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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lackrice (国际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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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其他] 沈庆京档案
时间Mon Aug 19 09:01:3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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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达
沈庆京档案（一）
顺着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方向前进，从光复北路匝道出口继续直行，不到一分钟的
车程，抬头向左手边望去，一座像是颗大球的巨型建筑物赫然耸立在与东宁路交叉口的路
边，这座造型相当特别的建筑物，就是京华城。
京华城之所以成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倒不是因为它的高度。
与相距不远的台北一０一金融大楼相较，京华城显得又矮又小。它在地面上的建筑，只有
十二层楼，但地下室还满深的，有八层楼那么深。不过，因为空间规划妥当，全部的楼板
面积竟可达到二十万五千平方公尺。因此，京华城里面，有一千多个店面，室内街道总长
度更达七点五公里，光是从下到上完完整整走一遭，就要耗掉一个多小时。
我很喜欢京华城。打从这座大型的Living Mall开幕后，我三不五时总要去逛逛。不一定
要到地下一楼的喜满客电影城看场电影，也不一定要到十楼的诚品书店买本书。经常，我
会站在京华城外的小广场上，看着那座镌刻纪念碑，读著上面的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
一是作家柏杨写的颂词，另一篇，是京华城的创办人沈庆京所撰的“因为感恩，所以实现
”。
两篇文章，我反复的咀嚼著，同时心中也默默的揣度沈庆京一手打造京华城的心路历程。
民国七十六年七月，沈庆京以十三亿元标下这片国有土地，民国九十年十一月，京华城终
于正式对外营业。从买地到营运，前后一共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套句沈庆京自己的说法：
“比两次世界大战加起来的时间还要长。”京华城的总投资金额超过新台币两百四十亿元
，这其间，沈庆京还一度因为财务调度发生问题，不得不忍痛把威京集团名下最重要的一
栋大楼──以沈庆京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春池大楼”廉售给统一集团，藉以筹措现金，弭
平财务缺口。他坚持不放弃京华城的开发案，最后，也终于让他圆梦，但他为京华城所付
出的一切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坦白说，我和沈庆京根本不熟。我对他的认识，只限于从历年跑新闻的过程中，偶而传入
耳中的只字词组。而那些讯息，绝大多数，也都是负面的。
除此之外，我读过他的两本书，访问过他一次，还跑过一段他被控违反证券交易法的官司
。
我不知道社会上对沈庆京的一般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有可能是负面大于正面吧！但不管
怎么说，对这个人，我就是有种敬佩感。那种感觉的来源，很可能是缘自于对京华城这座
大型建筑的崇敬，也可能是因为在了解他从商的历程中，一再受到打压，而兴起了一种打
抱不平后的共鸣。更或许，从京华城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什么叫做“有志者事竟成”。
我想谈谈这个人，谈我不太熟悉的沈庆京，还有他的京华城，以及他的官司。
先从这个人说起好了。
根据沈庆京在民国八十七年八月委由商智文化出版公司发行的自传“突围─向命运挑战的
经济战士─威京小沈”一书中所载，沈庆京于民国三十六年在南京市出生。那年，对日抗
战刚结束没多久，国民政府所在地也由战时的陪都重庆市迁回南京，沈庆京的父亲沈春池
先生喜获麟儿，取名“庆京”以资纪念。
一年之后，国共内战愈发激烈，身为军人的沈春池被派至台湾，全家也就都跨海来台。
就读国小时的沈庆京，生活得并不平稳。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一家人常常得跟着南北奔
波。小学六年，沈庆京换了五个学校，足迹踏过了台北、新竹、嘉义，之后又回到新竹、
台北。
民国五十一年，沈庆京就读基隆水产学校。这一年，他和几个高中同学组成了一个不良少
年的雏型帮派“海蛇帮”。高二时，沈庆京筹组“南鹰帮”，后来被并入“宇宙帮”，之
后，他还代表宇宙帮加入四海帮，绰号“神经”。
民国五十五年，沈庆京十九岁。这一年，他为了替学弟出头，杀伤了一名油商，法院以杀
人未遂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他在狱中仍不改暴戾之气，还和其他的受刑人发生群殴
事件，结果又从桃园龟山监狱移监到台东监狱服刑。
坐牢末期，沈庆京渐渐醒悟，发现混黑道的人终生都没有出路，他决定要脱离这个是非圈
。
五十八年四月，沈庆京出狱。第二天，他就到区公所兵役科申请入伍，希望从此远离帮派
中人。
六十年，沈庆京退伍，他找到一家船运公司，争取到担任水手的工作。这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沈庆京终于拿到入出境许可证，他马上飞往美国，再转机到巴尔的摩利比里亚籍的船
上报到，从此展开跑船人的生涯。
跑了两年的船，沈庆京也由水手升到了代理大副的职务。
六十三年二月，沈庆京回国，参加“中华民国河海航行人员乙等特考”。在等待放榜的同
时，他透过朋友的介绍，到一家报关行作小弟。等到放榜后，他果然考取了三副，可是此
时的他已经对报关业务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从事配额事业。他几经衡量，认为作配额业
的前途比较看好，因此毅然决定放弃行船工作。而事实上，他转行后，果然一路顺遂，才
短短五个月，他就赚到了六十万元的利润。
所谓“配额”，即是英文中的“Quota”，它的正式说法是“输美纺织品许可签证”。
早年，美国是台湾纺织品出口的最大市场，但由于台湾的纺织品大量倾销到美国，让美国
的业者叫苦连天，于是，在民国六十年间，中美两国政府就签订了“多边纤维协定”，规
定台湾从事棉纺、人造纤维、毛纺制品的业者，都必须拿到配额才准许出口到美国。
有了配额制度，就会有问题产生。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业者拿到的配额太高，超过
自己工厂所能够生产的上限，但是，如果年度终了时，业者交不出足额的货，那么，他没
用完的配额就会被政府收回。所以，有些业者就会透过中间人，把用不完的配额卖给其他
没有拿到配额，或是配额不够用的业者，以达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目标。
