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知道为何会从藤甲兵打到长沙，但还是出来献个丑。
抗战期间苏联在华军事顾问一共四任：
德拉季文(Mikhail I. Dratvin) 1937.11 - 1938.08
切列潘诺夫(Aleksandr I. Cherepanov) 1938.08 - 1939.09
卡恰诺夫(Kuzma M. Kachanov) 1939.09 - 1941.02
崔可夫(Vasiliy I. Chuikov) 1941.02 - 1942.02
德拉季文原是驻华武官，通讯兵出身，来华前担任红军通讯兵学校校长，1924年至
1926年间也曾在中国担任通讯兵顾问。当时正逢德国调停中日冲突不成，德国军事顾问
团随时会撤离的情势下，中国方面连忙请来德拉季文担任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蒋原
本属意老相识加伦，不过他已经被史达林干掉了，临时筹不到替代人选，只能先请德拉
季文充个人头，当作德国顾问团的备胎，同时招聘更多苏联军官前来助拳。
第一批苏联官方顾问20余人大约在1938年5月才抵达中国，其中包括原白俄罗斯军区副
司令员朱可夫，但他没待多久就回去了，德拉季文也在当年8月被召回苏联，由具有中国
经验的切列潘诺夫接任。
切列潘诺夫同样在1924至1927年间以军事顾问身分来华，主要与何应钦合作，他也是
少数会亲自上前线的高级军官，但那是1925年的往事了。切列潘诺夫就任时，大部分苏
联顾问都已到齐，每一个战区和技术兵种都有相对应的顾问，总数约有300人；若将非战
斗人员也统计进去，全盛时期甚至超过3600人。
苏联军事顾问主要有两项任务：协助整训中国军队、拟定大型作战计画。除了空军飞
行员之外，苏联顾问不会亲自下场带兵，一来是苏联不想和日本撕破脸，二来是不能干
涉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以免制造无谓的冲突。因此，苏联顾问的指导通常只停留在战略
层面和训练计画，而非第一线的战术行动。
德拉季文和切列潘诺夫都提出同一个问题，中国军队的防御过于僵化，应当放弃过往
的被动防御策略，改采主动防御策略。切列潘诺夫上任时，武汉会战已经打了一半，他
依然坚持他的积极防御战术，指出中国军队在器械上不如日军，过往的战斗方式都是日
军轻易突破防线，而中国军队又撤入下一道防线抵抗，然后再被突破，徒然消耗自己的
实力。应当让周边受压力较小的部队积极行动，袭扰敌军侧翼与后方，才能有效阻断补
给并分散敌军，进而展开包围歼灭。
切列潘诺夫也曾在他的回忆录中点名汤恩伯和陈诚，认为他们两个在武汉会战后期执
行了自己的建议，有效阻止日军在1938年攻入湖南，虽然他对长沙大火一样不解。至于
第一次长沙会战的部分，切列潘诺夫在回忆录中只有两页篇幅，并认为这是他的积极防
御策略收效所致，并没有特别述及薛岳的指挥，不过薛和陈当时都在第九战区，要见到
面应该不难。
薛岳的“天炉战法”或许有受到切列潘诺夫影响，他们两个也算是旧识。薛岳在1938
年10月的万家岭战役便使用过一次类似的战术，同样利用天然险阻和多层防御诱敌深入
，趁敌军过度推进时攻击其侧翼和后方。不过薛岳的战法相当依赖地形，而非像切列潘
诺夫一样强调预备队的机动灵活，这也让薛岳无法在长沙以外的地方重现这招。况且长
沙会战还没结束，切列潘诺夫就卸任返国了。
第三任总顾问卡恰诺夫相当影薄，虽然他在任时间最长，但几乎没有他的相关资料，
卡恰诺夫是情报部门(GRU)出身的人，1933年短暂任职于远东特别集团军，也打过西班牙
内战。他一回国就遇上巴巴罗萨行动，部队直接被德军打趴，随后被史达林下令枪决，
遗骸直到2018年才寻获，大概也是因为如此才没有其他顾问敢提起他。
第四任总顾问崔可夫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他在1940年底来华，次年初接替卡恰诺夫
担任总顾问。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防御计画的确有崔可夫的痕迹，但他当然也没下去打。
崔可夫除了要贯彻切列潘诺夫的积极防御战术外，同时也策动陈诚在宜昌发动反击以威
胁日军后方。这回日军有备而来，并非以占领土地而是以消灭对方力量为目标，薛岳的
防御正中日军下怀而损失惨重，反而是陈诚打出战果，几乎消灭防守宜昌的13师团，但
日军已在长沙达成重创第九战区的目标，短暂占领长沙后便撤回，双方各自宣称胜利。
至于下一次长沙会战就和崔可夫没什么关系了，他当时和其他苏联顾问都在准备打包
回家，能给予的协助非常有限。中国军队能打赢除了吸收上一回的经验外，日军过分轻
敌加上自己指挥不当爆死也是一个原因。
不论是20年代的加伦、30年代的法肯豪森和切列潘诺夫、50年代的根本博这些外籍军
事顾问事实上都只处理战略和训练层面的工作，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起码都是上校或少将
级军官，没有必要亲自带队冲锋。而且几乎每一位军事顾问的回忆录都指出，中国军队
的人事复杂程度令他们无从置喙，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是少碰这些麻烦事为妙。
结论：正规的外籍军事顾问不曾指挥民国初年的中国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