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敌人是怎样炼成的？没有权利沉默的中国人》—恐惧共同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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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不曾被抓被关过，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至今也不知道这个‘中国的关塔那摩’是个什么地方，我不关心他在哪里，只是知道这是一个有着诡异生命力的、制造恐惧制造敌人的系统，在这个完备的地狱系统里，任何人都只能向下坠落—所有身在其中的人，无人幸免。
这是我的悲哀，是所有身在其中的人的悲哀。
我曾经好奇这个系统有多大，离开那里之后，发现在囚室里和囚室外其实没什么分别，是不是被关在关塔那摩并不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广大的系统里，同样是一个有着诡异生命力的、制造恐惧制造敌人的系统，在这个完备的地狱系统里，任何人都只能向下坠落—所有身在其中的人，无人幸免。
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这个国家的悲哀。”
本书作者不过是个公益人，在某日的登山途中就这么被捕了，那是2014年10月10日，而直到隔年2月14日他才能写这他称作情书的记述，而他被抓捕的罪名则是：“颠覆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指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说明第二条：“本罪所指的行为无论有无危害结果，只要查明行为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进行了秘密谋划活动，就构成本罪。”简单来说，思想犯、良心犯、政治犯，都可以，总之有了这么个想法，或说，说你有这么个想法，你就有罪。
相较于马奎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者创造了：“现实魔幻主义”因为并非从魔幻来交融现实，而是现实交融于魔幻了。审理作者的是三个代表，作者分别用动物的形象代称，一个是像动物农庄中拿破仑那只猪的猪代表，一个像是在玩弄老鼠的猫代表，一个又是寡言的记事马代表，三个代表是整个系统的肢干而已，毕竟无论在关押处或审理处都有无限的监视器，而监视器后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双眼睛盯着瞧，这样是极权国家或是老大哥什么的都已经老调了，重点是这个机器怎么运作的正是这本书有幸呈现给我们的。
“没有共产党能有你的今天吗？”
“你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东西。”
“你必须服从这里的管理。”
“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关塔那摩。”
“你应当感到荣幸。”
“随时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
“在这个地方杀个把人，这个世界上谁都不知道。”
“就凭你，怎么可能做得了那么大的事儿？”
“就凭你，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城下岗女工。”
“我不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人。”
这些语句反复地出现在书中各处，无论是性别歧视、教育歧视又或是各种恐吓，说起来像家常便饭的日常一般，即便在作者诙谐的文字之中她也特别注明了这是在日后才能有此从容，毕竟，在当下的恐惧是超限的。而这些代表是员警也好是法官也好或是执行官也好，其实都没有分别，在这个奇异的国家中可以说行政立法司法不是孟德斯鸠或洛克所说的权力分立，反而像是现代宗教般的三位一体，但这猪猫马与其说是官员，作者所说他们是“作家”则更为贴适。何故？作家需要创作，尤其是小说作家的作品就是虚构。审理的事实一问再问三问都是相同的来回，事实也从来不重
要，从来就是试图从被审问者的口中来去“印证”自己虚构出的想像，而这个想像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倾国倾城”的。做公益？跑马拉松？救灾？关注偏乡教育？这些全部都是阴谋的一部份，阴谋论者也都是这样，总想像著有个大机制在事物的背后操弄，总想像著其实全球有个12人的会议桌在掌控世界的经济与气候，这种大建构总是容易解释所有的事情，就像是苹果莫名其妙不见了，只要设定一个外星人从四次元来拿走那就说得通了。
但在创作之外，当然这样的审问有更为现实的考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抓捕抓捕再抓捕的，这些人并不是要去裁判他们的罪行，而是在政治现况中有需要时用来感动中国的好素材，而那时，正好是香港占中。但机制究竟如何运作？今日常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这里的自由仍然是相对于权力的权利形式，但若是中国的“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意义更广泛了，因为这种自由并不相对于权力，因为权力本身就在恐惧之中。他们害怕著大阴谋、大计画，创作出各种惊骇的剧作，然后再随意抓些人当作演员强迫他们上戏，用来安抚自身，代表恐惧、领导
恐惧、整个系统都恐惧，耗费庞大维稳成本都是要把所有事情掌控在眼皮底下，这就像是强迫症中的排序，如果事物不按照自己编列的秩序存在，那就会焦虑，然而强迫症之所以困扰患者的正是因为患者知道那不合理却不得不做，所以焦虑，所以痛苦。整个机制都是强迫性的，强迫他人，强迫自己，而强迫症的困难正在于这是无止尽的循环，强迫行为是为消弥强迫想法，但正是在一次次的重复中强化了这个恐惧连结，他无限向下。
“早在你政治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已经无孔不入地政治着你。国家恐惧已经内化为我们彼此的要求和自我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牢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和他人的恐惧。
这不是我自己的恐惧，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恐惧—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和现实，与生俱来，躲无可躲。”
离开这个中国的关塔那摩与否对作者而言，甚至说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实无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在恐惧著，牢笼可怕的不是有形铁制的，而是无形意念制的，那会禁锁心灵的桎梏才是令人瘫痪的。身处在极权中的每个人，会被绝对庞大的权力笼罩进而包覆最后被同化成为极权的一员，无论有意无意，无论是否有党职党员身分，无论抗拒不抗拒，因为每个人都会将整个规则印记在身心上，审视著自己审视着他人，纵然抵抗了，但也是先在地认知到那规则的禁锢力才能予以反抗。这是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作者如是说，极权国家之中没有社会，没有一个相对于国家（state）的社뜊|（society），这个国家中的社会只不过是单纯的聚合，复数人刚好都在场而已。而从民族国家形成的想像共同体观念而言，常常把所有事物特殊化的中国，例如特殊的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式的民主、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式的自由，这些都在文化相对论的包装下掩饰著内里的不堪与残暴，同时又在西伐利亚秩序之下成为他国无从干预的内政，在这种共同体的观念里中国的特殊性彰显了，这里是个恐惧共同体，免去了想像正因为这不需要想像，极权就是恐惧本身，所有人都在这个系统的范围之中，而由此成为被恐惧连结的整体，没有个体。
当你在这个系统中还想要谈权利：“这是我的权利。”，只会得到这样的回复：“在这里你没有权利。”权利是镶嵌在以体制中基于特定资格所赋予主体的某种事物，而这个事物的行使本身就是正当的，因为在这个体制之中正是如此默认著的。然而，中国没有权利，因为在中国就是全盘的剥夺，穿着的衣物并无从遮蔽其中的赤裸，说什么基本权自由权还是宪法，都不过是笑话一则，听听就好。在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是敌人，敌人的炼成并不困难，因为每个人都是假想敌，需要时，就假想，敌人就出现了，这时，伟大的国家再现身排除这扰序的乱源，再次回到四平八稳的每日
。这是一个自毁的机制，每日都像吃尾蛇一般无限地吞食自己，说来荒谬，不过这就是现实，一个不远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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