配额买卖，自然会有差价，这和股票交易的道理差不多。但有时，买方不一定找得到卖方
，有时卖方也不一定找得到买方。这时，中间人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中间人如果能够顺
利搓合买、卖双方，自然皆大欢喜，而中人也就能从中赚到利润了。
谁适合当这个中间人呢？当年在报关行工作的沈庆京，每天都要跑国贸局，进进出出之下
，他很容易就看到业者为了配额的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尝试了几回之后，他慢慢的驾轻就
熟，于是就开始从事这种“互通有无”的配额生意了。两年之内，沈庆京就掌握了全国最
大的配额额度，他不但成立了“威勇贸易公司”，更成了业界口中的“配额大王”。
坦白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配额能不能够私下转让、买卖？这当然大有问题。按照道理
说，政府今天给了甲公司一定的配额，但这家公司届时交不出事先允诺的货品，他第二年
的额度被缩减，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政府收回这些额度之后，可以再转发给其他有生产
能力的厂商，让新兴的业者有挤进国际贸易市场的机会。
可是，配额一旦沦入私下买卖，就很容易出现流弊。例如说，甲公司今年拿到了很高的配
额，但因为本身不具有生产能力，或者是生产能力不足，到了火烧屁股的时候，甲公司赶
快把用不完的额度卖给其他没有拿到配额的公司，混充为自己的业绩，如此一来，甲公司
第二年当然可以保有既定的高额配额。久而久之，甲公司或许会觉得，与其辛辛苦苦的生
产那么多货品，还不如把绝大部分的配额转售给他人，自己从中赚取差价。到最后，政府
成了最大的配额分配者，原本拿到配额的公司成了二房东，或是所谓的“转包公司”，自
己不事生产，却转门从事配额出卖的勾当，而真正生产商品的那些下游业者，却都是拿不
到配额的佃农，明明工作得死去活来，赚得的利润却少到像是在为人作嫁。那么，政府就
永远不可能汰旧换新，让真正具有生产力的新公司出头。
这些流弊政府不可能不知道，但却睁一眼闭一眼，任令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到了后来，有
配额而不买卖的，反而成为食古不化的怪人了。
因着法律上的漏洞，沈庆京很快的窜起。三年之内，他已经掌握了全国近九成的纺织品配
额，事业也愈做愈大。
民国六十六年，沈庆京的名号震惊了中兴纺织的老板鲍朝橒。当年，中兴纺织一年出口的
营业额约为四十多亿台币，是台湾属一属二的大型纺织公司。鲍朝橒手中当然有很高的纺
织品配额，而且这些配额远远超过中兴纺织每年所能生产的能量。鲍朝橒要如何消化这些
额度呢？他斟酌再三，最后也选择与沈庆京合作。而有了鲍朝橒的挹注，沈庆京的事业也
扶摇直上。从此，鲍朝橒就成为沈庆京口中最尊重的一位大恩人。
到了民国六十九年，沈庆京的威勇公司年度盈余已经高达一亿元。而这时，距他转行到配
额业只不过六年的时间。
或许是树大招风。威勇公司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创造了惊人的业绩，自然令同业眼红，也
让政府惊惧。民国七十三年间，国贸局宣布成立“纺织品配额稽查小组”，要查缉市场上
充斥的假配额买卖。威勇公司既然是配额业的龙头，当然就成为政府锁定的重要目标之一
。
这年的七月二十五日，调查局闪电组搜索威勇公司，一口气查扣了十一箱帐册资料，消息
传出，举国轰动。沈庆京眼看苗头不对，马上转身躲到医院休养。等了两天之后，相关后
续的应变工作都打点得差不多了，他才在律师的陪同下到调查局闪电组应讯。
到调查局之前，沈庆京已经得到很多高人的指点，其中一位高人，还是被称为“调查局之
父”的退休调查局局长沈之岳先生。
有这么多高人在幕后指导，再加上沈庆京不服输的个性，他在调查局里当然就采取“打死
不认”的焦土战术，调查员指控他的一切罪行，他都从头到尾彻底否认。
耗了十来天之后，调查局眼看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的犯行，也没有办法收押他，这件案
子只好大事化小，由原本想要发展的伪造文书罪，移转成为业者的逃漏税案。而沈庆京也
很豪气的替来往厂商付清积欠的税款，前后大概补缴了一千多万税金给税捐处之后，这案
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经此一役，沈庆京的威勇公司亏损了一亿多元的配额买卖，对公司的元气自然造成重挫
。
这还不打紧。雪上加霜的是，时任经济部次长的王建煊有鉴于纺织品配额市场的紊乱，决
定展开铁腕措施予以重整。他宣布，经济部要推动“配额重分配政策”。
这项政策的重点，是要把政府之前授予给各厂商的配额全部收归国有之后，再予平均分配
。王建煊的论点是，纺织业界部分的老字号厂商，都坐拥巨额的配额，却不事生产，每年
光靠转卖配额，就能坐收高额的转售权利金。配额长期被既得利益者所垄断，新兴的小厂
不能出头，没有配额可供出口，只能被这些大厂和仲介业者剥削，形成不公平竞争。所以
，为了公平起见，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配额全部收回国有，再重新分配，让市场运作
回归正常。
王建煊这种作法，无异掐住配额买卖业者的咽喉，首当其冲的沈庆京受害最深，他当然带
头反对。不过，形势比人强，王建煊执意推动新政策，沈庆京见势不可挡，只能退让。
七十四年，威勇公司正式转型为威京开发公司，发展方向由原本的纺织品配额买卖转为高
科技研发、金融服务与贸易业务、土地与不动产开发、传统生产事业。从此之后，沈庆京
也逐渐脱离他经营了十来年的配额买卖事业。而纺织这类的传统产业，也慢慢成为了台湾
的夕阳工业，日渐没落。
七十四年七月底，台北股市加权指数跌到六百三十多点，手中有些闲钱的沈庆京研判，股
市应该已经跌到了谷底，转眼就要翻盘上扬了，因此，他二话不说，拿出了二亿元投入股
市，买进他熟悉的纺织股。
到了十月，股市果然回温，一举突破了千点大关。沈庆京当机立断，马上获利了结，把手
中的股票全部都卖出。短短三个月，他就赚了好几千万元。
但市场的涨势并未停歇，反而愈窜愈高。沈庆京知道机不可失，他决定再次加码进场。七
十六年三月，沈庆京准备了二十五亿元的资金，大举投入股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
被冠上了“天王”、“大户”的封号，与“老雷”雷伯龙、荣安邱、“阿不拉”游淮银并
称为股市的“四大天王”。
当年，台北股市每天的交易金额大约在三、五十亿元之间，不像现在动辄数百亿，甚至还
有突破千亿元的钜量，因此，如果有人资金充足，的确很容易锁定筹码，炒作拉抬股价。
沈庆京每次进场的金额都很高，一天买入、卖出总值都在十亿元上下，这样的实力，当然
可以影响股价，甚至是大盘的行情。而沈庆京果然也在股海中狠狠的赚了一票。全盛时期
，沈庆京满手股票，股份多到差一点把人家的公司都吃下来，这当然会让很多公司派的大
股东惊惧不已。而沈庆京也因此而连续成为光宝电子、台湾纸业、士林纸业、南港轮胎四
家公司的董事。
七十六年七月，沈庆京“相中”了农林公司的股票，刚好，华隆集团的翁大铭也找上门来
，问他要不要联手拉抬这支股票，沈庆京同意合作，两人约好各买一半，只进不出，等到
股价涨到一定程度后再作打算。
谈妥之后，沈庆京和翁大铭就准备了十几亿元的资金，天天进场买进农林股票。而农林的
