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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书写常常是政治的产物，或者说是各种政治观点互相妥协之后的产物。因此诠释历
史事件、臧否历史人物所依据的观点难以避免是服务政治需求与目的，而未必能真正还原
历史现场的时空情境。尤其是台湾史更是如此。
传统的台湾史其实是中原大陆视角的，在这视角之下，台湾仿佛是大陆的一部分，历史的
书写重心集中在土地的争夺上，在这样的史观下，我们只会看到谁占领了台湾，谁又光复
了台湾等等，而台湾的海洋与岛屿特性基本上都隐形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陆型文明，鲜少对于岛屿的想像，岛屿之于大陆只是边缘地带的
延伸。
而古典西方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地中海沿岸岛屿星罗棋布，从圣经时代开始，这里的人们
即已展开航海、商业与贸易，岛屿连结了西亚、埃及与希腊各个城邦，人们视野不受到海
岸线的侷限。
这是陆地型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性。
汉字与儒教是汉文化的核心要素，如果以这两者的影响作为基准，东亚地区应可以称为是
汉文化圈，东亚地区几乎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即使孤悬海外的日本与琉球也早在7世
纪（也许更早）即开始受到汉字与其典章的洗礼。
不过在东亚地区却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一个紧邻亚洲大陆的大型岛屿，它与亚洲大陆
的距离平均仅约180公里，却始终在这个文化圈的辐辏带之外，它仿佛是孤立的飞地般存
在，迟至17世纪之后才逐渐进入汉文化圈的雷达范围。这个独特的岛屿就是我们台湾。
而台湾为何如此特别?为何如此紧邻中国，却又始终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外?中国历史上在
17世纪之前鲜少有关于台湾的纪录，台湾之于大陆始终是个化外之地，是汉人“天下”之
外的世界，如果只从大陆视角来看是难以理解这个现象的，只有从岛屿连结的角度与台湾
的地理形势才能明白他背后的原因。
众所皆知，台湾山高水急，由中央山脉流向台湾海峡的溪流每年夹带大量土石入海，同时
也在岸边不断堆积，而沿着西部海岸线若非宽阔的潮间带就是变动不居的沙洲，因此台湾
西部海岸线是变动的，兼且缺乏弯曲岩岸，因此台湾的西岸缺乏良港，任何稍微大型的船
只想要靠近台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船只必须停泊于外海再更换小舟靠近、甚至得涉水穿
越沙洲才能登岸。
在风帆时代，大陆渔民能靠近、停泊的只有澎湖，台湾岛是难以接近的。面相大陆的台湾
岛西岸，基本上是在连结东亚沿岸港口、大陆外环岛屿的网络之外的。而台湾与海洋的连
结主要是在背离大陆的东岸，从兰屿、绿岛、台东往北到琉球，往南到巴丹、吕宋。台湾
西海岸就仿佛是一个天然屏障，挡住了外来人、事、物的入侵。地理位置虽然在位在自七
世纪以来就形成的东亚沿岸到东南亚、西印度次大陆的交通线枢纽，却始终未能纳进这个
航线之内。
这样的地理条件与日韩相比，台湾西部原住民因此缺少了外来文化的刺激，没有诸如佛教
、马匹、文字等传入，也因缘于这样特殊地形保护，加之岛内河流隔离出的生活圈，早期
岛屿的社会型态遂无法向国家型态演化。
以上情况到了十七世纪，随着地缘因素、气候、航海技术等改变，台湾的命运也终于要迎
来惊天的巨变。十七世纪对于台湾岛而言是个改变的年代，而影响岛屿命运的巨大因素将
来自于岛外。
台湾作为一个岛屿其命运与周边地缘很难不存在强烈的利害关系，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
