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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05日 星期天
写诗最怕的，是被别人知道我写诗，那是会被嘲笑的事，我写了很多诗，换了各种不同
的笔名发表。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每天一定写小说，这是我养成的一个纪律，一个习惯。
台湾的政治新闻看起来很热闹，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热闹的事情是重复的，同样
的事情，同样的错误，同样讨人厌的事，反复出现，写这种文章是最痛苦的。
我不怕任何东西，你给我再陌生的东西，我都认为我可以透过书本来学习，我不担心，
我不怕，这个我倒是觉得对别人有点意义。
大陆作家在台湾相对没有影响，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可以自由到大陆来，所以他们对大
陆不好奇，但大部分大陆人还没有去到台湾，他们对台湾就比较好奇。
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增进，越来越多台湾作家的作品被引进大陆出版。在尚未被引进的
作家中，杨照，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位。
杨照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他的小说、散文，不仅多次获得过台湾的多个文
学大奖，尤其以他的“百年荒芜”系列引人关注。他曾提出以20世纪为经纬，给每一个
年份写下一篇短篇小说，用100篇小说勾勒出台湾一百年间的历史面貌。
他是一位勤奋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自1991年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以来，
他已经出版了《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等评论文
集。
他还是一位用功又颇有心得的读书人。他不仅现在仍在电台做着一档读书节目，他的《
还原演化论：重读达尔文<物种起源>》、《颓废、压抑与升华：重读<梦的解析>》也为
读书人所爱。他说，他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他年轻时候养成的读书习惯。
3部长篇小说，9部中短篇小说集，7本散文集，以及20多本评论集…… 不仅数量可观，
杨照的几乎每一本书都受到他的“粉丝们”的喜爱，他的“粉丝”在深圳及大陆正变得
越来越多。对于他们来说，杨照“是如何炼成的”，这似乎是一个谜。趁杨照上月末来
深圳出席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活动之机，晶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笔名背后是荒谬的政治
晶报：在网上见到你的多个头衔，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政论家，这么多的角色
你自己最看重哪一个？
杨照：我基本上把自己看作一个做了很多杂事的写小说的人，写小说是我非做不可的事
情，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认定写小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牵涉到太多事情，牵涉到
一个漫长的、像学徒一样的过程，牵涉到你对整个生命、世界的看法，你需要不断地去
琢磨你的记忆。
我虽然认定自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但有两件事情让我不可能做一个只专注于写小说的
人：第一，写小说非常漫长，你急不来，大概你也写不多，而且写小说这件事真的有点
奇怪，如果你只干这件事其实反而是做不好的，写小说需要太多的其他东西；第二，更
现实的是，写小说养不活自己，更不要说养活家人。写小说对我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
我另外做了很多杂事，一方面那是工作，另一方面多多少少还是累积、磨练，所以我必
须承认这么多年我做了不少杂事。
晶报：很多人都是先透过“杂事”来了解你的。
杨照：对，很少人透过小说来认识我，这是我现在比较遗憾的事情，但还好。
晶报：杨照是你的笔名，最初开始写作就用这个笔名吗？
杨照：不是。这个笔名其实来得很容易，我开始学习写作是在中学，写的是诗，诗人基
本上都是有笔名的，台湾的现代诗是从西方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来的，浪漫主义有一个
信念，写诗这件事是跟现实生活分开的，作为一个诗人，你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把看到的、想到的、所感觉到的东西，化成一种基于那个世界的语言写出来。相信那