股价也由每股五十元一路狂飙到九十元。（待续）
沈庆京档案（二）
才两个月，沈庆京的投资报酬率就高达八成，这样的成果不能说不满意。沈庆京觉得赚够
了，决定要出脱持股。但当时股票都放在翁大铭身边，要办理交割，就得找翁大铭拿股票
。可是，当沈庆京跟翁大铭提到这件事时，翁大铭却告诉他，底下的人已经事先抛空了部
分股票。这让沈庆京非常不谅解，觉得当初明明跟翁大铭讲好了，两人联手锁农林股票，
没有相互知会前，谁都不能先卖股票。谁晓得，沈庆京像个傻子似的辛苦的拉抬股价，翁
大铭却在背后偷偷卖股票。
经过这次教训，沈庆京觉得翁大铭这人没有信用，从此不再与翁大铭合作。
七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是股市老投资人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这一天之后，刚好是中秋
节、教师节、周末等连续假期，财政部长郭婉容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在这天股市收盘后
召开记者会，宣布政府从隔年起要恢复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
这颗深水炸弹投出后，或许连郭婉容事先都没有预料到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弹效应。连续十
九个交易日，台北股市都呈现无量下跌的局面，指数也由原本的八千八百多点，一路狂跌
到五千多点。而沈庆京当时手中所握有的股票价值约四十亿元，也以每天蒸发两亿元的速
度快速缩水。赔到最后，原本的获利统统吐出来，还倒贴了七、八亿元，损失相当惨重。
股市狂跌，政府也不能坐视不理，但是，才刚刚宣布隔年要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总不能
马上就收回成命吧！怎么办呢？无计可施的政府，最后想到的，还是这些股市大户。
十月间，台湾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赵孝风亲自打电话给沈庆京，约他和几名股市大户喝咖啡
，研究如何连手进场护盘。
说来悲哀。在股市行情大好的时候，政府总觉得这些大户是在炒作股票，赚黑心钱，有事
没事就放话说要查办主力大户操纵市场的证据。可是，只要股市一下跌，政府却又要这些
大户进场护盘。这算什么呢？所谓的主力，所谓的大户，在政府的眼中究竟是什么呢？是
救火队？还是一颗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
证交所的总经理都亲自打电话来了，沈庆京就算心中再不情愿，这个面子却不能不卖，于
是，在喝过咖啡之后，几名股市大户果然就依约共同连手进场点火了。同一时间，几家体
质比较好的上市公司、财团法人、银行团以及证券自营商，也都同步护盘。跌跌不休的股
市终于止跌回稳，买气也逐渐回升。
七十八年八月，股市重新站上八千八百点，而且买气不坠，一路急挺，冲上了万点大关。
七十九年二月，台北股市的历史新高，一二六八二点的加权指数纪录终于写下。
股市到达高点后，沈庆京陆续出脱手中的持股。在股海浮沈了三、四年后，沈庆京决定退
出股市。因为，他有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京华再开发计画”。
谈到“京华再开发计画”，时间要往前回溯到七十六年四月间。
当时，沈庆京听到台北市八德路四段有一片八千多坪的省属土地要公开标售的消息，这块
土地原本是省营唐荣铁工厂的机械厂基地，但因久未利用，已经荒废了很长一段时间。在
台北市政府的都市计划中，市区内不适合再留存大型工业用地，因此，这块土地就成了“
政策性淘汰工业用地”。
沈庆京看上了这块土地。他评估后认为，在台北市东区要找到这么大一块土地，而且格局
方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如果他能够抢到这块土地，威京开发公司未来一定能够闯出一
片天。于是，他马上召集部属开会，研究到底要用多少钱来抢标土地。
这片土地的底价只有五亿多元，但财政部规定，买方必须负担土地增值税，算一算，购地
成本至少要九亿元才够。如果要得标，当然不能只出这么低的价格，标价至少还要再向上
加一成才有机会。威京开会后，定出了十一亿元的标价，而且也在投标期限内向国有财产
局投了标单。但沈庆京还是不放心，很怕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标走，所以，在决标前夕，
威京又递了另一个标单，标价是十三亿元。
七月中，国有财产局开标，威京开发公司果然以第一顺位的价格拿下了这块土地。出价第
二高的，是东帝士集团，他们的标价是十一亿五千万元。换句话说，沈庆京如果没有在决
标前再投一张十三亿的标单进去，威京就会以五千万元这么微小的差距，失去标到这块土
地的机会。
想不到，沈庆京刚被告知标到这块土地之后，他桌上的电话却响了起来。一听之下，来电
的人竟是东帝士集团的代表。这名代表婉言告诉沈庆京，东帝士集团总裁陈由豪非常想要
这块土地，不知道沈庆京是否愿意割爱，他想探询沈庆京的意见。
来电的说客还说，为了表示诚意，陈由豪愿意加价两亿元向沈庆京收购土地。
也就是说，在陈由豪眼中，这块土地值得他花上十五亿元购入。
对沈庆京来说，两亿元当然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只要他一点头，这两亿元马上就入袋
，不用半分成本，全天下没有比这档交易更好赚的事了。
面对诱惑，沈庆京该如何抉择呢？他和幕僚面面相觑，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沈庆京终于下
定决心说：“不让！出再高价也不让！”
命运的转折，很多时候都只在一念之间。当年，沈庆京如果愿意卖掉刚刚到手的这块土地
，他手里一下子多了两亿元的现金，或许他就可以开创另外一番局面，而不必被这块土地
一困十五年而动弹不得。但若如此，现在台北市区里也就不会有京华城这个大型购物广场
了。而陈由豪如果当年以天价抢下这片土地，会不会让他的东帝士王国因为财务的吃紧，
反而更加快速的衰败？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了。
八千坪的土地在手，沈庆京该如何利用呢？他想了几种方向。
第一，如果依原本土地的使用分区性质，不变更地目，这块工业用的土地可以盖成楼板面
积四万坪的工业大楼。假若再用预售的方式销售，威京开发公司几乎不必投入多少成本，
就可以坐收钜额暴利，这似乎是上上之选。
第二，就算不要那么贪心，把土地全盖满了，只要盖一半的土地，还是能够成为坪数很大
的工业办公大楼，剩下的土地，一部分盖成大型量贩店，另一部分也可以开发成社区型游
乐园，地下层挖成停车场，也能充分利用。
可是，如果真选了这两条路，威京开发公司就和其他的建商没什么差别了。沈庆京不甘如
此，他好不容易才抢下这块土地，他想要在这里盖一座和别人不一样的建筑物。他想了又
想，最后终于决定，要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变更地目，由原本的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之
后，再把整片土地做成“大街廓整体开发计画”。
京华城的雏型于是在沈庆京的脑海中诞生。这一年，沈庆京四十岁。
打定主意后，沈庆京高薪聘请了一位专案负责人，并出重金请了外国的顾问公司来台设计
