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电视》—象牙塔必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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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的时代，民主的概念被极端推演成政治社会中的事物必须连庶民都具有可及性，专业
被贬斥成卖弄笔墨、故作玄虚，象牙塔成为形容知识份子封闭系统的象征，高耸入云却不
近人情。有点像是处在法治国家中—例如台湾，却经常有着不懂也不想懂法律的人士拿出
所谓“法理情”来说项，但这只不过是为了不适用法律的托辞而已。无论是在什么场域之
中，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哲学，具有学术体系适格性的地方的概念以及知识必定都
是具有门槛的，但当代却要求这些东西必须要既专业又易懂，这岂不矛盾？更不乐观的是
，这一切更在电视媒体的催生下更形剧烈。
必须重提的是麦克鲁汉所提出的重要观念：“媒体即讯息”，这句话不仅被波斯曼给重复
，更且延伸成为“形式排拒内容”。“如果我们使用这么珍贵的时间去报导如此无用的事
情，原因便在于这些如此无用的事情事实上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掩盖了一些珍贵的事物。
”这是作者告诉我们的，我们永远必须要知道表象之下隐藏着什么内里，也必须要知道当
我们被告知了什么之时，也被隐藏了什么。尤其，媒体（media）并不只是媒介，亦即其
并不中立，却是带有化学性质的滤网，不仅筛进筛出物质，同时也改变了物质的性质。“
…电视可以吊诡地以展示来进行隐藏，因为它展示的是它所应该展示者以外的事物，所谓
应该，是以告知为其功能；但电视也可以展示应该展示的事物，但因为展示的‘方式’，
却使得事务实际未获得展示，或是使得这些事物变得毫无意义，或是把它们的意义加以建
构，使得意义后来和真实不相符合。”而这个意义是什么？波兹曼说过：《娱乐至死》。
举例来说，参加电视节目本身就潜在显在地被言论检查，因为主题已经被预订、传播条件
也是外在的、主持人也握有话语权，决定何人发言，决定以何种态度对应特定的讲者以及
时间限制，这些种种就使得讲者不具有自主性。而这讽刺的一点在于布迪厄引用柏克莱对
存在的定义：“存在即被感知。”来形容许多“知识份子”，因为这些人不真的是知识份
子，但却是以在电视上被感知来取得其存在。而这些人正是不是科学家的科学家、不是哲
学家的哲学家，他们什么都能谈、什么都能讲，而这些人之所以言之凿凿是因为他们言说
的事已经被锁哟人街受的观念，这些“广为接受的成见其实让这无论多长的对话都根本不
是一种“沟通”，因为并没有任何的内容有实际的交流。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来自于媒体
提供的声望，因为他们在原先的领域并不具有成就，但是透过媒体的认可让他们可以跨及
此处后，由此所取得的权威性再反过头去影响原先的领域。而这样领域间的相互影响是布
迪厄所最关注的“结构”问题。
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思想体系以及其中共同的价值观，例如在媒体的情况来说正是“什么
是适合上电视的？”这个问题，同时在每个领域中都有根据内部价值都是由其中的行动者
掌握评判权—也就是场域的行动者所面对的对象只有同行而无需取悦一般人，但每个领域
都并非独立于社会而存在，所以也会有他律性的面向，但问题出在如果他律性凌驾了自律
性，将使得不是科学家的人会对科学家表达评价，而媒体的问题正是在于让这样的意见广
及之后还具有了权威性。而媒体作为场域自身，又是最受他律性的地方，媒体的存在相较
于专业性而言，商业性是更加优位的，需要收视率、需要补助、需要资本，而尤其是收视
率作为目标，就让媒体几乎屈服在市场的逻辑之下，这除了有桑德尔在《钱买不到的东西
》中提到市场价值事物场域所产生的“腐蚀”—使事物不再被原先本在价值评判却被市场
价值评判后失去本质—的后果之外，更因为电视媒体所具有的“娱乐”滤镜，使得所有事
