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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古人论世多喜欢“回向三代”，容易缅怀圣贤君王在位时的美好时光，那反映
的是一种退化史观。相较之下，今人更常“前瞻未来”，对未来提出若干设想、计画，这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使然。
但要对未来做出规划，而又避免流于空谈，就得伴随对现况的理解。对现况盘点、掌握得
越充分，越有可能提出切中时弊的计画。以下想通过介绍两位曾经、或正在试着清点台湾
社会并提出未来计画的作者，谈一点有关未来台湾的想像。
范畴
首先是范畴。据他自称本是一位“连续创业家”，约四、五年前不知因何契机，改行当起
了作家。迄今他已出版了《台湾是谁的？》、《中国是谁的？》、《大抛锚！中国号超级
巴士驶向何方？》、《台湾会不会死？》、《与中国无关》共五本书，多半以他在报纸、
网络刊登的文章汇整而成。扣除《大抛锚》是专讲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问题外，其他四本
的主题皆以台湾、中国及两者的关系为主。至今年的《与中国无关》出版之际，他开始引
起较多注意，但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其实已在《台湾是谁的？》、《台湾会不会死？》二书
中呈现，新追加的部分或许在宣传上的意义较大(例如他提到中共最高领导阶层中，有人
特别注意他的观点等等)。
范畴对台湾未来的想像，立基在他对台湾社会病征的精准诊断之上。具体来说包含三个主
要病症，即：封闭病、中国病和主权病。什么是封闭病呢？他指的是台湾早期以来的历史
，无论外来统治者是谁，始终都侷限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因此局限了自己的视野。至
于中国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中国病”指的是一个断代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存在中国传统内，
至今犹然作用于台湾、大陆、港澳的恶质症状。这些恶质传统惯性，犹如躲在人们
意识深处的幽灵，时时宰控着人们的判断及行为。《台湾会不会死？》，页92
中国病是一种千年积聚的政治生活经验、经济生活经验，早在共产党、国民党出现
以前，它就沉淀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和反应之中。《台湾会不会死？》，页94
所谓的“中国病”并不神祕抽象，它有个常识性的范围，那就是在中华文化圈内，
大家看了都不爽、或者自己做了但深夜扪心自问感到不安的事，就是中国病。《台
湾会不会死？》，页96
照这样看，中国病指的是一种中国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恶习。但又不仅止于此。若问这种
恶习究竟是从何处产生的？范畴会告诉你，这是来自中国式的“官僚体制”所造成的。这
种官僚体制有别于西方科层制度的特色，在于“朝廷”和“老百姓”的关系及其思维。中
国自古有所谓“生民论”，讲的是老百姓们生来无法自治自理，因此上天派来贤明的圣人
代天治理，由圣人制定一套老百姓们可以接受的规则，排解纠纷，并且照顾老百姓的衣食
生活。这种思维在历史上最明显的作用，就是中国的国家随着时代越往后，它插手社会的
范围就越深、越广。这种模式被国民党带到台湾来之后，辅以日本殖民统治机构的基础，
形成了当代台湾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色。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称某市长为某市的大家长，明
明没有血缘关系，却要以家的形式模拟，背后隐含的正是家长有照顾家人义务的特色，这
与传统的生民论一脉相承。
封闭病和中国病两者虽不同，但有相近之处，主权病则是另一问题。范畴认为台湾和中国
都患有所谓主权病：
在台湾，主权病就是一种因为拿不到身份证就自我贬低身分的心理疾病；在中国，
主权病就是一种已经有了身分证而还以为自己的身分证缺了一半而满大街寻找那“
失去的一半”的心理强迫症。《台湾会不会死？》，页192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将台湾和中国比喻为一种“病友关系”，引起这种病症的根源来自西