他理想中的“大街廓整体开发案”。同年十一月，威京向台北市政府递出了“京华再开发
计划报告书”，这分报告书中提到，威京将投入超过一百二十亿元到这块土地的开发计划
中，同时，为了达成目标，请市政府同意把原本的地目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
我不知道沈庆京在递案之前，有没有预先想过，他在计划书中提到的申请变更地目一事，
绝对会让市政府相关单位好几天睡不着觉。
了解都市计划的人都知道，一般来说，市区内的土地使用分区，绝大多数都是工业用地、
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三种。农地、林地、旱地、杂地这些地目，在高度开发的市区中，几
乎已经看不见了。而在不同的土地使用分区上，能够兴建的建物，能够使用的方式也不相
同。例如说，工业用地只能够盖工业大楼或厂房，住宅用地可以盖大小不一的别墅、公寓
、大厦，而商业用地则可以建成商业广场大楼。不同的使用分区，土地的价值也大不相同
。工业用地的地价一定低于住宅用地，商业用地的地价一定更高过于住宅用地。
所以，如果地主买进的土地是工业用地，但后来因为都市计划更新，地目变更为住宅用地
或商业用地，地价就会连翻上好几翻，用“清水变鸡汤”来比拟，绝不过分。此时，地主
如果再把土地出售，就能够赚上好几倍，甚至是好几十倍以上的暴利。
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很多世代务农的农家子弟，原本一辈子都守着几亩薄田，过著有一餐
没一餐的日子，可是，一旦土地变更为住宅用地，这些农民马上变成巨富。台湾话俗称的
“田侨子”，指的就是这些人。
他们的先辈，当年买进农地时，是按一甲地、一分地多少钱来计价，后来地目变更后，卖
出去时却是按一坪地多少钱来算，这其中的差别，岂可道以里计？
相同的道理，也出现在沈庆京标到的这片土地上。
沈庆京申请市政府同意变更地目，要把这块土地由工业用地直接变为商业用地，别的不说
，光是土地的价值就暴涨了不知几十倍，外人看了，当然会直接联想到，沈庆京此举是不
是挂著羊头卖狗肉？表面上讲的是要进行“大街廓整体开发”，但骨子里是不是在炒作地
皮？
但对于沈庆京来说，申请变更地目却又是不得不然的动作。因为，如果地目不变更，这块
土地就注定只能盖厂房或工业大楼，绝对不可能打造出一个大型购物商城。如果要实现京
华再开发的计划，地目变更是首先要处理、解决的问题。
可是，地目由工变商，这在台北市政府的都市计划中，却无前例可循，而且，市府怎能贸
然同意呢？如果点了头，一大票公务员可能都马上要吃上图利他人的官司了。
市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翻开相关的法令规章研究，发现在法规中明文规定，地主如果因为
地目变更之后而有所获利，必须捐地回馈社会，并提供必要的公共设施，供市民使用，不
过，地主仍可以保有公共设施部分的产权。
法规中规定，工业用地变更为住宅用地，地主要捐地百分之三十，住宅用地变更为商业用
地，地主得回馈百分之二十的土地给政府。但偏偏，法规中就没有规定，如果工业用地跳
过住宅用地，直接变更为商业用地，地主该捐多少比率的土地给政府。
于是，问题就来了。（待续）
沈庆京档案（三）
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市政府按理来说就不能强要威京捐地。但是，如果不捐地，这项
地目变更案绝对不可能过关。市府都委会不知道该如何拿捏其中的分寸，只好喊出“业者
要拿出最大的诚意和道德良心”这类很空泛的口号。
京华案送进台北市政府都委会审查，一拖就是一年。到了七十七年底，轰动全国的“荣星
花园弊案”爆发，一下子，所有卡在都委会中的案子，全部停摆，没有人敢碰。
到了七十八年元月，荣星案起诉，都委会重新开张，京华案的审查日期也排在四月间，对
沈庆京来说，这一场审查会非常重要，如果案子过关了，开发计划马上就可以付诸实行，
如果过不了关，他就要继续揹负沈重的利息负担，不知何时才能回收购地的投资成本。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都委会终于审议到京华案。沈庆京亲自披挂上阵，向在座的委员解释
，为什么要申请地目变更的道理。
在审查会场，沈庆京准备了两个实体模型。一个是地目不变更后所能兴建的工业大楼模型
，另一个是变更为商业用地后，京华再开发案可以打造出的整体开发造型。
两座模型往会场上一摆，哪一座比较称头，谁都看得出来。与会的委员很容易就被说服了
，也认为把这块土地的地目变更为商业用地，的确有利于未来台北市区的整体发展。但是
，还是回到了那个老问题，地目要变更，可以，不过，身为地主的沈庆京愿意捐出多少比
率的土地回馈给政府呢？
打从心底来说，沈庆京根本就不想捐地。他早就想好，要把这块八千多坪的土地彻底开发
利用。他计划，百分之五十的土地开发成大型商城，另外百分之五十的土地则设计成公共
设施，提供市民无偿使用，但他想要保有百分之百的土地有所权。
在商人的立场，这样的坚持很重要。因为，虽然同样是提供土地作为公共设施，但如果是
捐地，产权就被政府收走了，威京集团等于损失了一大片的地皮，可是，如果产权仍保有
在自己手中，那么，未来威京如果想要融资贷款，都还可以把这块公共设施的土地抵押给
银行团，换取巨额的现金。在财务的调度运用上，有没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那是太重要
的事了。
沈庆京不想捐地，但都委会希望要捐。双方谈不拢，身为主席的台北市长吴伯雄只好裁示
，京华案原则通过，但有关捐地问题先行搁置，等待下次会议时再讨论。
这一搁，就把京华城搁了十二年。
下一次会议在八月中旬召开。这一次，市府有备而来，三言两语就决定威京必须捐地百分
之三十，才准予变更地目。沈庆京强烈抗议，他说，市府“强逼捐地，于法无据”。不过
，在场的委员经过举手表决后，仍然决定维持原案，京华案必须捐地三成。
到了十二月十八日，都委会再次开会。这一次，会议主席由市府祕书长黄大洲代理，他听
完沈庆京陈述的意见，再综合各委员的看法后，作出裁示。他要求威京公司必须提供京华
案的土地三成，做为公共设施，但威京可以保有全部的产权。
沈庆京大喜过望。
不过，他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都委会一通过这项决议，第二天，马上就有人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台北市长吴伯
雄涉嫌图利威京公司。吴伯雄不想背上这种瓜田李下的责任，他决定再开会检讨。
七十九年元月下旬，都委会再次开会。这一次，会议结论推翻了前次的决议，威京必须捐
地三成。
作成结论之后，市政府马上把决议送到内政部都委会审议，好似要把这块烫手的山芋赶快
扫出门外。
不过，二月下旬由内政部都委会作出的决议，却又和台北市政府的结论不同。内政部都委
会删掉了台北市政府原先决议必须捐地的结论。案子又退回台北市政府再次审查。
二月二十八日，台北市都委会又开了审查会。这一次，担任主席的吴伯雄仍然坚持，如果
要台北市同意京华案地目变更，威京就一定要捐地三成，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案子又上呈到内政部。
十一月中旬，内政部召开审查会，检讨的结果认为，如果硬要威京捐地，反而会不利于业
主的整体开发计划，因此裁示不捐地。
显然，中央与地方是不同调的。而夹在其中的威京真是左右为难，沈庆京更像是洗了一趟