个年代的诗人除了余光中外，大家都有笔名，所以写诗一定要取笔名。写诗最怕的，是
被别人知道我写诗，那是会被嘲笑的事，我写了很多诗，换了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后
来到了20岁时，我明确知道我不会写诗，我的诗写得不好，我就开始写小说。
22岁大学毕业要服两年兵役，我在台湾军中看到很多荒谬的事，那是一个最封闭的系统
，充满了狗屁事，加上那时有很多挑战禁忌的刊物，我开始写一系列的作品，叫做“军
旅杂记”，当然不能用真名发表。我知道这是犯禁忌的，每次发表就换不同的名字，让
他们找不到我。不过台湾当时的情报系统蛮厉害，我第二次发表时就被他们抓到了，我
用的笔名刚好是杨照。我被他们约谈，那个时候台湾的环境毕竟不一样了，他们用各种
方式恐吓我，我这个人也有这种个性——几十年来证明是个坏习惯——你既然找到我了
，我不会因为你找到我了就不写，既然你找到我，我没必要再改笔名，我有一种赌气的
性质，以后的笔名都用杨照，就这样沿用下来。这个笔名本来没有特别用意，至少不是
为了写作而特别想的，只是我众多笔名中的一个，但是我想我有特别的理由偏好这个笔
名。
我写的小说很难发表
晶报：你曾经提出过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叫“百年荒芜系列”，要用100篇小说书写 20
世纪的 100年，每年一篇小说，我觉得这想法很值得注意，不知道这个计划进行得怎么
样了？
杨照：正在进行，已经进行八年了；写了八年，非宏大不可。对我来讲，它是这几年来
最有意义的事。开始时打算写一百篇短篇小说，顶多有几部中篇小说，但一旦开笔写了
，有些东西就没办法控制，所以写了八年还没写完，里面的长短跟我的想像差很远，现
在最长的一篇有30多万字，变成长篇了，最短的只有6000余字。
其中只有七八篇发表了，后来写的很多没有发表，这几年写的我完全不发表，因为它很
难发表也很难出版。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百篇小说各自独立，但是它有个时间顺序；另外
，它中间彼此有关系，前面的角色可能到后面会出现，甚至他们可能在不同年份去谈同
一件事情，但谈法不一样，类似这样，它有它错杂的东西。我之前曾把 7篇作品收入一
个集子，叫《背过身的瞬间》，可是后来我又觉得出版形式不对，因为不是我原来所想
像的样子。我写的时候不是按著年份连续写的，但我希望出版的时候是按著年份，按年
份的话又有长有短，比如写到1966年，突然跑出个30万字的长篇，现在我没办法去想出
版问题，反正蒙着头去写，写完了再说。
晶报：在你说的写小说和“杂事”之间，比如你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属于新闻范畴，在新
闻和文学之间，你怎样去保持一种平衡？
杨照：还好，就是慢慢训练自己养成习惯。像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回答得那么直接
，因为这些年来我想得太多了。我很清楚地知道写小说这件事，我必须有自己的方法，
这些年来我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写小说一定是每天写，不间断，包括来深圳。不管
发生什么事，我每天一定写小说，这是我养成的一个纪律，一个习惯。它最大的好处，
一是小说这件事情你永远都在想，二是一种很好的训练，200字、300字我也写， 800字
、1000字也写。你今天写，到了明天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比如我停笔的时候我肯定会想
，我明天要怎么写下去，可是明天会发生明天的事，可能我明天来到深圳，看到什么，
我突然觉得不对，我可以用别的方法写，那样很可能影响我昨天写的，前天写的，这样
一边写一边改下来，每天的生活经验会进到小说里，影响小说。
讲到平衡，最简单的平衡是，写小说是我的休息。工作这些杂事，坦白说，尤其是新闻
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不喜欢的、难以忍受的事情，台湾的政治新闻看起来很热闹，但从我
们的角度来看，这些热闹的事情是重复的，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错误，同样讨人厌的事
，反复出现，写这种文章是最痛苦的。写小说我一定是每次都写不一样的事，搞新闻不
可以，每一天你都在做同样的事，所以我厌烦得不得了，通常开编采会、报题目的时候
，我就皱眉头，因为我知道这题目非做不可，但这些题目对我来讲没有一条是新鲜的。
坐在电脑前，必须交政治评论稿的时候，不是说不知道要写什么，我是太清楚要写什么
了，我马上想到，这个我写过八次了，这个我写过无数次了，厌烦得不得了。这种时候
，我只有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把这些狗屁事弄完了，等一下就可以写小说了。开会的
时候我就想，我的小说昨天写到哪了，今天怎么写，这样，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晶报：写小说是你对自己的一种奖赏。
杨照：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非写小说不可。
