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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过去，找寻我们的未来：《百年追求──台湾民主的故事》笔记
由和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一点是老生常谈了。即便如此，我们似乎很少去想：那自
由和民主到底是怎么来的？《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台湾如何从
经历殖民地、威权体制，走到了今天的模样。
这三册书，第一册写日本时代一直到228，第二册写5、60年代，雷震、殷海光到李敖的文
星杂志，第三册写70年代的党外运动和美丽岛事件，一直到组党的过程，还有1980年代风
起云涌的各式社会运动。串起来的故事确实就像书中所引用，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句子：“政治上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恐惧中会屈服，可是有些人不会……人
道上的教训是：我们无需要求更多，光是如此，就足以让地球适合人类居住。”
一、拥抱世界的台湾
在这一百年追求民主的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一个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的开端。这
么说，不只是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菁英们可以到东京留学， 并在这么帝国首都接触到最
新的政治思潮；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思考台湾问题，无论是自治、解放，或独立，想的
都不只是台湾，而是把台湾放当时的世界性框架下。因为如此，他们知道如何对外结盟，
也拥有更多的思想资源能够参照。
比如来自南投的彭华英，就曾经和中国和朝鲜的朋友组成“新亚同盟国”，目标要“追求
民族解放，实现亚洲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主导下，国际间出现
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呼声，台湾人就是抓住了这么所谓的“威尔逊时刻”
。（虽然事后证明威尔逊对东亚殖民地事务并不关心。）
彭华英因此“多次与菲律宾、印度、朝鲜民族运动者在上海大东旅馆开会，计画派遣远东
弱小民族代表前往华盛顿会议请愿，要求殖民地独立。”
讨论的时候，来自中国的代表认为台湾解放后应该回归中国，但彭华英对台湾的未来有不
同的想像，他说“我们台湾人希望能如比利时一样，独立成为永久中立国。”
更早一些，1907年，林献堂在日本见到了他的偶像梁启超，希望祖国的知识份子能帮忙台
湾脱离殖民统治，梁启超很坦白地说，祖国目前自顾不暇，帮不上忙。但他倒是给了一个
建议，要林献堂等人学习爱尔兰独立的经验，这一点似乎确实启发了林献堂和之后的台湾
议会运动。──现在有多少人在思考台湾问题的时候还会想到比利时与爱尔兰呢？
除此之外，台湾人也参与1922年创刊的《亚细亚公论》，“该刊同时使用了日本语、朝鲜
语和中国语三种语言。”而且还吸引了来自印度、中国等地的作者。
另一位连温卿则积极学习当时发明出来的人工语言“世界语（Esperanto）”，而发明世
界语的初衷，就是“反对歧视、人类一家”。连温卿后来左倾，走向超越地域的社会主义
，当然不是偶然。
就算还是殖民地，当时的台湾知识份子和运动家们，仍然并不觉得这座岛屿太小，只能受
人摆布。相反地，他们很强烈的雄心壮志，把台湾和世界连结在一起。蒋渭水的一番话，
应该具有代表性，他说：
“台湾人负有媒介日华亲善的使命，日华亲善是亚细亚民族联盟的前提，亚细亚民族联盟
则世界和平的前提。……我们台湾人负有媒介日华亲善，策进亚细亚联盟，以达成世界和
平与全人类最大幸福的使命。简单说，我们台湾人手中，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钥匙呢。
”
另一份名为《台湾》的杂志，在创刊号上也说：做为“地球一部分之台湾、人类一份子之
岛民，应急起直追适应新时代，启发精神的、物质的文化，从而贡献于改造世界的大业。
”
1920年代的台湾人就想着要改造世界，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今天还能有这样的
视野，还敢怀抱这样的梦想吗？
