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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复杂多面的人性思考──谈《寒夜三部曲》的汉奸文化与异国情谊
内文：
（一）台湾人最多汉奸
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民被日本殖民政府视为次等国民，不论在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都备受不平等对待，内心莫不充塞著被压抑的苦闷。直到民权运动领袖林献堂等才以筹组“文化协会”的方式，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政治及社会改革，乃至发展出“农民组合”活动，指导农民保护土地，为土地而奋斗。然而这种有别于早期零星、整体的武装抗日，在思想、文化、经济、法律上的抵抗，仍旧难逃被殖民统治者打压的命运。李乔的大河小说《寒夜三部曲》（注）第二部《荒村》即是以此为背景，抖开这一幕澎湃昂扬的抵抗热潮，可谓惊心动魄，令人震撼。其中除了描写四脚
仔（日本统治者）的凶恶，更表达对三脚仔（汉奸）的厌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寒夜三部曲》的英雄人物刘阿汉会说：台湾人最多汉奸！
然而在《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第三部《孤灯》，李乔笔下也出现了刘阿汉父子可以视之为“朋友”的日本警官及军人，相对于向无好感的“三脚仔”，此亦有可供我们进一步探讨之处。
（二）讽刺皇民思想中毒之深
二次大战期间，直到中国全面抗日，日本殖民政府才开始改变对台政策，总督府担心台湾人民的立场，乃积极进行急速高压的“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做日本国民，为日本政府效忠，当然总督府也采行某些“配套”措施，以“改日本姓名”为例，像《寒夜三部曲》蕃仔林刘家的二位头家，就都是改了姓名的“皇民”，门楣上悬挂“国语家庭”的木牌，依法可配给到一些白糖和咸鱼等优待品，这在物质匮乏的时期，一般人为求生存，此似为不得不然的无奈。
不过，长期下来，皇民思想便根深柢固了。比如大湖郡世家望族谢庄长，前三代靠卖樟脑起家，有“御用商人”之称，其日语好到除了日本仔，没有任何人能听得出那是出自本岛人之口，他更决定让养子“时祥”接受完整的日本教育，变成十足的日本人，最重要的是，须送去日本内地读书，娶一位“日本嬷”，届时说日语，穿和服，睡的又是东瀛女人，将来再生十个日本仔，那谢庄长便有十个日本孙子了，这是皇民谢庄长一生最大的梦想，怎不可悲！此外，刘家么子明基亡命菲律宾吕宋岛时，遇见已瘦得不成人形的少年兵，这些顶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此时此刻竟仍念念不
忘“大日本军人”如何如何，宁愿饿死于山区，或给野兽所吞食，也不甘心向敌人投降，彼等皇民思想中毒之深，简直匪夷所思！作者李乔“讽刺”之意，极其明显。
（三）严厉批判三脚仔
对于日据时代，帮着统治者来压迫自己人的三脚仔，李乔深恶痛绝，其批判更是不遗余力。
《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三脚仔的代表人物是巡查钟益红和李胜丁，刘阿汉与他们斗法二十年，可说是“宿世冤家”。他们大言不惭：“像我们这种绝对贯彻命令，绝对完成使命的警官，全天下都难找哪！”这些三脚仔令刘阿汉痛心疾首，不禁大骂：“台湾人最多汉奸！”偏偏那些告密、监视、捕捉、拷打台湾人的，都是台湾人自己，怎不令人愤怒、悲哀！李乔透过刘阿汉及林华木于台湾农民组合召开第一回全岛大会时，批评这些汉奸走狗：“任他怎么神气，三脚仔就是三脚仔，怎么装，也不会成四脚仔。”所以三脚仔最可恨，也最可怜，这应是饱受压迫的台湾人
