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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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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威权政体的“防疫效率”，其实是一种认识幼稚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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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Apr, 2020
【完整内文】
张宇韶
正值2019新型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在全球蔓延，造成各国生命财产庞大损失之际，
中国却积极启动其宣传体系，宣称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除了意图“甩锅”外，也
一面炮制其救世主形象，俨然“中国式”的防疫模式才是各国足以仿效与学习的典范；对
内则是大搞哀悼仪式，4月4日一场由加害者替被害者举行的纪念活动，直接被舆论批评性
质等同“404 no found”（网页遭删除），更显讽刺。
在全球媒体报导多元且普及下，中国对外的防疫经验与医疗物资也遭受诸多质疑，快筛试
剂错误率高，口罩品质糟糕且价格昂贵，许多医疗设备也良莠不齐。
关键在于，中国的防疫模式是建立在政治维稳逻辑的前提上，第一时间即以“稳定压倒一
切为由”隐匿疫情，针对内部对其政策的批评与吹哨者采取严厉镇压，为了避免媒体揭露
相关真相遂行封锁管制，并不惜代价驱逐西方记者。其后，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考量
进行大复工，为了替开放生产政策背书，对确诊人数进行各类的宏观调控，面对各国政府
与舆论的指责，索性将病原归在别人头上，这意味中国无须负担任何道德形式与物质补偿
的责任。
中国式效率的制度背景
中国这种以政权稳定为前提的防疫政策，在台湾某些人眼中竟成了“威权体制的效率”且
“取得疫情控制”，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显然对威权政治下的体制运作盲然无知，且对
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以及“政府与企业”关系充满误解。
直言之，错把强人政治与人治社会的决策理解为“效率”，就是分不清楚国家治理能力中
有关“镇压能力”与“基础能力”的差别。
对中国来说，所谓的治理能力就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体现，这意味党国体制不仅
不存在民意以及舆论监督的可能，领导者的决策更不具问责的必要。
为了创造这种“效率”，政治体制的运作就必须建立在以党领政与议行合一的制度设计中
，为了让中共享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寡头领导的列宁式民主集中制甚为关键；党的决策完
成之后直接交由政府部门执行，全国人大与政协只是替政策进行法律与政治背书的“橡皮
图章”功能却无监督角色。这是习近平决策“迅速”的制度条件，也是无须肩负政治责任
的权力基础。
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为了进一步垄断政治权力，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更透过人大修宪取
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同时也让其重要亲信王岐山获得比政治局常委更重要的权力基础—
—一个不受任期限制的国家副主席竟然凌驾其他常委之上。
此外，正当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与“在两个一百（中共建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完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说法时，外界已经研判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进一步取消总书记任期，
彻底颠覆邓小平所立下的隔代接班潜规则。
中国式防疫效率的代价
为了避免前述个人领导权遭遇其他因素的挑战，就必须让党国体制完整掌握对中国内部经
济资源、社会关系与媒体的全面控制。这也说明中共在经济上要采行“国进民退”路线的
原因，并将权贵资本主义下的巨富进行归口管理的目的；不服者，将面临被失踪或被自杀
的下场。
此外，为了监控人民的言行与生活日常，中共同时建构了结合生物辨识能力的“天网系统
”，并启动社会信用评比制度，搭配“学习强国”这类软件进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这种
科技权威主义，足以将社会舆论的挑战控制在安全系数之内，同质化的社会恰好完成法兰
克福学派学者马库色所言之“单向度的社会”，所有异议份子与吹哨者都将被铲平，这些
代价就是这些人眼中的“效率”。
有论者宣称中国疫情趋缓且可控，这种主观的认定应是来自卫健委近日所公布的完美数字
。平心而论，隐匿疫情与数字造假是中国整个防疫政策最大的败笔，这种“韩国瑜式的盖
牌民调”，不仅让中国自身防疫政策失去了科学的客观凭借，在盲人摸象的窘境下无法进
行策略上的调整。
而又如果连地方领导与中国民众对其公布的数字欠缺信心，实在难以理解，为何处在台湾
的观察者却能乐观看待，这种心态绝非“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能够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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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重要的
就是一种费拉文化的心态
这种心态的一个特征是会认为不要付出成本或是成本一概往外
自己搭便车的接受秩序资源
从而忽视了专制体制之下
可能付出更多诸如生命或是潜规则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