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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风雷：台中商校白色恐怖勾沉
2015-12-13 15:06
李祯祥
1919年成立的台中商业学校，曾经是反日、反国民党、左翼运动重镇，后遭严厉镇压
，从台湾民主运动史消失六十年。(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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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有许多湮沉的人与事。本文所要介绍的，是一所曾经龙虎的学校的一段曾经
风雷的历史，这些学生用青春血泪写历史，而这段历史消失了六十年。这所学校，就
是台中商校（或称台中商职）。
1945年更名的台中商业职业学校，前身是“台中商业学校”，创立于1919年。这是根
据台湾总督府同年公布的《台湾教育令》所设的“实业教育”学校（等于今天的技职
学校）。当年全台只有三间实业学校，分别是1912年成立的台北工业学校（台北工专
前身，今台北科技大学）、1917年成立的台北商业学校（台北商专前身，今台北商业
大学），以及台中商业学校（台中商专前身，今台中科技大学）。所以中商历史相当
悠久，在台湾中部的中等学校中，大概仅次于1913年成立的台中一中。
※旭升中商：反日学府，左翼重镇
学校就像酒一样，越陈年越香，越老牌越有人文底蕴。中商亦然。这所学校第一次浮
上台湾近代史，便架势非凡。1921年蒋渭水等人创立“台湾文化协会”时，对吸收青
年学生非常着力。根据总督府的《警察沿革志》，文协创立之初，学生会员有279名
，以台北师范学校（今台北教育大学）136名最多，其次就是中商，有61名；第三是
台北医学专门学校（今台大医学院），49名。
中商成立才两年，参加文协的人数，就比当时成立已23年的台北医专还多。可见这所
学校来势汹汹，无论民族意识或抗日意识，都在校园迅速而普遍地扎根，确实不太寻
常。而且参加文协人数，日后更不断增加。
然而，就是因为这种不寻常现象，让日本殖民当局开始打压。1922年2月台北师范发
生台湾史上第一次学运事件（向警方抗争），600名学生参加，其中45名被警方侦讯
，幸未起诉。但官方为了修理蒋渭水，乃操纵舆论，把矛头转向文协，说文协教坏这
些学生。各校当局也如响斯应，强迫学生退出。于是文协的学生会员大失血，到了5
月，北师即退出205名，中商也退出73名。
学运事件落幕后，同年3月总督府即撤换中商校长。第一任校长（兼台中一中校长）
小豆泽英男被调职，换成柳泽久太郎。小豆校长作风开明，对日台生一视同仁，最被
赞誉的一点，是不惜以辞职为抗争，力保台中一中校名，没有被总督府改为台中二中
。当时台湾各中学，一中是日本人读，二中才是台湾人读，台中一中是唯一例外。笔
者推测，中商的台湾意识浓厚，或许和小豆的开明治校有关；柳泽接任校长，应负有
“整顿中商”的任务。
果然柳泽到任后，中商这株抗日新芽很快被弹压了，此后即少出现于台湾抗日史。但
反抗意识仍在校内滋长。一位后来在白色恐怖坐牢的中商校友廖天欣回忆，他在校时
，台日学生各半。台湾学生私底下都叫日本人为“臭狗仔”、“四脚仔”，通通这么
说，没有一个例外。
台共谢雪红在台中的活动，也对中商产生磁吸效应。一位后来在白色恐怖自首的胡海
基，读中商时被他的班主任（也是中商学长）吸收，加入左翼组织。而这位班主任读
中商时，即参加地下抗日活动，与谢雪红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谢雪红的革命伴侣
杨克煌，就是中商毕业的。
有些中商人毕业后，还到有“社会主义大本营”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如庄守就是
留学早大期间，加入台共，回台后投入抗日运动。不过，早大也是日本现代运动的摇
篮，另一个中商人张星贤，就是留学早大期间，加入田径队，并于1932年洛杉矶奥运
参加400公尺中栏比赛，成为第一位参加奥运的台湾人。回台后并指导过纪政、杨传
广等后起之秀。
※风暴中商：反蒋青年，牺牲惨重
战后，国民党政权来台劫收，狗去猪来，民不聊生。战前的抗日潮流，相当程度移转
到战后的反抗国民党。二二八起义，中商也未缺席。二七部队的学生队伍中，就有一
支由何集淮、蔡伯勋领导的中商队。事变之后，何集淮（陈文茜的外叔公）逃往中国
，改名何健人，文革时被劳改至死。
二二八被镇压后，中商学生的抗争火苗潜往地下延烧，多人加入左翼组织“省工委”
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甚至在中商成立省工委支部。中商人的左翼思想，早从日
治时代便已成熟，原因为何？胡海基的答案让你吓一跳。他说：“商校有经济学这一
课，这与社会经济政治有关，很容易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当时的政治是右派当道，学术却是左派温床。而且当时教的是