书本给我很大的力量
晶报：你涉足过很多行当，做过出版，做过杂志，做过广播、电视，从一个行当跨入到
另一个行当，对一个人来说这个要求挺高的。
杨照：这其实不是好事，基本上我是没有耐心的人，我不耐烦做重复的事，我不耐烦做
已经会的事，所以，如果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可以去做一件从没做过的事，我多数会同
意，这其实是个毛病，我不觉得这是个成就。
晶报：我觉得你做了太多的事，又做得很不错，要做成点事都要付出才气和力气，你觉
得在自己的付出中两者的比例是怎样的？
杨照：对我来讲，我倒宁可说，这不是才气力气，勇气更重要，我胆子大，不怕失败。
我觉得这是个习惯问题，在我来讲，因为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我读书的范围非常广，
所以我不怕任何东西，你给我再陌生的东西，我都认为我可以透过书本来学习，我不担
心，我不怕，这个我倒是觉得对别人有点意义。我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我年轻时候养
成的读书的习惯，借由读书我可以接触到那么多的东西，我相信书本可以给我很大的力
量，所以我的最大成分是勇气，勇气背后是我养成的习惯。
我表面上看起来做很多事，但我有自己的分寸，比如时间的分配，我从来不觉得一个人
应该或者有权利耗费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因为有别的事情是重要的，比如家人。因此
，我必须找出可以快速做完事情的方法。
晶报：提高做事情的效率，把那些需要应付的事情飞速地处理完？
杨照：坦白说，我可以很快地把它处理完，我不太管很多细节，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除了我的小说，其它东西我不追求完美。
高中生活很奇特
晶报：你刚才说到自小养成的习惯很重要，高中阶段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这个阶段
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杨照：是最大的。我有一本书叫《迷路的诗》，是写高中生活的。那是一个很奇特的环
境，我上高中是1978年到1981年，编校刊是很特殊的经验，我们学校很看重几个社团，
比如说校刊社有工假，可以占用上课的时间，我进高一时学校把工假从每学期的二分之
一削减到三分之一，你想想二分之一的时间可以不上课，那是一种多么特别的经验！我
非常感激那个奇怪的环境，现在想想，完全不可思议！事实上我几乎整个学期没进教室
几次，我可以把所有精力拿来编一本校刊。
我说过，我还蛮了不起，十几岁编了第一本刊物，发行量是一万份，当时全校有7000多
学生，我们的发行量是一万份。包括去找印刷厂，找打字行、设计，和印刷厂签合约，
全部是我们学生自己去。我十几岁的时候签了第一个合约，当然后面还有老师、有学校
盖章，当时一期的印刷费要24万新台币，我签了，这个数额很大，当时我们家卖了旧房
子，一幢楼才卖了50多万。我现在想，真不可思议，当时那些老师到底怎么了，那么信
任我们！那几年中我感受到，人家信任你，没把你当小孩，那你怎么办？那是个很好的
人生成长经验。
晶报：当时你在校刊里的角色是什?？
杨照：一个学期出一本校刊，高二下学期我当社长兼主编，等于总负责人，那一期是我
编的。那一期出了好多事情，我们那代人都还记得，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校刊中有一个
专栏叫“逍遥游”，登了一篇文章，我有个同学才气好得不得了，他模仿庄子的笔法，
从“北溟有鱼”写起，写庄子发生了什么事，送审的时候，老师一看，学生用古文写了
一个庄子的故事，写得很好。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排版以后，最上面的一行字横著连
起来，就是“北一女的新书包没水准”。我们学校叫建国中学，北一女中是台北第一女
子学校，这是台湾当时最好的两个学校。后来很多人传说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我一直澄
清，那文章不是我写的，但这件事是我们共同商量的校刊出刊那一天是周六，当时周六
还上课，校刊一早发出去，到第一堂课下课时就被学校发现了。学校里的教官全急了，
学校马上下令把发出去的校刊全部收回，然后叫我们在校刊社一本一本把那一页撕掉，
什么时候撕完，什么时候放学。但是消息走漏了，有人偷偷地把那页撕了才交回来，我
们赶快把还没有发的校刊藏起来，有人真的拿去卖钱，变成那一年最值钱的东西。更夸
张的是，学校旁边有个影印店，跟北一女学校旁边的影印店，都买得到那一页校刊的影
印件，好多学生就跑去买。
晶报：你们怎么会想到做这样的事？
杨照：事情的背景是，北一女学校在我高二那年换了书包，原来书包是很有传统的帆布
书包，卡其色的，上面写着“北一女”三个字，她们那年把书包换成绿色，校名也换了
别的字体，我们当时觉得很可笑，所以就跟她们开个玩笑。这在学校看来当然是大事，
我们两个学校关系很友好，校长紧张得不行，就要处理我们。老师问我是谁写的，我说
是我，从头到尾都是我，跟他们无关。教官很凶，我比他还凶，有一个教官很生气，要
