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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评价就争议不断的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日前过世后，同样掀起了对李氏政权及其
政治理念持正面与负面态度的两派评论家的论述之战。其中最饶有兴味的是，许多平常大
力颂扬“对自由的追求”，并因而崇尚“能带来最大的选择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
宣扬小政府思想的右派份子，忽然间都开始不加掩饰地赞叹起新加坡李氏政权的高压独裁
统治，并带着羡慕又忌妒的心态恨不得台湾“八年内超越新加坡”。
崇尚自由，希望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越少越好的右派，却对极权政府如此向往，这个现
象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得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但事实上却透露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暴露
出台湾人对政治哲学思考空间的贫乏。
根据《好人总是自以为是》的作者，社会心理学家强纳森．海德特所做的调查研究显示，
传统上将人类的政治光谱分为“追求效率的右派”与“追求平等的左派”这样的作法，根
本就是在误导人。海德特发现，不分右派或左派，几乎所有人类都普遍具有“照顾与同情
弱势”及“追求平等与公平”的道德直觉。右派与左派的真正心理学差别在于，右派的支
持群众认为“团队忠诚”、“权威”与“纯洁神圣”，是三种同样重要且值得追求的道德
目标，而左派则认为这三者相较于“照顾与同情弱势”及“追求平等与公平”，根本不是
什么特别值得追求的美德。
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也早就发现，不论是常民舆论还是政治哲学的学术文献，真正“
以崇尚自由为立论点而支持小政府放任之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人，根本可以说是少
之又少。现实中颂扬小政府的右派支持者，尽管嘴巴上不承认，但其实与海德特的研究结
果一致，同样都具有“照顾与同情弱势”及“追求平等与公平”的根本人性，而之所以颂
扬小政府，常常只是质疑政府的能力，觉得自由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得比政府好罢
了。又或者其实是属于以“雷根-柴契尔思想”为代表，与自由至上主义者同样被归类为
“新右派”的“新保守主义”者，其对自由市场的追寻只不过是“工具性”的，只是因为
他们认为自由市场能带来秩序与戒律，以达到自己最终期盼的“团队忠诚”、“权威”与
“纯洁神圣”。
对权威的赞叹，不光只是一种在人类心理学上存在相对分歧的价值观，其更是一个在历史
上、政治科学上，及风险管理学上可受证据检验并深深影响人类未来的一项抉择。用《黑
天鹅效应》的作者塔雷伯的用语来说，权威统治是“刚强的”，同时也是“脆弱的”。权
威统治之所以刚强，在于短时间内透过牺牲无权无势者的利益，榨取被统治阶级的劳动成
果，达到一种数字上的效益极大化；权威统治之所以脆弱，在于这样的“榨取式制度”赋
予了权力无限的利益，挑衅了人类“追求平等与公平”的深层人性动力，因此成了“负面
黑天鹅事件”的制造机，无可避免地带来超出预期的自我毁灭风险。
看看台湾，权威封闭的教育、军事，与医疗及健保体系，非但没有带来人们一厢情愿以为
会有的效率，反而因为权威体制下掌权者根本不需要也无动机在乎基层的愿景、诉求，与
利益，甚至又因为权势带来的力量太大，失势带来的后果太可怕，使得掌权者非但不想也
听不见基层的改革声音，还将精力投入于打压异己、巩固权势。所以我们有荒谬的五年五
百亿与僵化的学术体制，我们有带来“阿帕契姊”的恃强欺弱与的国军文化。
台湾人总是害怕民主会带来无效率与一团混乱，但放眼国际，我们只看到比台湾更崇尚与
实践民主价值，（长期）效率与福利比台湾高的国家比比皆是。我们看到冰岛在2011年透
过群众制宪的直接民主的实践，成功抵挡了新自由主义撙节恶政的入侵，最终克服了金融
危机。我们看到荷兰、英国等体认民主为不可动摇之价值的国家，近期来掀起了一波波占
领大学的民主运动，促发改革沉沦于商业价值下的大学教育。我们看到不论是德国军事传
奇人物毛奇将军的“不服从式领导”，还是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到军事教育都充满反权
威思想的以色列，非但没有造成某些台湾人以为会有导致的军纪涣散，反而形成了不断自
我改善，且具有防止自我毁灭的“反脆弱”体系。
新加坡李氏政权的评价问题，不但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是非题，更不是写一篇各打二十大
板的骗赞文章可以简单画下句点的问题。李氏政权的评价问题，更是一面反映出一个国家
的人民是否体认到民主价值之所以是，也应该是凌驾于效率与市场之上的深层原因的照妖
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