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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1919：中国、印度、埃及和韩国，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决的起点》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现代世界中林立的“民族”与“国家”，来自于1648年结束的欧洲三
十年战争。然而，知名的历史学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指出，1776年向全世界宣告独立的美国，才是真正以“民族国家”之姿诞生的
国度，美国〈独立宣言〉正是第一份以“民族国家”身分进行宣传的政治文宣。此后，从
拉丁美洲到越南，许多民族主义者和后来诞生的“民族国家”，多数都受到了〈独立宣言
〉与美国的影响。[1]
而本书《1919：中国、印度、埃及和韩国，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决的起点》是另一位哈佛
历史系教授埃雷斯．马内拉（Erez Manela）的作品，作者在书中描绘了美国总统威尔逊
所提出的“民族自决”理念，如何成为转动殖民地历史转折的力量。
作者称1919年前后这段时间为“威尔逊时刻”，因为威尔逊此时所提出的理念，成为了日
后许多期待“自决”的民族建造“民族国家”，寻求“平等”、“公正”对待的思想来源
与燎原之火。然而，威尔逊的“自决”理念，最初并非如字面上清晰简洁，而是有着复杂
的演变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抛出理念，希冀建立“平等秩序”的国际社会，其中各国政
府都是经由“被治者同意”所建造的合法“民主”政府，再由已具有合法性之政府组建国
际社会，并设置国际组织与制度，以“公理”解决问题，不再借由军国主义的战争和强权
政治逻辑来处理纷争。
同时，在1917十月革命后，列宁以“民族自决”作为其鼓动世界革命的一个阶段加以宣传
，企望鼓动中东欧的弱小民族独立，推翻帝国主义秩序。为了抵抗列宁的威胁，威尔逊将
“自决”与“被治者同意”合并使用，运用自身在战争时期营造出来的影响力，使威尔逊
的“自决”主张受到世界瞩目，成功超越了仍在内战的苏联的号召。
尽管这个概念最初只想用于中东欧和德奥等国的殖民地，但是透过新兴传媒如电报、报社
与美国政府强力宣传下，全世界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对威尔逊所提倡的理念人人心向往之
，并以自己的角度去解读、改造与运用威尔逊的语言，去对抗压迫的殖民帝国，同时选择
性的忽略了最初的意涵。本书的四个例子：埃及、印度、韩国和中国的人们，就在此一背
景下展开行动。
当时，威尔逊已然成为受压迫世界的救世主与新秩序的先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撕裂了欧
洲列强构筑的帝国秩序，而威尔逊提倡的理念则被认为是新秩序的基础，特别是“自决”
成为被压迫者用来推翻旧秩序的武器。
巴黎和会期间，殖民地人民们在“同一时刻”，以威尔逊的理念，于各地展开行动：帝国
与殖民地社会间出现巨大的抗争和冲突；殖民地人民也在国内外展开宣传、施压与进行跨
国际性的结盟；而反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逐渐扩散和成为各阶层的“共识”，此后再也无
可逆转。此后，帝国治下的殖民地，成为了随时爆炸的火药库。
遗憾的是，巴黎和会只处理了强权所想处理的问题，突显了威尔逊的失败与矛盾，使得殖
民地人民产生巨大的愤怒。美国政府盱衡局势后，也不愿贯彻威尔逊的信念，连带使自身
信誉破产。
1919年这些兼具跨国性与国际性的理念与行动，也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已处于全球
殖民地人民均处在同样的反帝国、反殖民这条阵线和时代浪潮上。因此，许多行动者后来
寻求新的意识形态与抗争模式与支援，促使许多人倒向苏联。
此后，各殖民帝国也改革殖民政策应对时局。帝国政策的理念，仍然与威尔逊对殖民地的
态度雷同，认为应由“文明”国家管理和教育，直到被管者达到“文明”标准时，才能往
“自治”迈进。然而，战前此举或为各国殖民地人民所期盼之目标，但现今已无法满足殖
民地人民，他们要的是“自决”。
威尔逊“民族自决”理念的影响也始终未绝。不仅赋予了人们新的思想与行动意义，观看
后续历史进程，“帝国的世纪”也最终转变成了现今的“民族国家的世纪”。追求建立自
主自决的“民族国家”，成为一件现今理所当然的合法主张。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可谓
是“民族国家的世纪”的缔造者，向世界传播了“美国”自身的特色与理念。
若检视台湾历史，日治时代台湾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也是受到威尔逊理念的影响。至于
为何与其他殖民地的激进流血方向不同，而走和平请愿的路线是台湾受殖民统治后，自身
历史的影响。[2]请愿运动虽然没有同三一运动一样鲜明、寻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色彩，但
是对于唤醒台人的政治、文化等意识，以及以台湾为本位的“独特性”主张，却也是迈向
“民族”成形的第一步。[3]
从本书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直接支配人类
行动的是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Ideen）。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
的‘世界图像’，常如轨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
动着[人类的]行动。”[4]威尔逊的理念，以及用自身角度去解读理念、遭到理念推动的
人们，确实在1919年的时间点，受到理念的影响，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争取权利的日治时代台湾人，还是本书的行动者们，以及作者没有
提到的人们，他们都明白，不论内部情况有多糟糕，自身仍然必须拥有和取得国际的声援
与支援、建立起国际社会上的支援人脉，乃至取得殖民帝国内部反殖派的协助，国际上的
支援、正式与非正式外交都是不可或缺且“必要”之事，正如“现代印度之父”巴尔．甘
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所言：
“在我们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文明世界对于印度志向的赞同意见是很重要的财富。我们只
能承担起因自身行为而带来的直接后果，至于忽略世界舆论所引致起的风险，我们担当不
起。”[5]
这也是本书给予现今抨击政府外交政策的台湾人民的重要提醒，而且，我们真的能够担当
起自身行为带来的直接后果吗？望批评家们扪心自问，是要“自决”还是“自绝”？
勘误：本书201页，由右至左第五行下半段文字：“一九八０年代，借鉴西方的现代韩国
民族认同论述开始浮现………”，此处“一九八０年代”为“一八九０年代”之误。感谢
本书译者吴润璿先生协助纠谬！
注脚：
[1] 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著，孙岳译，《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2] 周婉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89），
页1–26。
[3] 周婉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页182–185。
[4] 转引自郑祖邦，〈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对“民族国家”与“支配”的分析〉，《政治
与社会哲学评论》16期（台北，2006），页192。
[5] 埃雷斯．马内拉（Erez Manela）著，吴润璿译，《1919：中国、印度、埃及和韩国
，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决的起点》（新北市：八旗，2018），页26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