给我处分，训导主任年纪大，是一个老狐貍，他觉得不对劲，可能认为这个小孩一定有
什么背景，他觉得小孩子遇到这样的事情吓都吓死了，不可能有这种态度，一定有什么
党政军背景，跑去查我资料，他们注意到了我爸的名字，他的名字最大的特征是怪，他
叫李楸椐，大概是认为我有军方背景，误打误撞就这样逃过了。
后来更有趣，当年 12月6日我们校庆，北一女校长来了，点名要见我。她姓邓，去见她
我也很紧张。邓校长就问我，你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我突然间变得很乖的样子，就跟她
解释说，我们其实真的是打抱不平，不干我们的事，是因为你们学校里面有我们认识的
同学觉得很不光彩，好好的一个书包就这么换了，破坏了传统，然后就东讲西讲，传统
有多好，我们都要珍惜传统。邓校长没生气，拍拍我的手，说：“你这小孩不错，聪明
，我没生气。”第二年，北一女的书包就改回去了。
晶报：这个校长真的不错。
杨照：那个时代我还碰到不少非常难得的长辈，我高中真是一个幸运的年代，影响我最
大的老师都不是在学习上。我高一的国文老师写小说，我上学的前一年夏天，他出了一
本小说集；高二刚开学，全台湾最大的小说奖揭晓，打开报纸一看，得奖的是我的英文
老师；我高二的数学老师也写小说，是比上两位更有名的的小说家，笔名叫子于，他姓
付，付老师数学教得很差，但我们都很喜欢他。高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台北市教育局
有中学运动会，高一高二所有的人要去跳大会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么愚蠢地排
在那里，第一天放学要留下来练习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教室门口气得不得了，付老师
刚从隔壁班下课走过，我们逮到机会就跟他抱怨，说不想去。他人很好，那次却大发脾
气，跟我们五个人说，“你走啊，你若不喜欢，你现在就翘课，现在就走。”我们背了
书包，就走了，因为编队的时候没把我们编下去，后来都不用去了。后来，我很理解付
老师在生什么气，付老师在生气说，你们要学会自己负责，不要那么多抱怨，你的抱怨
其实只是最后推卸责任。付老师的话真的对我印象太深了，就是说，一生当中，你不要
有那么多不得已的借口，你必须要确定这件事情你本来有多少权利，你要付出多少代价
，你要自己算清楚，自己想清楚，这件事30年来我没忘记过。
晶报：你从中领悟到一种人生经验。
杨照：很重要的经验，今天到任何一个地方跟年轻人讲话，我都会讲这一段，因为太多
太多的事情在高中发生，让我确定了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华文文学才最理想
晶报：说到两岸的文学创作，似乎有一个现象：台湾作家进军大陆的非常多，势头不可
阻挡，大陆作家进军台湾的好像比较少，两岸文学的交流好像不太平衡。
杨照：这是时代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情形完全相反，那时候你们应该对台
湾作家可能都不太认识，可是那时候很多大陆作家突然之间就是台湾最热的，基本上把
所有台湾作家都赶到旁边去了，阿城、韩少功、莫言，还有王安忆，都是那时候进来的
。那时大陆作家对我来讲完全是新鲜的，台湾作家对大陆多少也有点是这样，我真的不
认为能进入大陆是因为港台作家比较优秀。对大陆的读者来说，港台，尤其是台湾作家
，写作的方法跟关心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所以有吸引力，大陆作家在台湾相对没有影响
，还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可以自由到大陆来，所以他们对大陆不好奇，但大部分大陆人
还没有去到台湾，所以对台湾更好奇，我是这样理解的。
晶报：你怎样看待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在内的整个华语文学圈的未来？
杨照：现在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刻，我们正在打造华文的文学圈，这是过去其实不存在
的，并不是说我们都有彼此读得懂的语言，它就自然有华语文学圈。华语文学圈正在打
造，因此我不能讲它未来会怎么样，我只能说，我们要鼓励充分地、自由地交流，让任
何一个地方的华文作者的东西都可以被交流到别的地方，这个圈子里的人可以自由地读
到，但是希望在这个自由的平台上，每一个区域可以维持它自己的特色，要不然就不好
玩了，要有很多不同的华文文学，这才最理想。
就像今天的英语文学，英语文学圈其实到了20世纪后期才慢慢建立起来，今天就非常明
确，比如每一次布克奖颁奖，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纯正的英国风味的小说，还一定有来
自前殖民地，印度、澳洲的作品，还有美国，这些作品你即使透过翻译，打开来仍然知
道它不一样。印度小说家写的英语小说跟英国小说家写的小说就是不一样，很不相同。
这是我的理想。
晶报记者 庄向阳 实习生 吴燕云/采写 张定平/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