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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月号　印刻文学／提供
【杨照／文】
一、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因而产生了特殊的文学。或许应该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因
缘际会文学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以是创造了不同的、深刻的文学意义。
那是一个离乱的时代，离乱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性质。长达十几年连续且愈来愈绝望的
离乱经验，铺在那个时代的底层。先是中日战争，接着扩大为世界大战，大战结束立刻
又引发内战，内战中，许多青年跟随溃败的国民政府，到了台湾。
到了一个陌生的海岛上，远离了家园，更远离了原本的亲族、地域社会纽带。海岛是离
乱的终点，却又不是。是终点，因为无处可以再退了，海岛的背后，只有汪汪无垠的太
平洋。不是终点，因为对岸的解放军还是可能打过来，带来不堪想像的变化。
离乱带来双重的心理压力。离乱中的人最需要安慰，最需要有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在
身边；然而离乱却同时将大家从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身边拉走，更糟的，那样的离乱
情境使得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都被投以怀疑、敌意的眼光。
风声鹤唳下的国民党，眼睛里看出去，任何一个自主发展的组织，都像是共产党的地下
祕密单位；任何一点对于前途惶惑的表达，都一定会打击民心士气。这样叫那些孤零零
又不知明天在哪里的人要怎么办？
幸好，还有文艺这么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国民党检讨大陆挫败时，认定了共产党的思
想工作，尤其是运用文艺媒介影响青年这一块，是个关键。延伸的推论当然是应该在“
反共基地”加强文艺战斗，扩张的文艺政策，让来到台湾的青年，有了一点喘息的空间
。
他们可以借由文艺，尤其是文学，来打造新的人际纽带。文艺、文学是相对安全的结社
理由，而且文艺、文学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特别紧密的连结。
那个时代产生的文学社团，很难用今天的概念来理解。五○年代的诗社，六○年代的文
学杂志，其内在同人同志精神，有着惊人的强度。那样的文学同人，几乎就是参与其间
诸人的首要关系。他们没有家庭、他们没有亲族、他们没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些
原生性更强、联系更紧密的关系，随着战争离乱都断掉了，而且无望恢复，于是衍生性
的兴趣团体，就变成了他们仅有的核心关系了。
今天我们的“同人”、同好团体，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环，和这些众多关系并置并存，互
相重叠也互相竞争。“同人”之外，我们有家庭、有亲戚、有同学、有同事、有朋友，
但对于许多五○年代开始写诗的青年来说，除了军中同袍，诗社的“同人”就是他们关
系的一切。
他们在那里找到依赖，在那里彼此摸索表达情感的方式，在那里互相扶持一起成长。底
层最根本的，自然是一种相濡以沫的需求，不过文学给了这种需求特别有利的发抒，倒
过来，这种需求也给了文学创作特别有利的刺激。
因为是文学，所以他们能够摸索、尝试打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专门因应他们现实存在状
态而来的语言。他们需要一种语言，一方面可以传递惶惶恐惧、混乱不安、前途茫茫感
受，另一方面却又不会被扣上“打击民心士气”、“传播失败主义思想”帽子。这种潜
意识的需要，配合互相的影响，他们开始向诗的语言，相对模糊凝重的语言偏斜，而且
很快又在所有的诗的流派中，找到了“超现实主义”为其认同对象，不是偶然。
他们进一步相濡以沫的互动中，开创自己的感情结构。尽管用的是白话中文，又积极吸
收模仿西洋的语法，然而现成的中文或外语中，都没有可以确切对应到他们特殊情绪表
达需求的成分，他们靠着讨论文学，靠着彻夜聊天，靠着密集书信往返，更靠着不断书
写及反复交换作品，让一颗被时代折磨得空洞枯萎的心灵，慢慢饱实，成就自我。