物因为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必须要取悦观众。所以即便是严肃如政治问题，也必须要加
上戏剧化—也就是为事件寻找具有娱乐性的脉络—的展演，黄金时段中总必须要有热辣、
煽情的场面，因为这样才够“有趣”。
且在电视所由来的电报所开启的新讯息传统中，“速度”已经超越“内容”的重要性，重
要的是什么是最新的，而不是什么是最真的，所以“例外”—天灾、谋杀成为记者眼中的
焦点，因为这些才能成为观众的焦点，因此媒体行业让新还要更新、快还要更快，而这就
是独家的起源。尤其这样的记者在专业性与商业性的对立排比中，显然是更不会尊重自身
的职业伦理的，所以尽量挖、尽情挖，受害者也必须被访问为何难过的废话，因为拍摄这
些人的画面才能成为收视率前段。更加荒谬的是，在当代的民主自由国家中我们声称媒体
自由，但市场却成为了另一头巨兽，我们以为竞争会产生多元，但在同样的限制与同样的
追求下，却让媒体的输出意外地同质，例如上一家报社才刚发表谋杀新闻，下一家报社马
上就要跟上，或是在用词上总是要惊人地耸动，“孝子”、“美女”、“宅男”、“恸！
”，奇怪的现象在这样的脉络之中都见怪不怪。布迪厄这么说，在20世纪末呼应着麦克鲁
汉的在世纪中的断言：
“…原来宣称自己是纪录工具的电视，变成了创造现实的工具。目前的演变清倾向是，整
个社会世界不但是电视描述的对象，而且也是受电视要求成为如此。电视成为是否能获得
社会、政治存在的仲裁者。”
电视在上个世纪中之后成为每个家庭的“家俱”，而这似乎是民主的实现，因为每个人对
于电视中不论是什么高官还是政要都似乎是近在咫尺，而那些人的发言似乎就是对着自己
而来，而这也让讯息的份量被加强，也让任何场域的门票价格下降。而当记者即便在各种
文化场域中并非具有知识性的掌权者，但却因为是掌握著这关键的传声筒时，也从原先的
被宰制位置跃升成为宰制者，因为记者决定什么事物被呈现，也决定事物怎么被呈现。尤
其这会产生一种政治危险，因为影像的特质是会产生“真实效应”，“它展示出一些事物
，并且使人相信它所展示的事物是存在的。这样的一种展现力会产生动员的效力。”，也
就是说，事物虽然不实存，但若集体想像该物实存时即会产生如同该物实存的后果，而这
就将产生动员的政治现象，而动员的危险何在？动员是情绪性的驱动，而驱动的那些人就
是 Hoffer 所说的《狂热份子》（The true Believer），而这些人正是在社会上的失意
者，而这不就正组织出了革命所需要的能量吗？
在本书中布迪厄有段叙述是精简地总和了他所描述“电视”以及作为结构的电视媒体与其
他场域间的互动关系，
“经济的力量是透过收视率的压力，作用在电视之上，接着又透过电视作用在新闻界，作
用在其他的新闻体之上...接着，以同样的方式，透过记者们整体的力量，它又作用在所
有的文化生产场域。”
而就现实屈尊于市场商业逻辑下的媒体业，很明显的这个循环无疑地是“恶性的”。我们
甚至已经可以说，媒体这个场域已经沦陷，自律性早已不存，原先的他律早已与自律融合
，市场成为电视媒体的主宰已然是当今政治社会中的现实，即便如同中国般地非民主国家
掌握住的媒体，也与一般自由国家无不同的是都由特定的巨头所掌控著媒体要报导、不报
导什么，只是一个是国家、一个是企业而已。那我们能保存得只剩下其他的场域，而保存
的方法就是维护着知识体系的象牙塔，因为在象牙塔之中是由其中的人员对彼此进行批判
检视，且方法是科学性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杜绝媒体垄断及其恶行影响下所造成的“
去政治化”后果，毕竟若政治是在争夺对世界的诠释权时，媒体将其滤镜—观点强加在社
会之上，那么政治就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因为社会将是一片乍似吵杂、实则宁静的死寂
。因此，象牙塔必须存在，如此方能使得人类社会中所有的场域不被媒体给蚕食鲸吞，使
得自由得以保存，事物的本质才不被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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