当然，随着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战争越演越烈，这些怀抱亚洲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的想
法，若不是渐渐消散，就是被扭曲成为帝国服务。二次大战之后，台湾回归祖国，思想上
更是越来越贫瘠，而能有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说来说去就是新生活运动与中国文化复兴运
动。
在思想的审查与控制下，左拉被禁、托尔斯泰被禁、梭罗被禁、狄更斯被禁、契可夫被禁
、罗素被禁、《韦氏新世界大辞典》被禁，甚至连1977年的《山叶机车使用说明书》也因
为“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被禁。
切断了这些与外在世界的连结，蒋经国总统还安慰大家：“我们如果能将国父遗教领袖训
词详细阅读，反复研究，则一生足够研究，尽够应用了。”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对台湾知识界有着直接的影响。前一阵子读到一本1981年出版
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作者深受党国栽培，留美博士，后来回台湾任教，还曾担任哲
学系系主任。他在书里讲到德国社会学家哈伯玛斯，是这样说的：
“哈氏目前才五十岁出头，正式年富力强之时，尚值世人拭目以待，他的重要著作如‘理
论与实践’、‘知识与人类兴趣’、‘科技之意识型态’等都已深受西方学术界重视，如
果他在有生之年，还能在多多接触中国哲学与三民主义，相信对其学术生命的开展，将有
更突破性的境界。”
靠着三民主义就可以拯救全世界。就是有那样的时代。
战后一连串的高压统治，让一群有机会接触到国际思想的读书人──包括本省与外省的─
─消失在台湾，台湾第一位留美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的林茂生，就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难；
后来的陈文成事件，也是如此；更不用提还有一群海外的黑名单。台湾本省的政治菁英，
大多只能在地方上经营；掌握著论述权的知识菁英，大部分力气都得花在和独裁的党国体
制对抗，对于其他的议题，讨论似乎都不像前一个世代那样的充满想像力。
当然，1970年代后期，海外的民主运动逐渐了累积了力量，岛内的运动者似乎也越来越清
楚，要跟庞大国家机器对抗，只靠自己微弱的力气实在难以成事。因此，像世界台湾同乡
联合会或是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都积极向美国游说，希望藉著另一个帝国的力
量，来防止专制体制的暴冲。结果后来这些海外势力真的成为了民主运动重要的力量。
这似乎是又一次台湾与世界连结的契机，当然，你可以说，那还是一个非常美国中心的世
界。藉著倚靠一个帝国去对抗另一个帝国，似乎是弱小民族的不得不然。只是，一百年的
那个弱小民族，就可以有这么国际化的视野，积极的寻求与外在世界的连结，并借此来思
索自己未来的命运，一百年后的我们，会不会反而比不上他们呢？
更何况，台湾并不真的那么小啊。台湾的土地跟比利时差不多大，人口在全世界在全世界
排名第52，比澳洲、荷兰和智利都还多一点；就贸易而言，是美国第11大伙伴，欧盟第21
大。
或许是在党国年代的教育体制与扭曲的世界观下，我们太习惯用超级大国的尺度来理解自
己，老是认为我们还拥有这个物产丰隆的大陆，或者能与英美强权平起平坐，结果老是搞
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如果历史什么指引未来的功能，那这段故事的第一个启示或许是：我们需要从思想上开始
改变，找回那个愿意拥抱世界的台湾。
二、民主运动中的女性
1941年12月，当时就读彰化高女的学生丁韵仙，因为被发现“藏有抗日文字”为由，被学
校退学。她的生父、养父和三叔──全都是反殖民主义者──前往学校处理，但第二天，
丁韵仙就被逮捕，关进了彰化看守所。当时也被囚禁在彰化看守所的，还有著名的作家赖
和。
台湾民主的百年追求，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像丁韵仙这样的女性。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人
数庞大；正好相反，能够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女性，一直都是相对少数、弱势，很容易就
被忽略不计，但正因为难得，她们的出现才更值得注意。
丁韵仙出生的1923年，当时日本国内各种社会运动已经风起云涌，解放妇女的呼声也日益