“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宏观经济学，这部分左派特别拿手，马克思更是其中翘楚。
从马克斯的反剥削，到第三国际的反帝，在殖民地台湾完全无缝接轨。换句话说，日
本人办中商，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商学生当时不仅有左派思想，而且素质优异。曾参加二二八起义的李碧锵回忆，他
在日治时代考进中商，当时的录取率“约二十比一”。这5%的录取率，以现今标准来
看，比起一流国立大学毫不逊色。而这水准，到了战后初期依然维持。
然而，这些优异且具有人文深度的中商人，却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遭遇空前镇压，牺
牲的惨烈程度，在全国各校中，大概仅次于台大和师院（今台师大），与成功中学相
伯仲，而为台北以外受创最重的学校。胡海基说，中商是“台中反抗运动的大本营”
，这对也有多人受难的台中师范、台中一中而言，可能不尽公平，但折兵损将之多，
中商为最。
中商人的案情形形色色，光谱两极。有的采取抢劫、绑架手段，如施部生、江泰勇（
不过这是少数个案）；也有的只参加学生自治会，就被牵连入狱，如张常美。中商人
除了毕业生、在学生，还有教师（如陈俊业、隋宗清）和职员（如王月恋）。其中陈
俊业还吸收多名学生。连教职员都投入反政府行列，可见中商反抗规模之大。
中商人的受难也林林总总，有的是拒捕被击毙，如陈俊业和江荣显；有的是被判死刑
，如施部生、江泰勇、许学进、吕国昭；有的是判无期徒刑，如刘贞松、王为清，分
别坐牢33年、32年才出狱。这个纪录，是翁山苏姬被软禁时间（15年）的两倍以上，
比曼德拉被关的27年还久。
有期徒刑方面，15年有徐銮枝（胡海基之兄）、刘水生、巫凤毛；13年有廖天欣；12
年有吴文华、汤懋修、张振腾、张常美；10年有隋宗清、林仁守、卢鸿池、王子煃；
5年有吴大禄、王月恋；2年有丁保安；感化有杜澄贤、何春辉；自首有廖学烓、吴明
正、陈茂霖、胡海基等；逃亡有廖文珍；无罪有林祚庭等。
戒严时代，绝大部分政治犯是逮捕立刻羁押，没有交保，等到判决“无罪”时，已经
坐牢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所以“无罪等于坐牢”这种悖谬逻辑，在白色恐怖完全成
立。此外，还有一位蔡宽裕，虽然当时也就读中商，却是在1960年代因台独案入狱，
坐牢10年。
※驯化中商：效忠党国，向右看齐
这所学校，教出这么多异议份子，可想而知，校长又要换人了。1950年5月，台籍校
长江文章被撤换，由吴恭接任。笔者不知道吴恭及以下各任校长是否负有“整顿”任
务，但可确定的是，此后这所学校被驯化了，从台湾民主运动史消失。
“效忠党国”是驯化中商不可或缺的一环。1952年5月15日，吴恭校长任内，台中商
职全体学生一千余人被动员参加救国团，并致电蒋介石：“总统──伟大的革命导师
：我们竭诚的接受　总统在三二九文告中，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在总统的领导之下，
我们一致参加青年反共救国团，把生命贡献给 总统，把生命贡献给反共抗俄的神圣
战争…”
这时的中商，已经和1921年多人加入文化协会、战后多人加入左翼组织，在精神上断
裂了。左翼思想从校园根除，党化教育每天耳提面命。中商虽然屡更校名，而且不断
升格（1963台中商专、1999台中技术学院、2011台中科技大学），但那个充满改革理
想、反体制精神的叛逆一代，已经随风而逝。许多学生甚至不知道，学校附近曾有一
座杨逵的“首阳农场”，那就是反抗不义统治的精神象征。
宏观来看，何止中商，整个戒严时代，全国商业学校、商业科系都是一片“向右看齐
”。国民党办的商业教育，只能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充满右派的功利思考，缺乏
左派的公义关怀。台湾今天官商勾结、贫富不均、无良企业和黑心商人大行其道，虽
然原因复杂，但严重功利导向的商业文化，无疑要负很大责任。
不过，中商的校友毕业后，在各种因缘际会下，仍有不少投入反对运动。例如作家出
身的前立委王世勋、17岁参加党外运动的魏明谷（彰化县长）、1970年代入狱8年的
洪武雄（民主运动老将）、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滞美20年的蔡明宪（前国防部长）；
以及更年轻一辈的、在2013年洪仲丘事件挺身力抗军方的洪慈庸（现为时代力量立委
候选人）等。
虽然反抗的风雷已远，但那是现今“中科大”完整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一段光荣的印
记，不应该被遗忘。本文浅述一二，其余史迹，愿有心者继续勾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