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娱乐至死》—当笑是悲剧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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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家传天下第一奇毒是以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作成的含笑半步癫（钉），走上半步或面露笑容，就会全身爆炸而死。当然这是个喜剧，带着浮夸的元素而让幽默得以产生，不过“笑”这件事情成为整个时代悲剧的现象，正是波斯曼这本书所要警告我们的，虽然是40年前电视机时代的警语，但在今日却只有一语成谶的先知预言的地位而已。虽然我们不会全身爆炸而死，但是我们会在娱乐、笑声充斥的环境之下，死亡。
身而为人所特出于其他物种的地方是我们的“语言”，而透过语言我们能去追求知识，知识的终极正是“真理”，这是知识论的问题，而在这里作者所探讨的是“媒体知识论”的主题。这样的论调是作者所提出的真理观，他认为真理必然地是经过修饰的，甚至在每个文化都假设有某种符号才能可靠地传达真理，但在其他文化中却不对这种符号的形式感到重要，这或许是某种文化相对主义，但这里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探究相对主义的虚无后果，而是作者所侧重的“形式”问题。根据麦克鲁汉的观点，“媒体即讯息”，在这里作者进一步地衍生出下一个阶段正是：“形式（媒体—
media，亦有媒介之意）排斥内容。”
在15世纪时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术是知识上的革命，而这当然地也与其后的知识普及甚至导致新教革命有所关联，尤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印刷术的时代让文字书写成为知识的主要媒介，也就是文字书写是知识的形式，而形式将会决定内容，文字的特性是书写者就像在对想像的听众发言一般，尤其我们的思想透过文字被转化成为具有保存性并且传递，但重要的是这是书写者的思想果实，“字斟句酌”正是这样的意思，而且文字的特性正在于他的连贯性以及文脉，文字的线性特质与理性、客观的思潮有所关联，我们知识的来源是秩序性的、理性的，因此这也成为我们认识世
界的方式，与内容。
然而技术的革新产生了：“电报”，它确实地破除了空间的隔阂，但也改变了对话的形式。此后资讯求取的并不是严谨的论证，而是要够快，电报让资讯的速度提升了，但是也带来了资讯品质的大幅下降。“...资讯的价值不再寄托于它在社会、政治决策和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只在于他是不是新鲜、有趣又希奇。电报把资讯转变为一种商品，一种可以不顾其用途、意义而拿来买卖的‘东西’。”从前人民获得资讯的目的或许是为了获取知识，或者作为行动的指引，但无论何者这些资讯都具有与行动的关联性，但是电报改变了这个关联，或说，切断。电报时代开始的资讯ꠊ炱o无关紧要的资讯充斥，效率成为第一的评断指标，因此资讯随此海量增加淹没了所有阅听人，他让所有人都变近了，但所有人却也都彼此陌生，能谈上的话确实都会上电报上的内容，但除此之外每人不会有对彼此更多的认识。而谈论电报的性质为何重要？因为电报衍生出的子嗣：电视，是在20世纪后半，本书著作当时产生另一波新的公共论述形式—排斥内容—的新媒介，所有事物必须要以最适合电视的方式来呈现，而电视的诉求是什么？娱乐。
娱乐在从前或许只是消遣，但是电视的产生是一种新的形式，同样地这也会改变真理的观念，进而产生了新的媒体知识论。无论在电视上的内容是政治、教育、体育、司法或者是综艺，这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将会改变所有“内容”，会因为是经由电视所传递的“内容”，而把资讯给“娱乐化”。随此也将使得内容的提供者，为了让传递更加符合这个媒介，而自身就先娱乐化了。而在电视产业之中的人其实也无可厚非地为了要增加收视率就必然地会提升娱乐性，因此也使得无论是任何严肃的素材也将只是戏剧的表现而已。试想，司法审判的转播不仅不是
让人民得以更了解司法，却是让比虚构的案件情节更为真实的东西呈递上观众的眼前，这岂不是更加地具有娱乐性吗？