高涨，妇女运动者在在挑战保守的社会观念。同一时间的殖民地台湾也并未落后，各种妇
女社团陆续在各地出现，如诸罗妇女共进会、台北无产青年女子部、宜兰妇女读书会、高
雄妇女共励会、汐止妇女风俗改良会。
1926年2月，一位女性运动者谢玉鹃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猛醒吧，黑甜乡里的女青年
们〉，“控诉传统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价值观”。谢玉鹃曾经就读第三高女（今中
山女高），“因景仰蒋渭水的抗日运动，常常出入台湾文化协会，成为活跃的台北无产女
青年，一九二五年，谢玉叶与同学黄细娥因参加文化协会活动，帮忙散发反日传单，遭到
警察传讯，被第三高女开除学藉，只好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另一位领导人张丽云在结婚时，特别声明“不用聘金，不用贺礼，不注重一切形式”，身
体力行，打破当时的社会习俗，获得许多追求自由的报刊的好评。
更著名的应该是台湾共产党的领袖谢雪红。1926年台湾日日新报刊出了一篇对她名声不利
的报导，但一开头的描述，仍说她：“文明女子也。访问男子，谈论自由恋爱，非孝论、
女子解放、赤化主义、社会主义，男子万不及也。”
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往往连结在一起。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思想观念的解放。目标解放弱
势的共产党会吸引女性党员，也许不是偶然？
谢雪红和她的同志（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7/n1631600.htm）
谢雪红和她的同志（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7/n1631600.htm）
可惜的是，战后的台湾社会，不仅在政治体制上封闭，社会风气似乎不进反退，回到一种
保守的氛围。不知道是《百年追求》的作者并未特别留意，或是历史真是不进反对，当年
那些不顾他人眼光，参与社会改革的女性，似乎从这段时间的民主运动中消失不见。
1950年代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刊物《自由中国》，聚集了一批顶尖的知识份子，从胡适、雷
震，到张佛泉和殷海光，但主导者仍是男性。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省议会被称为“五龙一凤”中的那一凤──许世贤吧。
许世贤毕业于台南第二高女毕业，后来进入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据说当年的她除了读
中华文化经典，还书架上还有孙中山全集和马克思全集。毕业之后，许世贤回台湾开业。
“一九四五年被任命为嘉义女中校长，一九四六年当选为嘉义市议会议员。一九五四年当
选省议员，一九八二年当选嘉义市长。”
许世贤（右二）
许世贤（右二）
许最经典的事蹟之一，是当年228事件发生时，军民双方对峙，情势紧张，“嘉义二二八
事件处理委员会里没有人敢把国民党政府发出的停战指令，送进驻守在嘉义机场的军队”
，没有男人敢做，最后只有许世贤接下了这个责任。
后来省议会又有了剽悍的“南北双娇”：黄玉娇和苏洪月娇。作者提到，1960年以《自由
中国》为核心的一群人，要准备筹组新党，因而召开会议。“会议中，桃园的黄玉娇认为
原订的十五名召集人中女性太少，强烈要求增加一名女性，并且当仁不让要求列名召集人
。”如果在今天，她应该就是“挺身而进（Lean In）”的范例了吧。
当然这些少数个案，并没有根本地挑战社会的性别观念和结构。真正的变迁还要等到1970
年代以后，当时第一位点燃野火的，是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吕秀莲。
她当时出版的《新女性主义》一书，算得上战后台湾妇女运动的先声，她在书中呼吁“先
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今天看来未必是多么激进的主张。但本书还没出版，就被内政
部拒绝版权登记，理由是“该书立论与我国传统观念不能相容，言论有失偏激”。警备总
部也说“该书丑诋我国固有文化”，又说它的内容“有乖社会伦常及有悖人情公序”。
追求民主和追求男女平等哪个比较危险？在威权体制的眼中，也许一样危险吧。
但从那时候开始，女性又一次回到了民主运动的舞台。在美丽岛事件大审中，就有吕秀莲
和陈菊。后来天下杂志的创办人殷允芃亲眼目睹这起重大事件，她说陈菊让她想起秋瑾。