欧17世纪时创立的“西伐利亚体系”，导致台湾、中国都深陷泥沼难以自拔，他认为这一
对病友同样都有待治疗。
指出这三种病征的范畴，他开出了什么药方？这可以从他〈30年后的3种台湾〉这篇文章
中窥见端倪。他借由假想的新政党提出十四条纲领，其核心精神就是缩减政府组织、减少
政府管控的范围，并在社会各层面严格落实公司治理的方式及精神。强调公平正义者可能
以为这种新自由主义式的思维，不值一驳，但范畴给予的回答倒是很值得玩味的。他认为
在台湾(中国更严重)只有“权本主义”，因而也只有在“权本主义”下的资本现象，根本
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资本主义，因此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病”。
这使我想起人类学者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他指出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形成具有不同的路径，
有别于西方的雅典是以生产力(技术)的提升，实现积累财富、形成文明的路径，中国则是
运用政治性的权力，走向积累财富形成文明的路径。范畴讲的这套，是不是与所谓政治权
力(而非市场、资本)积累财富的方式很像呢？或者更单纯些，只要回想整理一下今年以来
台面上可见的大小政商勾结弊案，也就不难理解了。
杨照
读范畴至一个段落，总觉似曾相似。终于回想起来，才意识到他的主张、建议与杨照在《
十年后的台湾》一书的看法，若合符节。杨照是在2005年出版这本书的。当时他分别写下
了好、坏两种不同版本的“2015年”预测，他以为要朝向坏的发展很容易，只要什么都不
做就行；但若要朝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势必得要经过一番规画，并从现在就开始执行。怎
么规划？这一样有赖于对现状的判断。在2005年那个时间点，杨照对台湾社会未来发展最
大病征的诊断结果是：
我在书中特别要强调的，是我认为台湾最大的危机不在于中共武力犯台，而在于快
速地从全球化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十年后的台湾》，页16
他在当时已经看到，中国崛起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深
、越来越复杂，台湾如果持续采取抵御中国的立场，无形之中也会导致台湾和世界经济体
系的疏离，从而使台湾丧失真正能够抵挡中国统战的筹码，这是台湾可能面临的最大吊诡
之处。面对这种可能产生的困境，他在书中提出的主要对策是：
阻挡住将台湾封闭起来的趋势。努力将台湾拉在世界网络之内，不要向边缘孤立情
境流离出去。保存台湾好不容易拥有的多元异质性，拒绝一元同质的压迫性力量。
这是《十年后的台湾》贯串全书的主要三大用心。《十年后的台湾》，页21
这里提到的封闭、边缘化，正与范畴所讲的封闭病如出一辙。不仅如此，对于政府和民间
关系的调整方向，他也和范畴的主张一致(或者应反过来说，范畴和他一致才对)：
重组一个国家，对我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步，既不是宣布主权独立，也不是国号国
旗国歌，而是安排好政府与民间的比例分量，很简单，政府必须再退，民间必须更
自主。《十年后的台湾》，页250
尽管主张一致，但来由不同。范畴对台湾社会中国病的深刻观察，或许来自他的生活经历
、从商经验等等，不得而知。但杨照却另有一个契机。在他担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时
，有位外国来访的媒体主管，听完杨照介绍“国家正常化”的政策主张后，点出了作为一
位外部者的观察。那位主管指出，台湾其实还是一个政府大、民间小的格局，相对于政府
强大且广泛的深入渗透，看似富有活力的民间其实相当缺乏主动性。民间只是被政治组织
的材料而已。这件事给了杨照很深的启发，也促使他随后提出应该发展NGO的主张。
整体地看，杨照认为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从世界体系中疏离、被边缘化，但面对中国的打
压，政治性的谈判与接触仍应保持适当、谨慎的距离，因此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就是可以