。
台湾作为一个无国家结构的中大型岛屿，许多世纪以来凭借天然屏障的缓冲缓解了外部冲
击，始终能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到了十七世纪将首次面临外来国家武力接触骤至冲击，台
湾的面貌也将无可避免的剧变。
最早来到台湾的外来国家型武力是荷兰人、西班牙人，随之而至的是东亚海商武力郑成功
，最后是清王室。
台湾遂被逐步被推向了近代史的舞台。我们如果以传统的中原史观看这这一段历史，就会
视为是大陆历史改朝换代的轮回上映缩小版。
故事与结局几乎都像是写好了的剧本。而这样的视角难免僵化与偏颇，我们将会看不清历
史的关键处以及这一段磅礡巨变的时代对于现今岛上人们所应有的启示。
十七世纪初期之时，几个因素的汇合，导致东亚地区贸易利润遽升，也吸引各方势力竞逐
这块大饼。
首先由于新大陆与日本的白银丰沛产能，庞大的货币供给，形成了一段长时间的经济繁荣
；其次由于朝鲜战争，明王室因此与日本交恶，遂断绝与日本直接贸易，但并不禁止于第
三地进行间接贸易。
而日本则因国内岛原之乱，禁止天主教活动，并驱逐了西葡等天主教国家。长期在欧洲与
天主教国家西葡等征战的新教国家荷兰，适时掌握了这个机会。
荷兰人进取大员(今安平)无疑是为了取得东亚贸易的一个中继点，前面所提台湾西岸不利
大船靠岸的问题，到了十七世纪荷兰人终于凭借其优异的海上航行能力与先进城堡建筑工
学予以突破。台湾岛开始被纳进了岛屿网络之内。
当欧洲势力进入福尔摩沙，岁月静好数世纪的福尔摩沙岛面貌也将剧变，当荷兰人以武力
慑服了平埔族原住民后，荷兰人在台湾这些作为，这也为后来汹涌的华南移民铺平了道路
。虽然这并非荷兰人的本意。
除了荷兰，其他竞逐者还包括了东亚地区的海外唐人商业武力，主要是郑芝龙父子。
荷郑双方一直处于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郑氏据点主要在福建安海金厦，郑芝龙接受明室
招安后，仿佛取得贸易专卖权，因此实质上明郑两造可视为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合作伙伴。
明清政权交替之后，郑芝龙也想尝试对新的统治者复制他与明室那样的关系，却不料被清
军掳至北京。
郑成功继承郑氏势力后，鉴于父亲经验，郑氏明白他已难再与清室合作。对于像郑成功这
样的以贸易为生的海外唐人，他最终会意识到，如果要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变，唯有取
得属于自己的海外根据地，这或许是郑成功最终排除内部异议，决意孤注一掷攻打大员的
原因。
到了十七世纪晚期，国际地缘型态丕变。首先是白银来源枯竭，中国也久经战乱，东亚经
济开始进入萧条期，贸易利润缩减。
而1684年康熙朝做出开海决定后，中日之间已能直接往来，第三地转口贸易量重要性下降
。此时东宁台湾到了郑氏第三代郑经掌权，他一心想恢复父祖时期的繁荣贸易荣景，实际
上国际大环境早已时不我予。
东亚海商活跃的时代已经远去。郑经处于父祖的阴影下，无法看清时代的转折，此时台湾
岛的经济命脉正从贸易要转向农业生产了，而他在此着墨过少，最后东宁郑氏因为缺粮问
题，被迫向清廷投降。
台湾岛也因此失去的自主性。清廷对于台湾的统治是疏离的，清治200年间，台湾也愈来
愈显现出其于帝国治下的边陲性。一直到甲午战后，台湾让与日本，这个情况才终于改观
。
史前的台湾始终维持着自主性，孤立于东亚世界之外。一直到荷兰人打开台湾的大门，台
湾才开始被纳进近、现代史的洪流中。
这个囿于当时地缘等因素，带有妥协意味的商业决策，也意外改变了台湾住民的组成，
这也是这本书<岛屿历史超展开：十七世纪东亚海域的人们与台湾>书名的原意，在这个决
策之后岛屿的历史于焉展开，从荷兰人建立大员之后，原本无国家的岛屿便开启了国家化
的进程，岛屿住民的组成快速改变，不变的是生活在这个岛屿的人民始终都在争取自己的
自主性与独立性，而这个过程至今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