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难民处理
毕自严《抚津疏草》〈辽民丛集速议解散疏〉里面确实曾讨论难民可能参杂间谍的问题，
但是明朝政府最终仍是将其分散至各地乡间屯垦，毕竟这些难民是明朝打败仗造成的结果
，如果不协助他们，舆论和道义上颇为不妥，并且会给予满州更多人力。
至于辽民造成的问题，黄一农教授的〈吴桥兵变：明清鼎革的一条重要导火线〉论文中曾
提及因为移居的辽民与各地官民相处不佳，吴桥兵变时大量加入叛军；许多辽民也因为在
关内生活困苦，决定返回关外和东江。
因此，难民确实是明朝所意图处理的问题，尽管如何处置颇显进退两难；而难民也并不是
因为明朝政府提供武装才造成社会问题，而是其存在本身就已经扰乱了民情。明朝在降低
军费的目标下对辽民进行武装，只是加剧了冲突而已。
2.明朝粮食
郭松义先生那篇文章的亩产数字是没脱壳之前的石数，用的人口数也低于其他学者的估计
，所以结论显得比较乐观。如果用他自己在内文提及的两石谷成为一石米来算，实际上能
养活的人口就算下降到很危险的水准。
〈明代GDP试探〉(管汉晖、李稻葵)提到研究认为晚明人口是1.2~2.0亿；
〈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高王凌)认为比较合理的数字是1.5亿。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认为应该是1.3~1.5亿。
〈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则认为明末清初粮食生产有显著下降。
事实是板上提及粮产丰盛的南方，也多有缺粮的纪录，用理想值计算相当不妥。
《崇祯朝蓟辽兵变与饷税重整》：“崇祯二年......江西南昌八府水旱灾相继”
“江西、河南水旱成灾请求蠲免”
〈补农书〉：“曩自崇祯十一、二年以农虽无水旱为灾，然连年薄收，米价不减两许，而
赋税渐增，征科繁扰。”“总计湖民，奇荒三载，没者十三，存者十七，今之幸生者，全
赖十四、十五两年豆麦满收以度日耳。”
《崇祯年间江南的灾荒与应对》整篇都在讲江南的惨状就不用引了，只不过崇祯末期比起
崇祯十三年之前惨非常多。
明朝的税政与粮食密切相关，以至于很多部分都以粮食的石数来计算。收不到税就代表无
法征收到大量粮食。考虑到《边镇粮饷》里面提及边镇早在万历中期就已经后勤吃紧，即
使不开战明朝大概也没能力提供多少粮食给后金。《明代陕西三边军粮补给体系探析》也
提到西北边镇的粮食补给持续下探，难以维持后勤。
至于盐引，《边镇粮饷》已提及其额数甚少，且本质上仍需要政府协助维持，并不能认为
开放通商就一定会商旅运输物资，遑论还要是大量的粮食。
在天启年间以奢安之乱为首的多场战争中，明朝各省大量留用原本预计用于关外的新饷，
换言之新饷很难不加派。从更早期嘉靖年间的案例也可以知道，明中叶以后遭遇大规模武
装冲突基本上都要加税，除非有盈余可以花，问题在于万历末期已经把盈余花掉了。因此
，和后金降低冲突就不会面临财政与粮食问题也是不太妥当的说法。
《晚明辽饷研究》里面也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述，澄城县因每亩加派额较九厘规定低......还算是轻的。”
“陕西民变的问题，与社会、经济的不平衡有密切关系，加派应是突显原有的问题，但这
种困厄，不单只以加派造成重课继而引发民变来解释。”
我认为明朝如果真能和后金降低冲突，或许有能力压制关内，但是要说就不会有粮食配给
之类的问题，或者说肯定有能力透过通商来安抚后金，恐怕不太符合史实。
3.和谈的问题
我并不反对“停战是个很有用的手段”这件事情，但是事实是明朝如果不堪一击，要和后
金达成长久的和平是相当困难的。不要忘了，隆庆议和澶渊之盟的背景都是先能与敌方打
成互有胜负，方才有了谈判的成果；欧洲的西发里亚和约也是一样。
皇太极的议和被很多人认为只是拖延时间的手段，谈判期间后金向朝鲜和蒙古猛攻，班师
回朝之后又借口明朝无心停战而大举攻击辽左。我不懂为何会有人认为皇太极缺乏信心才
求和，后金当时没输过任何一场野战，和谈期间也没停止过作战行动。
《论努尔哈齐与皇太极对明朝军事战略战术之异同》：“后金与明双方其实一直都无意讲
和，讲和不过是双方军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
所以我认为，要能和皇太极真正达成停战，明朝可能要在一场决战中有效重挫后金，迫使
对方理解到战争的不可行，单纯的退入山海关只是让后金更轻易掌握蒙古各部而已，崇祯
中期满人屡次进攻山西的情境只会更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