑》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视为异议
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驻华大使馆强烈反对。次年，捷克发生天鹅绒革命，
哈维尔当选总统，新政府不再反对中国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国发生天安门屠杀，出版
审查收紧，不允许出版这本书。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于在北大求学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时光”。但对中国而言，却是屠杀之
后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后，孟衎衎在〈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意义〉一文
中，梳理昆德拉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昆德拉热”兴起于一九九○年代初，其对英雄
概念的反讽和对意义追求的解构如同思想之镜，投射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当时社会弥漫着
一种政治冷谈症和精神疲惫。知识界有意逃离一九八○年代理想主义，倡导“思想淡出，
学术凸显”。昆德拉标签式的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遂风行一时。
一九九○年代最后一年，在“六四”之后宣称“绝不在刺刀下当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
，我听他目光炯炯、眉飞色舞地谈论哈维尔。我写了〈昆德拉，还是哈维吾尔〉一文，既
是向昆德拉告别，也是与哈维尔拥抱——后者，才是“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繁星”的
中东欧精神的继承者。
昆德拉在〈被绑架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欧代替中欧——他本人早已
于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于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国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国作家
”称呼自己，出版法语评论集《小说的艺术》。加入他国国籍、用新语言写作，对流亡作
家而言，是其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作为法国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临下地
将流亡当做逍遥，更无权将留下来的哈维尔和克里玛们的反抗定义为“媚俗”——昆德拉
的用语是“奇刻”，后来中国小资以使用该词为时髦。
昆德拉指责《七七宪章》群体是为了“出风头”（也有同样的指责针对刘晓波和“○八宪
章”群体）。人不能如此站着说话不腰疼。哈维尔严肃地反驳说：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只有去冒被认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那篇请愿书
那种行为——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风险而行动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
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欧洲受亚洲掠夺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历史总是被遗
忘、总是会出现许多残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认为，七○年代初期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没有
发生任何变化，就是认为，所有那些请愿书都永远是那麽的无望和荒诞，就是认为，那些
请愿书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人的行为是想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顾一
切。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麽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
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
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
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
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
。我能理解他对讥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别是考虑到他从个人的共产主义经历中所吸取的教
训，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担忧使他不能够看到在集权制度下人的行为的神秘
的两面性。从心理学上来理解，彻底的怀疑主义是把一个人的热情基于幻想的结果，但这
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并因此而隐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说，事物的
两面性。
昆德拉在法国和中国备受欢迎，与他在俄国和东欧的流亡作家及留下来抗争的作家群体中
受到的否定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法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通常都很喜欢，大部
分法国知识分子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一样虚无、自恋、油滑。布罗茨基曾撰文反驳说
，中东欧不可能成为西欧。克里玛认为，昆德拉致命弱点是“用来表达他的捷克经验的方
式是过于简化的和展览式的”。捷克文学评论家米兰·简曼在〈昆德拉的悖论〉中批评说
，昆德拉在移民中写的小说具有奇异的创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轻》最初显然是想描绘一个不自由的政权所毁灭的爱情的悲剧性，但结果却成为一对情人
在小小的捷克世界里安适自在的田园牧歌。”捷克评论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
中不能承受的轻》中其实是把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轻轻带过，给蒙混过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
共产党背景。他更认为，在一切都约化为“刻奇”的名义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
春发生之前的一切都给遗忘及遮戚A而这一切刚好就是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制
同谋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评更为尖锐：“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每
个人都着迷于上帝和排泄物之间的对抗。因为人排泄，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继而指
出：“昆德拉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对恶俗的痴迷、对最可耻现实的痴迷，这些东西以这种
或那种形式，反复出现于二十世纪文学，这也决定了二十世纪文学潜在的无神论倾向。”
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米沃什的回应方式是：“我一生都在准备向它发起正面进攻，用一
篇论文、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否定昆德拉：“对待存在的正确态度
是尊重，因而应避免与那些借讽刺挖苦来贬低存在，同时又赞美虚无的人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