从电报到电视的媒材进化中，不变的是这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片段化了，从原先文字的理性—线性，到这时的碎片、去中心，这可以从电报与电视中的新闻看得出来，每一则新围都是以“标题”为主，总是必须要耸动且简短，而且前后的新闻是各自独立，不需要连贯性，而这些特质都是全然与书籍相反的，在这里重要的是资讯的传递，而不是搜集、解释或分析资料。分析与思辨资料是书籍的意义所在，而焚书会是种严重的反智恶行，但是新闻的诉求却是海量的资讯充塞，并且并不希望这些资讯会让你有反思的时间与空间，他希望你马上忘掉，以便你能马上接收进
下一个讯息，而这就是要求你反智：烧掉资讯。这个技术的过度就像我们毒河川，这样的新兴文化也是日渐地侵蚀，有一天达到临界点后整条河川的生物会大量死亡，然而河川看起来仍然不变，可能还有人在上头泛舟，但这条河已经毒到无可复加，而这种情况在自然环境是如此，在符号环境亦且相同，原先的印刷文化倍电视文化给污染，到后来的全面浸润，甚至到今天的网络时代更加地超进化，知识就产生了大量死亡，我们都脑死了。
更危险的地方在于，作者把这种资讯称作“假资讯”，“...假资讯不是指错误的资讯，而是诱人误解的资讯，错置、无关、不完整或浅陋的资讯，那是会令人产生错觉，自以为了解情况，实际上却导引入偏离真相的资讯。”这不只是 Fussell
指出的《恶俗》—以伪作真—的文化而已，重要的是在知识上许多人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结果手上拿的只是一团垃圾，甚至还拿着这团垃圾跟你争辩争里为何，这滑稽的同时却也危险，因为我们都上了这台失智列车。这种垃圾资讯不仅如此，而会创造出“伪语境”，也就是这些资讯因为不具有重要性，但为了让这些废物产生用途，就必须创造出让这些资讯有意义的结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假资讯孳生出伪语境，而伪语境则假作出假资讯的真实性，这是个时代的骗局，我们自欺欺人，但我们过得很开心，因为这一切都来自于电视这个媒体，而它带给我们娱乐。
我们的思想不再是文字，例如我们对于公众人物的认识不再是基于他们的论述或者著作，就像是想到爱因斯坦我们脑中出现的是那张吐舌头的调皮表情，但是对于他的任何论著甚至相对论所指为何其一无所悉。后现代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所有的资讯—新闻不具有脉络或中心，原始意义上的“真理”早被捣毁，作者那时引用了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书中人物的苦痛并非用发笑取代思考，而是连自己在笑或为何不再思考却完全不知。
过了40年，情况只有加剧而没有减缓的迹象，就如同温室效应只会越来越剧烈，科技的进步也已经从电视到电脑到笔记型电脑到手机到智慧型手机，现在的时代又已经完全不同了，每部手机就是一个过去的电视，但加上了可携带的特质，但还不只如此。电视的性质只有单向的，但是今日的智慧型手机以及其上的应用程式让每一个人都是表演者，从Youtube、Facebook、Vine到Tik
Tok，娱乐渗透地更加彻底，从医学、法学、哲学到食谱，全部都必须要有够吸引人—也就是够有趣味，才能成为受欢迎的素材，而这样地形式同样地也排斥了内容。我们无法想像有多少内容被刷除，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媒材（无论有意愿与否），我们就必然地在享受方便性的同时承受了“必要之恶”。
当然的，作者那时把两个经典对未来的可怕想像作为对比，一个是欧威尔的《1984》，另一者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而对于后者作者认为这才是如同美国一般的民主自由国家将面临的危险处境，这也是他取名《娱乐至死》的意义所在，我们笑着但我们脑袋已经随着知识与真理的消逝而死亡。而大洋国则出现在中国，所以也无法说欧威尔预测错误，倒不如说两者都预测正确，只是分别发生在不同体制下的国家而已。但今日的新新媒体—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更令人恐惧的是若我们身处在一个因着全球化的交织，而让两种恐怖想像结合呢？例如Tik
Tok或是现时流行的各种换脸程式，我们不仅被娱乐给环绕并与死亡为伍，我们同时也被老大哥无所不在地监视著、搜集着我们的资讯，那这样的敌托邦（dystopia）该怎么称呼它呢？还没有作家想像过这点所以它还没有名字，而正因为尚未有人想像过，这才带来最终极的恐怖：一切完全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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