耗时甚久的三温暖，忽冷又忽热。他每次听到不同的会议结论，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中央作出了不捐地的决定，当然很难过得了民意代表那一关。民代交相指责，并质疑都委
会的委员是不是收了威京公司的贿赂，内政部都委会为了自清，在八十年再次召开专案小
组审查会。这一次，内政部退让了，与会的委员推翻前一次的决议，裁定比照台北市都委
会的捐地决议办理。京华案如果要实现，就必须捐地三成。
至此，沈庆京算是彻底落败了。
他输掉了捐地这场战争，只好另辟战场。在立法院里，沈庆京大力游说朝野立委，通过奖
励投资条例修正案，让捐地的业者可以把捐出去的土地价格抵免土地增值税。
民国八十二年，修法完成。沈庆京虽然免不了捐地的命运，但他至少在捐地抵税这一仗中
板回颓势。只不过，算一算他取得土地的时间，从七十六年七月至此，已经耗去了六年，
京华再开发计划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捐地的决议作成后，沈庆京也无奈的表示同意捐出土地的三成，也就是二千四百坪土地给
市政府。但问题又来了，因为，史无前例，威京就算想捐地，但捐出去的土地要登记在市
府哪一个单位的名下呢？市府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于是，威京公司只好在不断的等待、
诉愿，再等待的日子中，又拖过了将近六年的日子，直到民国八十七年三月，一切行政程
序结束，京华城终于破土动工。三年之后的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京华城正式对外营业
。
总计，沈庆京为了京华开发案，前后一后耗掉了十五年的时光，其中，之前的十二年几乎
都在原地踏步。在这十二年中，沈庆京为这块土地及相关资产所付出的利息，就高达一百
亿元以上，远远超过他当年的购地成本，另外，在政府的强力意志下，他又被迫捐出了二
千四百坪的土地，损失可谓相当惨重。
日后，每当沈庆京回忆起这段惨淡时光时，他都会很无奈的说，他耗在等待的时间，比第
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起来的时间还长，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都足够盖好四座京华城
了。
但命运之神似乎一直都在和沈庆京开玩笑，不想让他顺顺当当的过日子。
京华城在动工兴建的期间，还遇到九二一大地震，开幕前一个月，又遇到了纳莉风灾。
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零点四十七分，台湾发生超级大地震，规模达到七点三。正在
进行钢骨架构工程的京华城工地，马上停工检查，幸好，这次地震并没有为京华城带来重
大灾害，停工几天后，又顺利继续施工。
九十年九月十七日，纳莉台风袭台。台北市遭受四百年来不曾见过的大水灾，整个东区都
泡在大水里，而刚刚完工，并准备在十月二十四日开幕的京华城也首当其冲。大量的洪水
灌进京华城深达八层的地下楼，所有的装潢、设备都严重受损。
事发当天，沈庆京冒着大风雨，带领着威京公司员工，冲到京华城抢救灾情。大伙在雨中
接力搬运沙包，试图堵住地下道缺口，以免更多的洪水灌入，虽然，他们都知道其实已经
于事无补，但总想尽尽人事。
等到风雨过后，京华城地下楼的积水从地下八层淹到地下一层，总进水量超过三十七万吨
。
和京华城遭受相距不远灾情的，只有台北市捷运系统。捷运新店线以及板南线的地下隧道
，都成了名符其实的下水道。
后来，有人还苦中作乐的笑说，幸好台北市有捷运地下系统以及京华城深不可测的地下楼
层，吸收了大量的洪水，否则，台北市的积水高度至少还要再往上多淹个十几、二十公分
。
开幕前一个月，京华城受到如此重创，开幕日期势必要延后。沈庆京请专家前来评估，他
们都摇头说，至少还要再过半年，才可能恢复旧观。但沈庆京不服输，他动用一切力量，
租来二十部大型的抽水机，日夜不停的抽水，七天七夜之后，才把水抽干。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京华城在开幕前夕饱受洪水肆虐，让沈庆京惊恐不已
。洪水过后，他要求京华城各地下道入口处都必须常年堆放沙包。他不能容许类似的事件
再次发生。
十一月二十三日，京华城正式开幕，这日期，只比原订的开幕时间晚了一个月，这也跌破
了所有专家的眼镜。
付出的这一切，只为了圆一个梦。但沈庆京从来没想到，圆梦的代价竟然如此之高。标下
京华城土地时，沈庆京四十岁，还属壮年。等到京华城完工启用时，他已经是个五十五岁
的中年人了。
我之所以会那么欣赏京华城这座建物，我想，除了因为它的造型特殊，值得一看再看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知道京华城一波三折的兴建过程，沈庆京为了实现梦想所展现的毅
力，令我动容。（待续）
沈庆京档案（四）
八十七年八月，京华城破土动工后五个月，沈庆京委由商智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
书“突围”。顾名思义，他终于突破了一切的险阻，让京华城的开发计划由梦想进入到实
践阶段。
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京华城营运一年之后，沈庆京由交时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
书“异想”，这本书还有个副题，“京华城筑梦十五年，终于天开”。整个书名的头尾四
个字加起来，刚好是“异想天开”。看到这书名时，我不由得笑了。我从来没想到，原来
，“异想天开”也能作这样的解释。
京华城从梦想到实现，当然是沈庆京一生中非常难忘的回忆，但除了京华城之外，他在商
场上的历程中，也曾遭受过一次莫大的考验。那次的考验，让他和陈朝威由宾主关系决裂
至势同水火，也让他一路官司缠身至今仍不得脱困。
谈到这件事，仍得把时光往回溯。时间，要倒回到民国七十六年，也就是沈庆京刚刚标到
唐荣铁工厂土地，京华再开发计划仍在蕴酿中的那个年代。
民国七十六年应该是沈庆京手风最顺的一年，他在这年七月以十三亿元的天价，击退了虎
视眈眈的东帝士集团，顺利标下了十五年后成为京华城的地皮。同年八月，他成立了春池
建设公司，从事房屋建筑与销售业务。十月，他又成立了京华国际财务管理顾问公司，事
业版图正式跨入证券金融业。同一时间，沈庆京还出资赞助艺人凌风到大陆拍摄“八千里
路云和月”电视影集，两岸热潮也因为此一节目的播出而被炒热。
第二年九月，沈庆京又成立了京华证券，资本额二亿五千万元。
京华证券是一家综合证券商，草创初期，沈庆京投入了钜资，希望把京华证券经营得有声
有色，哪里想得到，京华证券才成立没几天，就碰上了“九二四郭婉容宣布开征证所税事
件”，台北股市连续十九个交易日都无量下跌，差一点把京华证券也跌到关门。幸好，政
府后来决定作多，还邀了股市作手及法人、银行团共同进场护盘，才把摇摇欲坠的盘势撑
起。
之后，台北股市一路大涨，最后冲到一二六八二历史新高，而京华证券也因此水涨船高，
获利连连。
七十八年，沈庆京在上海成立京华证券上海办事处；八十一年十月，他在台北又成立京华
证券投资信托公司，提供股票基金管理服务；八十二年二月，香港京华证券国际公司诞生
，至此，两岸三地都可以看到京华证券的势力。
证券公司要能生存，并且获利，除了要作好客户买卖下单等服务性业务外，更重要的是要
能抢到新上市公司的股票承销案。一件承销案如果作得好，中间的手续费就赚饱了。但要