在描述这段民主历程时，时常被翻出来的一张照片，是一群为美丽岛事件辩护的年轻律师
，并排坐在一起，穿着律师袍，拍了一张大合照，意气风发。其中不少人后来当然都进了
政坛，包括陈水扁、谢长廷到苏贞昌。
但还有另外一群人，没有机会那么从容不迫地合影留念。她们是政治受难者的妻子们。她
们在丈夫入狱之后，担负起了同样的责任──或许是更重的责任。像其中一个人描述的，
很多时候都是“陷于大人叫，小人哭，狗乱尿，诸多事情纠结不清的星期天大白天的混乱
里。”
有一次这群受难者家属聚会，突然有大报的记者来访，来意不明。主人许荣淑（张俊宏的
妻子）勉为其难地去接待。
“她（许荣淑）让我们一大群女人都悄悄躲进客厅旁边的房边，关上门，才按铃请那位记
者上楼。客厅里面，寒暄，喝茶，问答，大概半著钟头不止。我们十几个人挤坐在放著单
人床和书桌的小房间里，一声不出，静默聆听。要是那位记者在客厅里一个晚上不走，我
们大概就会在小房间里坐一个晚上不出去。他一定知道当时屋里有很多女人，因为玄关满
地都是女鞋。他或许也能够从明明有很多人，但是却听不见声音的，不自然的安静里，知
道大家害怕他所代表的媒体，和这个屋子外面的世界。”
安静、害怕，还有一群挤在小房间里的女人。那个时代的气氛，仿佛就浓缩在这样一个故
事中。但那令人害怕的人总会离开，终有一天门会打开，而小房间里的人们会走出来。当
她们走出来，她们也会一起改变屋子外面的那个世界。
三、“祖国”与奴化的台湾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战结束，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派兵来台
接收，原本该是欢欣鼓舞的回归，结果却完全走了样。
第一个震撼，来自想像与现实间的落差。来台的祖国国军，并不如预期般地装备精良，训
练有素，士气高昂。相反地，许多人印象中见到的，是一支刚刚脱离战场，疲惫不堪的队
伍。
虽然如此，《百年追求》的作者提到，当时社会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你不要小看这些祖国兵喔，他们揹著雨伞，虽然不好看，但是当遇到敌人时，伞一张开
，可以飞天呢！”
“你以为祖国军队怎么打败日本兵的？他们厚厚肿肿的绑腿里，绑着铅块呢！平时练脚力
，紧急时就可以飞簷走壁阿。”
相反地，负责接收的官员们，对于本地的台湾人，却是看不太顺眼：
“1946年四月底，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长范寿康在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演讲，公开指控
台湾人抱有独立思想，意图台人治台、排挤外省人员、对接收工作采取旁观的态度，因此
，他指控‘台湾人完全奴化了’。”
除了“奴化”之外，在当时的官方报纸如《台湾新生报》上，台湾人也被说是“崇日”、
“自卑”，“没有人才”、“不解国文国语”、“缺乏民族精神”，所以必须“肃清日本
思想毒素”。换句话说，就是要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经过六十多年，类似的论述又在
最近重出江湖，不能不说有点奇妙。）
但“台湾人奴化论”引起强烈地争论，当然也引发反击。1946年，王白渊就在《政经报》
上发表一篇〈告外省人诸公〉，他说：
“台省本是一个富有秩序的社会，虽是在日人高压之下，还有保存著自己的社会道德，不
能泯灭的志气。……台省在各方面，具备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诸条件。许多外省人，开口
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为不能当权之口吻。我们以为，这
是鬼话，除非别有意图，完全不对。……只以为不能操标准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
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浅薄，过于欺人。
台湾自有台湾之衷，顶爱台湾人亦是台湾人。我们以为台胞应该负起历史的使命，不可将
自己的命运送给外省人。在以台治台的原则上，共同奋斗，才有一天可以像人。”
不过，该如何以台治台呢？当时，林献堂和廖文毅提出“联省自治”的说法，意思是说“
军事、外交、金融等全国事务，都交给中央来办；普通行政、交通、教育、产业等地方性
事务，交给省来办。”
“联省自治”不是林献堂等人发明的。民国初年，就有人认为应该效倣美国，采取联邦制
，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梁启超支持、胡适支持，连毛泽东都曾经主张各省独立，而且就应