这些饱实的心灵，写出了饱实的文学作品。贫乏压抑的环境下，台湾五○、六○年代的
文学，却意外地杰出，经历几十年光阴移异，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彩。
这样一代文学作者，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值得记录，需要记录。
二、
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王文兴、杨牧，六位作家基本上都属于这个时代，
或者该说，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气氛包围下，完成了自我文学理念的寻找，并且打造了
文学与生命的密实关系。
他们的作品，继续流传，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现在的读者不需花费太多的力气，都可
以找得到他们的作品，甚至不需经过刻意的安排探询，也可能在各种情况下遭遇他们的
作品。
那，为什么要替他们拍纪录片？纪录片所要记录的究竟是什么？扩大一点问：纪录片所
要成就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要记录塑造他们文学根源的那个时代。让读者感受到：我们读到的一首诗、一段
札记、一篇小说，其实不过是他们生命关怀映照下的产物，作品底下有人，人的底下，
有其他的人，有许多同辈生命交错组构成的丰厚衬垫。
读那一代作家作品，这种衬垫的还原呈现，格外要紧。读今天青壮代作者，他们生存的
条件与境遇，和我们基本相同，我们很可以单纯运用自然的同理心去接近他们所要表达
的文学意念。但若是以这种态度，不经提醒不经准备地去读五○、六○年代成形的作家
，我们必定会错失他们作品中内在最重要的讯息，将我们想当然耳的以为，当成是他们
作品的意义。我们将读不到让他们痛、让他们悲、让他们喜、让他们迷的真正人间情感
。我们读了，却没有读到。
还有，今天青壮代作者，文学是他们诸多日常活动中的一部分，一小部分。不在意不理
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对进入他们的作品，不会是那么庞大的阻碍。
那一代的作家，文学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学是他们探索乃至于证成自己是个什么
人的根据，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无从掌握他们作品了。
纪录片要做、可以做的，是透过人来铺织时代，又回过头来用时代剪出清楚的人影轮廓
。人与时代辨证互相诠释，彼此烛照，给作品一个可以安放的意义位置。
三、
六个作者，对文学同等专注痴迷，却发展了和文学完全不同的生命关系。
我们必须知道王文兴创作之“慢”，才能了解为什么唯有“慢”是阅读王文兴作品的基
本方法。“慢”意味着不只是速度，更是专注的条件，“慢”让我们静下来追究，文字
为什么如此组构；“慢”让我们幽微思索，文字转达的情感的来龙去脉。客观的文字摆
在那里，却会因为主观的阅读速度，而显现不同厚度的生命经验。
“慢”也不是一个抽象的速度概念，可以在影像记录中具体化。知道王文兴一个小时写
二十个字是一回事，从记录画面中看到他反复近乎暴力地和形成小说作品的每一个字挣
扎，是另一回事。王文兴不只是一个和你我不一样的怪人，他是一个怪得有其充分道理
的人。他的道理，逼我们反省自己视之为正常的“快”。
杨牧用半世纪持续不断写出的诗，建构了一个与现实生活平行存在的浪漫宇宙。在那个
宇宙中，存在着各种角色各种声音，而每一个角色都比一般现实的人有着敏锐十倍百倍
的感官，察觉最细微的光影挪移，登载最飘渺的心绪跳跃；每一个声音都构成一种独特
的节奏，音乐之前的音乐，几乎没有一个杂音，没有一个草率失误的杂音。
和他建构起的浪漫宇宙相比，现实如此不纯粹，充满了粗疏大意。要能够让杨牧的作品
把我们带入那更纯粹，表面平和却又含藏内在惊悸力量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先看到杨牧
如何沉静地、安稳地排除现实的干扰，所有的戏剧、一切的爆裂转折都从生活中消退了
，只存在于他所阅读及所创造的文学里。我们蓦地明白了：现实的平板与诗的浪涛汹涌
，非但不矛盾，而且还是最理所当然的一体两面。
四、
郑愁予是“抒情浪子”的原型。在他早期代表诗作中，近乎神奇地将历史悲剧的离散与
无家可归，改写成一种生命自我选择的喜剧。无法停留在一个定点、一个关系、甚至一
个记忆上的人，他浪游来去，那无著的生活方式，正是抒情歌唱的前提。或者说，他没
有其他可以依恃，只剩下抒情的歌唱，因而使得他的歌唱分外动人。