抢股票承销，个中的学问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尽。因为，想抢食这块大饼的券商太多了
，上市公司要发行新股时，多半会采用公开比价方式，看看哪一家券商能够以最高的价格
包销这些股票。
不用说，券商出果开出的承销价格太低，铁定抢不到承销资格，但券商如果一味的抬高承
销价格，届时又可能会发生股价太高，投资人乏人问津的惨状。股票若是卖不出去，或是
销量不如预期，轻者，相关成本得由券商自行吸收；重者，券商还可能要付出一笔庞大的
违约金给上市公司，那就变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局面了。
所以，要如何计算承销价，不会高到卖不出去的离谱地步，又不会低到只能陪标不能得标
的窘境，那可真是一门大学问。
沈庆京手中的京华证券，是一家综合证券商，里头设有承销部，负责的业务就是到处找上
市公司的新股承销或现金增资案，一开始，这项业务推行得并不顺利，因为京华证券的名
气还没有大到让上市公司放心把手上的案子交给他们，但沈庆京并不放弃，他指示承销部
，一定要想办法抢到大案子立立威。
刚好，在民国八十年代初期，政府产业政策改变，“国营事业民营化”成了当年政府经济
策略的主轴，沈庆京瞄准这一块，积极抢攻。
八十一年间，交通部所属的阳明海运宣布要以现金增资方式释出官股，有三家券商参加比
价。其中，亚洲证券出价每股二十一元，大华证券每股二十元，京华证券每股承销售只报
了十八元。
很明显，京华证券第一个出局。但出价最高的亚洲证券最后也没得标，而是由党政关系良
好的大华证券拿下了承销案。
不过，大华证券抢到这件案子的时机不佳。才刚得标，就遇上股市低迷期，新股还没开始
公开认购，市场上的阳明海运股价就已经跌破二十元。这下子，新股无论如何是卖不出去
的了。
逼不得已，大华证券只好放弃承销，而阳明海运也只好向证管会申请撤案，暂不发行新股
。
第二年，阳明海运再度以公开招标方式寻找券商合作承销机会，这一次，京华证券卷土重
来，而且以每股二十一元的第一高标抢到了承销权。于是，京华证券终于有机会包销总金
额高达四十二亿元的二亿股阳明海运股票。
卖不卖得出去？业内都在看。
或许，也是时机到了。官股还没释出前，台北股市就已经一阵狂涨，阳明海运的股票也涨
到每股二十四元。对投资人来说，能用二十一元买到市场价二十四元的股票，绝对划算，
所以，这一次的释股案造成空前轰动，二亿股的股票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不但如此，股
票释出后，市场并没有因为筹码变多，而让股价下挫，反而愈涨愈凶，一度更冲破五十元
大关。这么一来，京华证券可结结实实的打响了名号。
八十二年底及八十三年初，京华证券再度抢下两件国营事业民营化的官股承销案。这两件
，一是中国石油化学公司，一是中华工程公司。巧合的是，这两件案子和之前的阳明海运
一样，第一次承销案都不是京华证券抢到，而原本得标的承销商却都卖不出去，最后，烂
摊子都留给沈庆京的京华证券处理。
对政府来说，官股释出一再受挫，主管机关也很不高兴。他们怕券商故意抬高价格抢标，
但届时却又销不出去，担误了国营事业民营化的时程，所以，在中石化和中工第二次官股
释出案招标时，两家国营公司就在邀标单上加注了违约条款，规定券商如果卖不掉股票，
就要罚钱。中石化订出的违约金为六百万元，而中工的违约金更高达三千万元。
换句话说，抢承销权的券商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卖不掉就算了，等到下次再来过。这一次
，如果卖不掉，券商可能要赔掉一屁股。
虽然条件订得这么严苛，京华证券还是一口气就抢了这两件承销案。其中，中石化的承销
价是每股十八元，中工的股价更高，每股三十五点四七元。两家公司要包销的股票加起来
超过四亿股，总价超过一百五十亿元。
八十三年初，股市行情又陷入低点，在这个时间点上释出官股，无异自杀。京华证券虽然
抢到了承销权，但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候股市回春时再一举释出官股。不过，事与愿违
，行政院突然一纸命令下到经济部，经济部再函转国营会，国营会再通知中工、中石化两
家公司，宣布官股释出案必须在八十三年会计年度终了前，也就是当年六月三十日之前完
成。沈庆京闻讯后大吃一惊，因为，根据当时市场的反应，这么大量的股票如果一释出，
股价保证重挫，更何况，他根本没有把握能不能把如此庞大的股票卖完。
沈庆京有压力，政府也有压力，既然两方都有压力，那就有了谈判的空间。
决定要释股前，沈庆京跑了好几趟经济部，寻求解决之道。在谈判中，沈庆京提出新构想
，想要把释股方案作些调整，经济部最后被说服了，同意让沈庆京试试看。
原来，之前国营事业的股票要释出时，不必百分之百都卖到市场上，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
股票可以由承销券商洽特定人承购。说穿了，所谓的特定人也就是财团，因为，一般人是
不太可能有那么雄厚的财力，一口气就吃下二十％股票的。
有了洽特定人条款后，承销券商的压力就会减轻。这道理也很简单。卖给特定人，一次可
以卖出包销股票的二十％，卖给市场上的投资人，却要一张一张卖。如果行情好，供不应
求时，投资人缴交的认购书还要靠抽签才有机会买得到股票，但如果行情不好时，想买股
票的投资人的认购完了，券商还留下满手的股票卖不掉，那可就欲哭无泪了。
沈庆京提出的释股方式调整案，就是说服经济部同意，把官股释出中洽特定人的比例拉高
。原本，洽特定人与释出给散户投资人的比率是二十％比八十％，沈庆京主张，如果这个
比率可以对调过来，也就是八十％股票洽特定人承购，二十％才释给公开市场，他就有把
握能够顺利包销掉这两大股的股票。
沈庆京提出他的理由。他说，如果官股释出的八十％都由特定人洽购，那么，等于绝大多
数的筹码都仍锁在特定人手中，市场上只会多出二十％的股票，这对于想要民营化的国营
事业来说，能造成股价稀释的作用就变得很有限。投资人如果发现官股释出并不会造成股
价下跌，自然就会有意愿认购，那么，政府就可以如期在会计年度终了前，完成整个释股
作业。
那么，有哪些特定人愿意一次就吃下这么大量的官股呢？沈庆京拍胸脯说，他一定可以找
得到人出面认购。
沈庆京提出的调整方案看似不无道理，但经济部其实还是有些担忧。
因为，原本洽特定人的比率只有二十％，这其中还隐藏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那就是，
政府不希望国营事业民营化变成了财团化。如果洽特定人认购的比率高达释出官股总额的
八十％，那么，这名特定人等于马上摇身一变，成了民营化公司的新老板，国营事业就会
变成财团化了。
可是，眼看着六月三十日的最后期限愈来愈近，经济部能够运用的筹码也愈来愈少。最后
，政府只能答应沈庆京的要求，免得落入双输的局面。
六月二十日，京华证券完成中石化民营释股案，两天后，六月二十二日，中工释股案也顺
利完成。总额超过一百五十亿元的官股股票全部释出，沈庆京漂亮完成释股案。
但出乎政府预料的是，释股案中洽特定人承购的部分，最后却都是由沈庆京或他的关系企
业吃下。原本，在释股案中，沈庆京只是个负责承销的“公亲”，没想到，最后他自己却
成了“事主”，变成中石化和中工这两家公司最大的股东。
八十四年三月，京华证券又拿下了总价三百亿余元的中国钢铁公司官股承销案。这一次，
沈庆京又想要说服经济部同意他提高洽特定人认购比率，但可能因为之前威京集团已经吃
下中工、中石化两家公司，经济部担心沈庆京这次又会故技重施，把中钢也吃下来，所以