该从他的故乡湖南开始。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写着：
“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
。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
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而推动“联省自治”的要角之一，则是主掌广东的陈炯明，为此他还跟主张统一的孙中山
起了严重冲突。陈炯明为了理想或是个人利益，很难简单说清楚，或许两者都有吧。不过
后来陈炯明不敌国民党军队，黯然离开政界，不但他自己被视为判徒乱党，联省自治的想
法也没能实现。
几十年后，当时林献堂等人再次“联省自治”的说法，官方代表当然不同意，立刻质疑：
“闽人治闽、粤人治粤这种论调，还有排斥外省人的意思，不是吗？”
林献堂听了连忙解释：“绝对没有驱逐外省人的意思，外省人尽可来台湾发展。”廖文毅
也补充说明：“我们主张的‘联省自治’，其实就是美国式的民主。”
当然，这样的说法并未被接受。
在这种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省籍间的冲突浮上台面，并不让人意外。甚至到了60
年代，即便是在民主运动的内部，省籍之间的紧张也并未消散。
当时《自由中国》为中心的团体准备筹组新党，可是“1960年五月双方合作组党的计画进
入行动阶段的时候，杂志社的健笔戴杜衡警告雷震说，‘把台湾人搞起来了，大陆人要受
其欺压的。大陆来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赞成这个作法。’”
谈论省籍问题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但就在不久之前，省籍还是一个非常热门，容易引
发强烈情感的议题。记得李敖大师当年还曾经铁口直断，马英九绝对不会当选总统，“因
为他是外省人”。不过大师的预测也会失准。今天在媒体上谈论这个问题的频率似乎开始
减少，在我身旁，和我同一个世代的人，似乎已经不觉得彼此省籍区别特别重要，没必要
分，也常常也分不出来。
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族群能够和平共处，彼此融合，当然是好事。不过回归历史，如果
要真正了解台湾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将省籍因素视而不见。比如，到70年代中叶，“高普
考录取名额，一直是根据以前在大陆时的人口比数，亦即，每一个在台的外省人，拥有比
台湾人高一百八十六倍的录取机会。”
换句话说，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省籍不只是一个抽象或虚构的问题，而是对日常生活
有着直接而实际的影响。高普考不过是诸多例子之一。从历史经验与生活型态的差异，到
实际利益分配的冲突。肯认这一点，我们或需会对许多仍然存在台湾社会的现象，有更深
刻的理解吧。
四、通往未来的过去
“1980年，作家陈若曦会到睽违十八年的台湾，带着三十几名旅美华人知识分子的连署信
求见蒋经国……蒋经国看了连署信，只说：‘一切会依法行事。’”
觉得有点熟悉吗？那再看一段：
“1972年4月4日起，《中央日报》连续六天刊登署名‘孤影’的〈小市民的心声〉挞伐《
大学杂志》，反对学生运动、反对学术自由，反对自由派知识分子。作者说：‘我的政府
让我平平稳稳维持一个卑微的生存，我已十分满足。’”
有人追求自由，就有人想要安稳与卑微的生存，并且自称是小市民、沉默的大多数。他们
是不是大多数，实在很难说，不过他们显然不只是小市民，也不会是沉默的。
比如1986年，党外人士又一次准备筹组政党。《中央日报》就发表社论，高声批评“极少
数无视国家前途与法律尊严，置社会安危于不顾。不但不知何衷共济之为贵，反而趁国家
之危，来伤害国家的团结安定。”
“参谋总长郝柏村则说：‘现在偏激份子扬言组党，其主张实际否定中华民国，或与中共
统战呼应，或为台独，当然不能容忍。’”
阅读《百年追求》所描述的台湾民主运动，有时感觉过去其实从未过去。那些话语，过了
几十年竟还可以如此熟悉。但那样的熟悉感，并不只是由于历史的反复重演，也是因为那
些历史确实还以各种形式，存留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不曾远离。
1960年台湾举办地方选举，却不断传出舞弊的问题，当时一群人士举办了“选举改进座谈
会”，并在选后发出了这样的声明：
“国民党党政当局在地方选举争策动的种种违法舞弊措施，都是由连震东以台湾省民政厅