追溯郑愁予的经验过程，看到他曾经看到的海港，异国的街道，我们逐渐接近了那浪子
原型的来由。在镜头上，他自在地进入各种不同环境中，更重要的，自在地进入不同人
的生活中，又自在地抽离，他和环境之间，他和别人的生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绝对的
界线，他总是在又不在。我们亲眼目睹他这样独特的存在形式，飘忽却温柔，温暖却疏
离，于是我们进一步体会了，那些浪子的歌唱，不是语言游戏，而是郑愁予提供给一个
离散时代的难得药方，只有具备他那样存在情调的人，才有办法提供的药方。像是余光
中的诗中写过的句子：“我是一个民歌手／我的歌是一帖凉凉的药／敷在多少伤口上”
（〈民歌手〉）。
余光中在纪录片中的主要形象，不是民歌手，而是“壮游者”，从西方浪漫主义汲取养
分，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化了历史悲剧带来的命运。“壮游”的背后，是从宗教背景中
升起的“朝圣”（Pilgrimage）概念。求取救赎，就应该选择一个远方的圣地，下定决
心，忍受折磨，坚决勇敢地朝圣地前去。圣地目标固然重要，路途中所经历的考验，最
痛苦最恐怖的考验，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经过了“朝圣”考验，人于是蜕变成忠
诚合格的基督信徒。
这样一个概念，到了浪漫主义时代，化而为拜伦笔下哈洛德的经历。他的“朝圣”乃是
对于各种历史与自然奇观的巡礼，去到非常的地方尝试非常的感官刺激，于是一个平庸
的青年，成长化身而为生命丰沛满溢的诗人。是之为“壮游”迷人的浪漫价值。
余光中用诗把离散“壮游化”了。面对不得已的家国伤痛，他既不逃避也不无奈哀嚎，
而是予以个人私我化，成为自己的考验。必得走过这些考验，人才成长为诗人，用诗将
这些经验固定凝结下来，予其普遍与永恒的意义。
五、
周梦蝶曾经是台北最美丽的街景，武昌街上一方小小的书摊，摊上摆了各种诗刊诗集。
诗人坐在摊前，以其生命姿态和那些书相呼应，却又和卖书的生意保持若即若离，在亦
不在的关系。熙来攘往的人群当然还是多的是为名而来、为利而往的，但在那一条街上
，可以确定总还有些人不为名也不为利，为了诗与文学来来往往。
我们看到，并且因而相信了，一种诗人生命的可能性。他们活在俗世间，但俗世真正的
意义却在于锻炼各种透视拒绝的方法。诗人建构起自己的“孤独国”来，然而吊诡地，
“孤独国”真的不是为了隔绝独居而打造的，“孤独国”是为了引领所有夜中不能寐的
寂寞灵魂而写的，让他们得以从忍受寂寞袭击到享受孤独的洞见。
周梦蝶以诗为那个时代庞大的寂寞思考，将感官的痛苦转化为透亮的说理，那亮光刺著
眼睛，使人不得不在亮光前遮起眼来，于是在遮眼的瞬间，看见了自己内在某种原本不
以为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风景。
林海音则曾经是台北最温暖的阳光中心。坐镇在《联合报副刊》，《纯文学》杂志与出
版的背后，不断地送出关怀鼓励，让原本不知道自己是作者的人，知道了原来自己是个
作者；让原本不确定文学和自己有多紧密关系的人，领悟了文学竟是自己活下去最大的
动力。
编辑是文学的拓荒者，又是文学的守护者，守护着所开发出来的，又不断越过已经耕耘
的田地边界，探入更广大的荒野。编辑每天打开信件，阅读一篇篇寄到手上的作品，放
下作品，拿出信纸，开始写一封封的信，联系作者，将所有作者拢入一张大网中，大家
彼此连结，结成了文学的社群。
林海音代替了许多青年永远见不到了的母亲。给他们一个以文字文学包围环抱的家庭，
给他们许多心灵的兄弟姊妹，对抗那个离散时代尖刻的寒冷。
六、
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诠释。尤其是面对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面对众多即将消失的记忆。
选择记录在那样的时代中浮现的作家与作品，是一个清楚的立场。那个不一样的时代，
从不同生命体验中产生的文学，不应该用今天现实想当然耳的方式，草率地阅读。那样
文学被摆放回其创作者的具体人生观照中，我们领会其珍奇影响，看到了那些我们自己
永远写不出来，却可以和他们同悲同喜的独特内容。
作者简介：杨照
本名李明骏，1963年生，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曾任民
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国立台北艺
术大学兼任讲师、现为《新新闻周刊》副社长兼总主笔、News98电台《一点照新闻》主
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