不但不同意提高洽特定人比率，甚至连原本的二十％也都取消，要京华证券把所有的股票
都销到市场去。
沈庆京无技可施，只好退而求变，他要求经济部同意在公开申购书上加注锁码条款，规定
中签的投资人必须抱住股票一年以上才可以卖掉。经济部同意了。而此举也减轻了投资人
的疑虑，不担心买到股票之后股价就会一路下跌，所以，这次的大型包销案也顺利完成了
。
几次战役下来，京华证券成了台湾最大的证券承销商，也是业绩最好的官股民营化承销商
。但沈庆京在踌躇滿志之余，他没想到，噩运已经悄悄的袭来…。
这年的四月四日，我在联合晚报上发了一则新闻，全文如下：
絈絷记者范立达／台北报导秡
威京集团所属的京华证券公司，从去年起，即陆续以包销方式，承销中华工程、中国石油
化学和中国钢铁等三家公司官股释出案。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最近接获检举，指称威京集
团在取得这三家公司股票的承销权时，财政部证管会人员涉嫌有图利威京集团之嫌。调查
局现正就威京集团有无违反证券交易法，以及官员是否有图利财团两方向追查。
据了解，调查局已向证管会调阅过相关资料，并且向国营会函查这三家公司移转民营化过
程中，是否有任何异常讯息。但据了解，证管会否认三家公司官股交由京华证券包销，是
图利威京集团的作为。
威京集团最近还被人检举，指称藉著承销之便，取得中工、中石化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董监
事席位，但未向主管机关申请结合许可，即已入主这两家公司，有违公平交易法之嫌。有
关这部分的案情，公平交易委员会也已经展开调查。
调查局人员透露，京华证券公司从去年中起，即以超乎寻常的低价，抢标下中工、中石化
两家公司官股释出的承销案。由于标价过低，几无承销利润可图，引起调查局的怀疑，于
是进行了解。
经调查局财经小组祕密调查后发现，由于这两件案子，经证管会核定，采取包销制，因此
，京华证券得以垄断整个承销的程序及交易方式，并且有涉及以“高比例洽特定人”方式
，把大量承销的股票，售给威京集团的特定关系人的问题。
京华证券在今年三月初，又抢下中钢官股释出的承销案，调查局获悉，威京集团仍然企图
采取相同模式，来取得中钢释出的股票。
据了解，调查局怀疑，威京集团和特定关系人在中工、中石化两家国营事业移转民营化的
过程中，已取得中工82.5%、中石化67%的股权，足以控制这两家公司。威京集团取得股票
的过程，是否有违反证券交易法之嫌，是调查局追查的重点。此外，调查局也要调查，证
管会核定让京华证券包销股票，是否有图利特定财团之嫌。（待续）
沈庆京档案（五）
事过境迁，如今的我，已经可以坦然的说出，当年我之所以会发出这则新闻，那完全不是
因为我神通广大，了解京华证券包销三家国营事业官股的内幕。事实上，当年我对股票市
场的知识几乎浅薄到一无所知的地步。我没有买过股票，没有到号子开过户。什么是承销
？什么叫包销？什么叫洽特定人？为什么国营事业移转民营化会变成移转为威京化？我一
点也不清楚。我能够写出这篇看起来还不算外行的稿子，幕后全拜一名调查局的高人指点
。这名高人是谁？基于保护新闻来源的规矩，我不能透露，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沈庆京
要倒大楣了，情治单位已经盯上他了。
调查局放出风声，要查办沈庆京，这对他来说，当然是种沈重的打击。但雪上加霜的是，
三个月后，“陈朝威事件”隆重上演，这一击，差一点把沈庆京打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陈朝威是何许人也？一般的读者，对这号人物，可能会有一点“有听过，但又不太熟悉”
的感觉。但圈内人都知道，在台湾的官职体系中，陈朝威算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技术官僚，
他待过很多单位，也都有很出色的表现。
早年，陈朝威在经济部物价督导会报任职，后来转到国营会，之后又被派任到中华工程公
司担任官股代表的董事长。中工民营化后，陈朝威留任董事长一年，之后，他与民股最大
股东沈庆京交恶，愤而在董事会中提出辞呈后去职。八十四年十月十七日，陈朝威被时任
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延揽到市府小内阁，就任台北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至八十五年十月八日，才换由林陵三继任。
离开捷运公司后，陈朝威再被派任中油公司董事长，也干得有声有色。但在九十一年六月
间，因为一次“乌龙限电”事件，他和当时的台电董事长林文渊双双去职。同年十月三日
，他又再获聘担任中油子公司中美和石化公司董事长。十一月二十九日，台北市长选举前
八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李应元宣布，陈朝威将以副市长人选的身分，与他搭挡竞选
，跌破众人眼镜。为此，陈朝威还向他刚刚到任的中美和公司请了八天假。选举结束后，
一切炫烂又归于平静，陈朝威回到中美和上班，从此一路沈潜。
陈朝威为何会和沈庆京交恶呢？这是很值得一提的故事。
其实，在沈庆京决定要承销中华工程官股释出案之前，他们两人并不认识。那时，陈朝威
是经济部在中工的官股代表，同时也是董事长，而沈庆京是一名商人，双方有些井水不犯
河水的味道。
但为了承销案，沈庆京当然得和业主陈朝威打交道，为此，双方开始有了互动。
到了官股要释出前不久，沈庆京为了要改变承销方式，让洽特定人认股比率拉高到八十％
一事，曾多次找陈朝威商量，而陈朝威为了要让中工能够顺利完成民营化作业，也支持沈
庆京的作法。
于是，在敲定相关细节后，沈庆京很坦白的告诉陈朝威，如果特定人洽购的比率果真可以
提高到八十％，那么，威京集团自己很可能就会是最大的特定人，会吃下很大量的股票。
这意思也等于说，民营化后的中华工程，大老板不再是经济部或国营会，而是威京集团。
为了表示诚意，沈庆京还当面跟陈朝威说：“中工民营化之后，你继续来当董事长好不好
？”
对陈朝威来说，民营化后的最大民股股东如果也支持他，那么，他这个中工的董事长自然
能够继续再干下去。他看沈庆京很有诚意，也就点头答应了。
而沈庆京又说：“那么，你还是继续担任经济部的官股代表好了，因为，释股后的中工，
官股还是占有一席董事席位，我这边再动员民股的董事全力支持你，你就可以续任董事长
了。”
陈朝威也同意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怎么说呢？试想，中工民营化之后，沈庆京的威京集团成了持股最多的股东，在董事会中
能够取得的董事席次，也大幅增加。相较起来，原本占多数董监席次的官股代表，也就萎
缩到只剩一席。陈朝威如果继续担任官股代表，那么，他就必须执行官方政策。当官股与
民股意见一致时，还没什么问题，但官股董事若与民股董事意见不同时，只要付诸表决，
官股一定大败，他要嘛，就只能作个橡皮图章，接受民股董事的决议，否则，只能选择辞
职，处境有些凶险。
不过，在当时，因为双方晤谈的气氛融洽，大家都没有考虑到太多复杂的层面，所以，中
工移转民营化之后，陈朝威就照事前的约定，继续留任董事长。
留任后，陈朝威的薪水大幅提高。原本，国营事业时代，陈朝威的董事长待遇是年薪一百
多万元，民营化之后，他的年薪调高到三百多万元，这对陈朝威而言，自然也有鼓舞的作
用。
在陈朝威眼中，他看到的只有中华工程这一家公司，他所想的，也是如何把这家刚刚移转