长的的身分，直接间接负责推动和实施的。时至今日，在台湾各地选民的心目中，连震东
以成为摧毁台湾地方选举的执行者。老实说，国民党党政当局如果稍有悔悟之心，便应先
革连震东之职，以谢国人。连震东如稍有负责之耻之意，更该引咎辞职，以求赎罪于选民
。”
连震东是谁呢？你或许知道，他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党营《中华日报》社长
，之后又当过国大代表、国民党副秘书长，并且官运亨通，高升至内政部长、政务委员。
当然，他有一个我们今天更熟悉的身分：他是连战的父亲，连胜文的祖父。还有一个大名
鼎鼎的父亲：《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
不过当年，《百年追求》的作者告诉我们，“连横因为写诗，被邀请加入台湾中部著名的
文学团体‘栎社’。连横后来在日本报纸上发表文章，为日本殖民政权的鸦片政策辩护，
社友提议将其开除。可是根据社规，唯有‘污损本社名誉者’始能开除。
“理事会议讨论的时候，林献堂发言说：‘污蔑我先民，以做趋媚巴结，而又奖励人人需
吸阿片，似此寡廉鲜耻之辈，何云不污损本社名誉？’《台湾民报》也因为连横的文章而
不愿聘用连震东。”
“林献堂在发言主张开除连横之后一周，连横和连震东父子拜访林献堂，请其向《台湾民
报》说情。林献堂也确实做到了父罪不累及子原则，宽大地向报社说：‘震东颇可造就，
且不可因其父而弃之。’”
至于台湾的另一个大家族──辜家──也被写进了这段历史之中：
“台湾第一御用士绅辜显荣已于一九三七年过世，家族事业由辜振甫主持。辜振甫，一九
一七年生，自幼稚园起就受日本人一样的教育，被《台湾新报》总主笔伊藤金次郎描述为
‘容姿端丽、举措阔达，颇有贵公子气质，在日本军、官方的社交圈中，是不可或缺的存
在。’‘其长袖善舞的社交风格，更被视为台湾顶尖人物。’”
这些形容让人不禁想起辜的孙辈辜仲谅，同样受到媒体万般宠爱。即便当时卷入陈水扁前
总统弊案，逃亡两年，以通缉犯身分回台，不少媒体还是说他“帅气”、“风流”。甚至
在他做伪证的行为尚未被揭露前，还有报导说他默默地做公益，仿佛为善不欲人知。也许
是台湾社会对有钱人特别宽容？又或者该说是财团与媒体之间的盘根错节？
回到辜振甫。
“战争末期，辜家在上海的财产因战局激化即将泡汤，辜振甫央托台湾军高层，以军队机
关名义，将三百五十万会回台湾。为了表达对军方的谢意，将其中一百万圆捐赠军人遗族
援务费。当时报纸还以〈辜振甫氏之美举 捐献军人援护费 一出手即百万圆〉，称许他的
慷慨豪举。”
“不料，日本即将战败！辜振甫与其说舍不得这一百万圆，毋宁说是担心此事被中国官方
知道，后果堪虞，因而翻脸不认人，反过来向军部索取这笔钜款。伊藤金次郎认为‘这是
需要相当厚脸皮才做到的事。’”
但或许正是如此，才能保住辜家在台湾的事业版图吧。
（吊诡的是，辜振甫在战后曾经因为被指为汉奸、台独、意图与日本人“共同阴谋窃据国
土”而逮捕，判刑两年两个月。而他在坐牢期间，正好是二二八事件发生之时，辜振甫因
此逃过一劫。）
历史中好像总是有些聪明的或幸运的人，可以永远站对的那一边，另外有些傻子则永远站
错了边。我们该欣羡那些聪明人还是记得哪些傻子呢？我们又该选择当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出版了最后一期，社论由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执笔。他有很
清楚的答案：
“在这个小岛上，他们曾收买了一些无思想无原则为利是图之徒。他们正同在大陆掌握政
权时代一样，在台湾把有人格有气节有抱负的人很有效地消灭殆尽了。他们控制了一群以
说谎造谣为专业者。他们控制着一群藉著帮同作恶以自肥的人。他们控制着藉唱万岁而飞
黄腾达的‘聪明人’。他们制造成千成万当面喊拥护叫口号的政治演员。他们控制着台湾
一千万人的身体。然而，除此之外，他们还控制着什么呢？”
“他们不能控制的东西太多了。国际局势的演变他们不能控制。台湾人心他们不能控制…
…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这些要求，绝不是霸占国家权力的少数私人所能拥有遏阻的。”
在那样的年代里，殷海光所说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关于现实的描述，还不如是一个知识分
子对于国家未来的期许。只但愿这样的乐观和热情，也能够跟着我们，继续台湾对于自由
和民主的下一个百年追寻。
（本文图片，除另外注明，均来自http://zh.wikipedia.org）
看完这套本书可以找回被历史课本洗掉的历史感，
追求民主的故事，这套书所诉说就是台湾岛上的空白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