用力发挥之处。如果能藉著民间组织的力量，强化台湾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连结，那么也就
能降低台湾遭到边缘化的风险。这是杨照针对他观察到的病征，所开出的药方之一。
范畴并没有特别强调NGO这点，倒是学者吴介民提出的“第三种中国想像”，指出在“跨
海峡政商联盟”夹击之下，应该强化台湾、中国彼此民间社会之间的接触，唯有增进对彼
此的了解，才是突破既有框架的出路。这个主张可说恰好呼应了杨照的想法。
未来一直来、一直来…
范畴和杨照，若就台面上纪录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渊源，但是在评估台湾社会的问题并寻
求解决之道时，却提出了十分相近的主张。若归结这主张，即对外必须强化台湾与世界经
济体系的连结(打破封闭性)，对内则应该要以精简、合理化政府组织为手段，达到“去中
国化”之实(打破中国病)。尽管两人在若干面向上的着重点有些不同(例如，范畴更倾向
于保留“未来一个中国”的空间，杨照对中国官方的态度则比较谨慎)，但总地来说不会
离此二者太远。
关于中国病。近来吵得凶猛的十二年国教问题，看到网络上不少言论，都主张真正该先改
掉的是台湾家长们的心态。我对此不敢苟同。理由是，家长希望子女好的心态，就算不是
普世皆然、本也无可厚非，重点是这种心态被放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中，使
得它必须采取这种手段才能达成目标。假若在美国，一位望子成龙的父亲，他的选择大概
不会是要求小孩从5岁起就上才艺补习班，而会是要他从5岁起就在公园里摆摊，学习如何
讨价还价。换作在台湾，可能就要引来路人同情(而非赞赏)的目光了。台湾的教育体制就
是“The ladder of success”的现代翻版，是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扣合在一起的，犹
如政府作为主要资源、权力的分配者一样。在这种环境下，不改变体制、组织或制度，而
要求改变家长的心态，怎么可能实现？
关于封闭病。在廉价机票、打工游学(乃至被迫出国谋职)盛行的今天，恐怕有人有不少异
议。确实，出国变得比过去更加容易频繁，已经使台湾人接触异质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大增
，和过去相当不同，更不用说网络普及，早已成为一般人迅速汲取来自世界各地资讯的主
要管道。只不过，我们如何从旅游、游学这种表面停驻的层次，提升到对其他文化的深刻
认识，这中间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路要走。或许是有感于此，所以杨照近年来不断开设各种
经典著作的导读课程，称得上是功德一件。另一方面，从台湾整体层次来讲，如何面对一
个“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纠缠在一起”的世界舞台，提出一套符合台湾长期利益且具可执
行性的剧本，不得不说在这方面仍然缺乏充分讨论。范畴以“自由电子”为喻，认为台湾
应该抛弃主权病的思维，让自己成为“后主权时代”领先世界的先锋。这个想法虽有意思
，问题是当今全世界恐怕除了欧盟以外，要想过渡到“后主权时代”，还真不知哪来的契
机、背景才有办法实现？况且，假若台湾率先放弃主权、而对(敌)方却不放弃时，这种情
况又该如何应对？重新宣示一次再拿回来吗？
以上想说的是，中国病也好，封闭病、主权病也罢，他们对于台湾社会弊病的观察其实是
有道理而且有意义的。然而，好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精准的预测、和他开出的解药之
间的落差，究竟该如何克服问题，恐怕还有探讨的余地。身为一位读者，我由衷感谢两位
道出我想讲却讲不清楚的话，同时也为自己想开解药却开不出好药方感到汗颜。
除此之外，两者主张的相似，总觉得还令人有些感慨。因为，一本将近十年前出版的书，
书中的核心主张以更加细致的分析、换一个人再说一遍，竟然还能得到注意，这简直就像
是在说，这十年当中台湾社会根本没有太多长进。问题仍然是问题，且还有恶化的趋势。
所幸，只要地球没有毁灭，未来还是会一直来、一直来。预测未来的书，也还是能持续不
断地出版下去，尽管他们总是会告诉你：不久的将来就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分水岭云云。柳
暗花明又一村，希望这个分水岭过了，我们还会有下一个、再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