为民营化的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希望能在工程界的本业上好好闯出一番实绩来。但是，
在沈庆京的想法里，中工只是威京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他必须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灵活
调度每一家公司的财务，让所有的关系企业都能发挥最大的综效。
立足点的不同，看的层面也不相同。因为不同，所以就发生了磨擦。
前面说过，沈庆京“公亲变事主”，由官股承销商摇身一变成了中工、中石化这两家公司
最大股东之后，他打算以多角化经营及灵活财务运作这两项原则来整顿这两家公司。
首先，沈庆京为了改善中华工程财务结构，除了将公司盈余转增资外，又办理了现金增资
一亿五千万股，每股股价三十三块半。按照持股比例，威京集团也拿出了十六亿余元认了
增资股。这么一来，集团的资金立刻吃紧。
中工有了比较充沛的资金后，沈庆京就要求中工必须和中石化做交叉投资、相互持股的动
作，也就是说，中工必须用这些资金投入证券市场，去买中石化的股票，而中石化也必须
反向在市场吃下中工股票。
这么做，有两重好处。一是旗下关系企业交叉投资后，彼此的关系可以变得更紧密，也更
方便集团总部控制这些子公司；二是透过在公开市场相互买进股票的动作，可以一口气炒
热这两家公司的行情，也有稳定股价及护盘的味道。
八十四年七月，中共在东海展开军事演习，敏感的台北股市闻讯后，大盘立刻重挫。威京
集团原本在银行团中就已经质押了大笔的股票，如果再不护盘，这些股票很可能就要被断
头，因此，沈庆京马上下令，中工和中石化等关系企业要立刻行动，互买对方股票护盘。
中石化公司董事长关永实接令，立刻进场买进中工股票。果然，在大量敲进中工股票后，
中工的股价立刻止跌回稳。接下来，该看中工陈朝威的动作了。可是，陈朝威并没有照沈
庆京的意思去收购中石化的股票。
七月二十三、二十六日两天晚上，沈庆京和陈朝威两度碰面，谈的都是股票方面的问题，
陈朝威不置可否，沈庆京却以为一切都搞定了。
七月二十七日，中工召开董监事联席会议。会中，民股董事提出两项临时动议，一是要成
立“华宇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对大陆地区的投资工作，而华宇投资成立的资金十亿元，
则由中工、中石化和威京集团总部三方面共同出资。另一项，撤销中工原本规定以公司资
本投资有价证券金额的上限，并一举提高到证管会所容许的最高上限，即股东权益的八成
。
股东权益的八成，就是一百亿元。
陈朝威对于这两项动议都不能接受。在他的观念中，中工是一家工程公司，既然是做工程
的，那么，就好好在本业上发展也就成了，为什么要走偏门，往股票市场里钻呢？
以往，中工不是不进场买股票，但买卖的金额都很有限，目的大多是为了避险，而非投机
，但这一次，民股董监却要求把公司资本投入股市的上限拉到一百亿元，如果他点了头，
而且未来若真的也砸下如此钜资，万一股票暴跌，中工多年的业绩不是马上就垮了？
对于成立华宇投资一事，陈朝威也不同意。一样的道理，他不认为中工有必要节外生枝，
去搞什么赴大陆投资的事业。何况，为了成立华宇，中工马上要掏出一大笔钱，这些钱拿
出去之后，会如何运用，他看不到也管不著，真是太冒险了。他无法同意。
于是，在这次会议里，陈朝威几度起身表达了反对意见。他更强硬的表示，他是官股代表
，而依他的认知，他所代表的经济部是不可能会同意这两项临时动议的。
民股董事好言劝说，并保证虽然修改公司资本投入股市上限，但大家都有默契，这笔金额
最高不会超过二十亿元。
陈朝威仍然不让。他说：“既然不会超过二十亿元，那就明明白白的把这几句话列在临时
动议里面。”
民股董事说：“内部决定的原则，大家知道就好了，为什么要白纸黑字写在董事会会议纪
录里呢？万一将来要调整，又得再召开董事会修改，不是很麻烦吗？”
但民股董事这么一说，刚好让陈朝威抓到小辫子。他质疑，如果投入股市的金额确定不会
超过二十亿元，为什么不能写在会议纪录里？如果保留了未来还有再调整的可能性，那么
，现在大家口口声声向他保证，将来投资股市的金额一定不会超过二十亿元，是不是根本
就是在敷衍他的？
陈朝威既然坚持，董事会对于这两项临时动议只好交付表决。
一如所料，两案表决的结果都是四比二，陈朝威大败。
眼见势不可挽，陈朝威也扯破了脸。他在会议中丢下一句话：“我没办法支持这两项决议
，这董事长的位子我干不下去，我现在向董事会辞职。”
说完，他马上起身退席，留下一群惊愕不已的民股董事。
陈朝威请辞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新闻界，舆论普遍的反应是“官股董事长为了力抗财团而被
逼退”，沈庆京的形象彻底跌到谷底。
八月三日，陈朝威发表了一封“我为何辞去中华工程董事长”的公开信，再度造成轰动。
在这封公开信中，陈朝威猛力批评沈庆京，说他是一个“只懂得股票操作的新贵”、“不
思正规经营本业，践踏专业知识”。陈朝威说，中工初期投资股票五亿元，就已经赔了一
亿三千万元，如果他接受董事会临时动议，真的拿出一百亿公司资本来玩股票，“岂非置
中工于死地”？
陈朝威还说，他是官股代表，所以要维护官方立场，并且保障小额投资人的权益，也要顾
及中工有所员工的生计，断不容许看到一家体质健全的公司沦入财团之手后，多年辛苦累
绩的资本被少数人拿去做高风险的投机炒作，他也不容许威京以合法掩护非法，谋取私人
利益，影响公司财务。
对于陈朝威一连串的大动作，沈庆京非常不谅解。他认为，中工已经民营化了，陈朝威虽
然是官股的代表，但如果不是民股董事支持，他怎么可能继续担任董事长？所以，陈朝威
虽然表面上是官股董事，但实际上却是民间委任的董事长，他应该站在民股股东这边，怎
么会反过来站在官方立场来反对民股代表提出的议案呢？
沈庆京更觉难过的是，自从中工民营化之后，他请陈朝威续任董事长，他一直是以奉若上
宾的方式对待陈朝威，甚至还多次请陈朝威到他家里用餐，由妻子亲自下厨作饭，这些动
作，都是把陈朝威当成是至交好友。他怎能料到，陈朝威可以如此快的翻脸，不顾一切旧
情？
悲愤之余，沈庆京也忍不住脱口一句：“仗义多从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看得出来
，沈庆京虽然贵为威京集团总裁，但他心里或许自惭书读得不多，所以对于读书人、专业
经理人向来敬重有加，但他万万没想到，“我待他如上宾，他弃我如粪土”，那种不相等
值的互动，自然让沈庆京的心情寒到冰点。
陈朝威辞职前，台北股市行情本来就已经不好，中工股票已经从六十八元的高点跌到三十
五元，而中石化又因为陈朝威之前不愿用中石的资金去护盘，所以跌得更惨，一路由最高
价四十九元回跌到十六元。等到他宣布辞职之后，这两家公司的股价更是马上跌破承销价
，认股最多的威京集团受伤惨重，质押的股票将近三分之一即将被银行断头。
八月五日，沈庆京进行损害控制。中工召开临时董事会，改选新任董事长，由威京集团的
姚浙生接任。第二天，陈朝威就发出存证信函给各银行，表示他已经不再是中华工程公司
董事长，所以要求即日起撤销他的连带保证责任。
少了陈朝威这块金字招牌，银行团对中工的信用更加疑虑，抽银根等小动作也陆续出现。
八月九日，陈朝威再向警方报案，他说，他觉得他被黑道跟踪，请求警方保护。
陈朝威并没有挑明说所谓的“黑道”指的是谁，可是，大家马上连想到曾经混过黑社会，
还杀伤过人的沈庆京，舆论的压力再度对威京集团排山倒海而来。沈庆京虽然大呼冤枉，
但外界仍以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