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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关系中的第三者，无论是被认定为真爱，抑或是受到破坏感情的责难，无论是褒是贬，供通点都是这些第三者在这段感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总是让人止不住地好奇。尤其是女性第三者，真爱也好，狐狸精也罢，女性第三者“情妇”总是带点胸有城府的神秘感，而情妇们与情人之间这段不受世人接纳的禁忌关系，也使得这些情事在历史上边缘化，反而更使得情妇与这些感情纠葛更吸引人。《情妇史》就是一部尝试在自正史与野史中还原这一段段不见容于社会的感情关系，使得这些边缘化的角色得以拥有一段完整的感情叙事。
情妇是古往今来、举世皆有的，情妇可以是感情中的女性第三者，也可以是不得名份但仍与情人发展出近似伴侣的女子。然而随着各地风俗民情与律法规范的不同，虽说都不至于到正向，但社会对情妇的处置仍会有些许不同。《情妇史》便是时间尺度与地理范围双管齐下，将依时代和地域的不同来呈现情妇们的故事和其历史背景，这点可从一目了然的章节看出。
更细看一下，作者是用“人物”，或者说“情事”（只是叙述上仍是聚焦于人物）作为单位，一件一件地推进这部情妇史，可以说是类似纪传体的史书形式，而自这一件件的情事当中，呈现出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情妇所要面临的社会民情。
就这方面来说，《情妇史》的叙事笔调让整部作品读起来相当有趣。《情妇史》具有小说的文笔，而又能在简短的篇章中概括不同情境下对情妇的处理。古希腊的阿斯帕齐娅即使身为权贵伯里克里斯的情妇也未能获得人身安全的保障、6世纪法国宫廷出现了专职情妇（Maîtresse-en-titre）以作为对情妇地位的保障；以婚姻作为权力交易的贵族，也能发展出一男二女的三口之家家庭型态；殖民地的跨种族关系、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禁忌
形式各异，但相同的是很多时候，情妇是部分女性获得更好生活的方式，却也有着失势而落魄凄惨的下场：法王路易十五情曲折地先安排情妇先下嫁贵族，待取得贵族的头衔后，杜巴利伯爵夫人（Comtesse du Barry）才能明正言顺地进出宫廷。
如果上面这几段文字就能完整涵盖《情妇史》，那真是再理想不过了。《情妇史》的叙事和历史切入角度都相当不错，然而这中间穿插太多令人难以忽视的缺陷，主观或客观者都有。
先就客观的错误来说，〈东方妾妇与后宫嫔妃〉这个章节中“慈禧太后的故事”，就充满了许多史实上的谬误，而且不只一两处，短短 17 页的篇幅就有五处以上的错误，这部分虽然多亏了编辑和译者尽心改善，但阅读体验仍然很糟，尤其是作者最后稍微为慈禧辩护的内容（不至于翻案，但还是稍微有为慈禧说话），和通篇的纰漏一起看下来，即使还有些道理但还是显得无力。事实上，〈东方妾妇与后宫嫔妃〉这个章节相较于其他章节来说疲弱上许多，细节考据都没有其他章节来得强，采纳二手史料来剖析中、日历史本来就较难施展，这方面可看出作者已力不从心。
“慈禧太后的故事”这篇还算幸运，可能晚清历史刚好是编辑与译者的专业所在（译者廖彦博先生是历史系出身，译作也包括一些中国史的作品），然而在脱离中国史的地方仍有错误出现，而这方面可能就是编辑与意者无法顾及到的。举例来说，第三章〈谁的妾妇？欧洲皇室的情妇〉中“尚娜—安东娃妮特・庞毕度夫人的故事”第 123 页，作者提到：
“不过，路易（十四）做出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他将受宠情妇们的地位合法化，成为官方认可的‘专职情妇（Maîtresse-en-titre）’ ”
然而，专职情妇的制度始于法王亨利四世。历史书籍难免有些差错，但这种充满错误的情况不禁让人担心本书的品质，除了影响阅读体验，也让人怀疑本书究竟有没有参考价值？
另外同样在〈东方妾妇与后宫嫔妃〉中，“艺伎情妇”这篇，作者对艺伎做出如此的描述（第 80 页）：
“ 这样的穿着打扮让艺伎不只是一名女性，还是一个外表带有强大情欲涵义的精致活体 ”
然而艺伎这个行业本身并不是自情欲出发的，虽然确实是有艺伎从事性交易，这点无可否认，但作者直接艺伎归纳为情欲个体的作法实在让人无法苟同。
这也带出《情妇史》另一个写作上较为主观的问题。作者似乎很执著地想要透过一些案例来证明“有些情妇才是真爱”。事实上，作者在书中也多次表示许多情妇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并非真爱，有许多是利益结合，而有更多只是一时激情，例如作者在第四章〈贵族阶层里的婚姻交易〉中列举出诗人拜伦的诸多情妇多是如此。
然而只要一些个案有些许迹象显示情妇和情夫之间可能有“真情”时，作者便会尽力强调这其中的爱情。然而，在阶级制度严明的情境下，不同阶级间的关系是否能有爱情尚需要更严谨的历史细节佐证，因为这其中牵涉到诸如剥削等阶级暴力。当然我们无从定义客观的真爱维和，设身处地地想，也许在特定情境下，真爱能与阶级暴力并存，然而在《情妇史》有限的篇幅与作者尽力渲染的文笔交互作用下，作者力图证明的爱情仅显得滥情而难以让人信服，第七章〈独特习俗下的跨种族性关系〉中，讲述美国女黑奴和白人奴隶主之间关系的“哈莉耶特・贾可布的故事”即是一例
，而作者对查尔斯亲王、卡蜜拉和黛妃这段三角关系的论述更是武断地让人难以直视。
上述的缺点一部份可能是取材所导致的，《情妇史》的取材造成的问题却不限于此。《情妇史》中有许多故事的取材范围都非常狭隘，第二张〈东方妾妇与后宫嫔妃〉中，“梅英的故事”的来源是一本孙女为祖母写的回忆录，故事始于中国华南，但由于到孙女辈时已是海外华侨，故这本回忆录是英文写成，也未能提供太多近代中国社会下的情妇面貌，“梅英的故事”更像是八卦闲谈而不是对情妇的论述。
同样的，第五章〈独身（或非独身）圣职者的祕密伴侣〉中，“露薏丝・尤许维兹的故事”的来源是作者与尤许维兹的私人访谈。透过尤许维兹，我们确实能看见近代耶稣会、教会是如何罔顾女性权益，以及充斥其中的伪善。然而这些资讯伴随着的，是不成比例的琐碎细节，阅读起来相当累人。取材于市井小民的故事没有错，但篇幅的限制使得论述架构匮乏，最后这些素材仅沦为街谈巷议，作者虽有文笔，但却只能有限度地将一篇篇散乱的故事姑且连结在一起，实在可惜。
作者为《情妇史》订下的写作方向是好的，主题也相当有趣。情妇的视角是一般历史写作中少有的，在历史中经常被一笔带过的凡诺莎・达利纳诺（Vanozza d'Arignano），细究之下也能提供另一个审视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的视角。然而作者执行不力，《情妇史》的架构虚弱，回顾整部作品显得更是显得十分破碎，实在是可惜了一个好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