普遍的心声。
在第三部《孤灯》中，最典型的三脚仔莫过于征调海外的刘明基的班长──改名“野泽三郎”的黄火盛，他不要同行的台湾人叫他本名，他作威作福，言行卑劣，只要犯下小小差错，便难逃其殴打。李乔经由刘明基的冷眼观察，把扮演着日本人走狗角色的这种“反种”台湾人，毫不客气地予以批判。刘明基认为，野泽既非日本人也非台湾人，笑他是三只脚，不是飞禽也不是走兽，根本是杂种！刘明基指出，三脚仔的地位是以台湾人的血泪慢慢堆砌起来的，他也感叹，汉奸走狗这种事情就是免不了，而且这种羞耻，普遍存在，以往如此，现在亦是，假如台湾人不能觉悟，不能
从根本上痛改，将来必然还是这样。
于菲律宾吕宋岛逃亡的末期，被众人唾弃的野泽，为了求生，不愿落单，死缠在刘明基身边，这时已受伤而变成聋子的野泽，终于承认自己是台湾人，谦恭、求恕，反而把明基当作长官似的，但明基早就把他看透，认为野泽是汉奸本性，虽表演十分后悔的样子，万一能活着回到台湾，只要一有机会，为了名利，必又露出汉奸的嘴脸。《寒夜三部曲》对于三脚仔的批判，在台湾现代小说中应是无出其右的。
（四）对比呈现人性复杂面貌
李乔对三脚仔绝无好感，倒是在《寒夜三部曲》第二部《荒村》和第三部《孤灯》里却有表现人道精神的日本人，与三脚仔的无情无义形成强烈对比，令人印象深刻。
例如州警务部的课长片山一郎，在刘阿汉坚决参加“农组支部”而被带往大湖警察课“关心”时，与片山重逢，三十年前于屯兵营，阿汉曾装病，逃避当时的警官片山推荐去任巡查补，片山并未因此怀恨在心，如今反而把已经五十七岁的刘阿汉看成“老朋友”，不要阿汉称他为“大人”，希望以朋友之谊来劝阻刘阿汉。虽然阿汉并未接纳，仍决定参加农民组合活动，一心为农民利益而拼斗，片山依然交代三脚仔钟益红，绝不可施以“体刑”，要给阿汉自由决定。结果这是刘阿汉生平第一次“顺利”走出警察衙门。这时刘阿汉心想，片山这个日本人真是奇怪的家伙，如果彼此
不是敌对，如果片山不是日本人，更重要的，不是统治者的话，也许两人真的可以成为朋友。
又如彭家长子人杰的长孙永辉，在吕宋岛逃亡时，劳务团的小队长山田，原本奉命把逃亡的台湾兵都杀死的，但经永辉请求，放大家一条生路，山田以及其他日籍兵也认为，台湾兵已经尽力，如再下毒手，则必天理不容，然在放走彭永辉等人之后，山田、津口、大泷这些日本兵为了向部队长交代，竟引爆手榴弹自尽。彭永辉面对这样难得的、充满人道精神的日本人，不禁献上衷心的祝福。
此外刘阿汉的么子刘明基也遇到一位好日本人──队长增田正一，当局势恶劣，不可挽回，增田乃取下自己的阶级领章，郑重宣布：“现在起，我不是汝们的队长了；一起逃或者各自逃，悉听自己决定。”增田也体谅所属，允许丢弃武器以便逃亡，这让明基感动得想要紧握增田的手，甚至于拥抱一下。明基想，长久以来，增田这个人，实在看不出丝毫一般日本人的气味，他真是个独特的日本人，或者说，这才是真正的日本人？明基进一步反省，这是不是太高估了大和民族？如果这才是真正的日本人，那么是什么因素形成时下的那种“日本人”呢？
李乔透过这些异国情谊，为读者留下一个个人性思考的空间。为什么台湾人最多汉奸？为什么台湾人一当上甲长、保正或是巡查之类的小职位，就一定要表现得那样恶形恶状？是名位使人如此？或者不只是名位的诱惑而已？为什么有凶暴的日本统治者？又为什么有充满人道关怀、令人钦敬的日本人呢？
由此看来，李乔《寒夜三部曲》对于人性的思考是全面的、深入的，他挖掘人性，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多面、复杂，《寒夜三部曲》的思想深度的确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