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世纪通讯 no.36】
作者：魏扬（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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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从未准备好面对 318 的占领成功。
今年 3 月 18 号的占领立法院，引爆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对政府失灵、错误施政及各
种社会不公义的不满情绪。那次极为偶然、意外成功的占领，顿时成为一个填充各种大小
社会期待的“容器”，所有被卷进这场运动中的行动者，都被史无前例的热烈期待所推动
著，并被迫给出我们尚无基础能给予的承诺。
运动者的有力与无力
无论是在二十几天的占领过程中，或是从群众退出议场至今，我真正感到兴奋、充满力量
、对未来怀抱信心的时刻，或许只有我们首次进入并成功占领议场的前一两个晚上。在那
特定而短暂的时刻，至少就我而言，确实会有种“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之感，感到我们正
在参与台湾民主深化的关键时刻，而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都可能左右整个历史走向。
然而随着运动推演与开展，及社会上对这场占领行动日益倍增的关注、支持与期待，某种
吊诡、尴尬的状况也逐渐浮现：社会舆论将一切希望寄托于（以学生为主的）行动者身上
，然而行动者却因此被迫必须（有意无意地）依据各种庞大的社会期待来进行决策。其结
果是，虽然存在着“决策圈”，但实际上整场运动的走向是由政治局势、社会舆论，甚至
是主流意识形态等结构性因素所主导的。意识到这样的改变，我在运动中期之后，日益感
到徬徨，发觉其实我们这些运动者所能做的不多，许多时候甚至感觉到处处受限，被局势
逼着跑，被舆论给框架、限制住。
长久以来因台湾的政治乱象与社会不公而感到郁闷、压抑、愤怒、焦虑的人们，此次无不
热切希冀“学生”能够“为他们”做出“明智的”、“对的”决策，进而一举“解决”许
多台湾社会的长期问题。确实，面临一场如此高政治强度的占领行动，再加上台湾史上少
见声势浩大的声援浪潮，其实是可以期待这场运动把诉求层次拉高、扩大打击面，进而一
口气对众多的社会议题提出指向“结构问题”的诉求。
但现实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对台湾各种社会议题背后的共同结构性问题尚未有过
足够细致的讨论。例如服贸协议、自经区等议题背后的“自由贸易因素”是什么？该如何
面对？是否可以在反服贸、反自经的同时，拉出一条反自由贸易的轴线？面对举国对“程
序黑箱”的愤怒，运动决策者在订定诉求、路线时，往往也倾向“回应”这样的情绪，而
不是试图引导社会大众去思考不同的社会可能，进而“开创”另外的议题空间。
简言之，在这样一场席卷全台的社会运动中，行动者究竟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将这场运动带
往一个更高的层次，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巨大的媒体成功及舆论支持，使得运
动者开始患得患失，“运动形象”成为许多决策时被优先考量的因素。另一方面，“议场
”这个空间的“表演性”，以及几乎 24 小时站岗的各家摄影机，这都导致了这场运动逐
渐成为“外界希望的样貌”，而不是“运动者理想社会的映照”。
身为运动者，我确实对此感到失落，“到底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还可
以做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常萦绕心头。当我们步出议场，面对的是一个对“社会
运动”或“社运明星”抱持着极高期待的氛围，但综观社会运动这个领域，实际上我们并
无法跟上这波社会期待，甚至跟不上我们自己对群众的承诺。除了前面提到的：我们尚未
对台湾未来政治议程、社会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作完整、全盘的理解与论辩之外，在具
体的组织条件上，我们也处于百废待举的状态。无论是 NGOs 还是学生组织，组织深化的
工作尚未臻于完善。318 占领行动后，各组织间原本的关系因为各种运动摩擦而遭遇破坏
，且至今尚未能复原。“关系修复”这种清理战场的工作进度缓慢，导致我们难以想像在
未来的政治与社运议程中，原本的伙伴们要如何在短期间内聚在一起，并再次凝聚出如此
高的能量。
缺席的社会内涵
318 立法院占领行动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的位置，固然是毋庸置疑的。光是“占领立法院
”这个行动本身的政治强度，以及 24 天占领期间内所卷动的参与者人数而言，这场社会
运动就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意义。然而，身为一个运动者以及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者，我必
须说：我认为这场社会运动对台湾的“社会内涵”并没有提出与运动规模相对应的想像与
论述。
我所谓的社会内涵，是指一个社会之所以具有血肉的关键，那是这个社会所信仰的价值，
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形式。这波运动当中一个不断被提及的价值，也就是“程序民主”，这
是否可被称之为一种“社会内涵”？首先，我认为“民主程序”、“宪政问题”这种涉及
“制度”的问题，它是一种“架构”，但有了这种架构，并不一定能保证有符合民主精神
的“内涵”。
在台湾，“民主”是一种原则，而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如何生活，“有了民主之后，我们
要用这样的民主打造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社会内涵”的意义所在。
这几年的社会议题，包含反国光石化、反大埔强拆、反媒体垄断、华隆罢工、全国关厂工
人抗争以及各种反都更的挡拆行动等等，其核心问题绝不仅是“程序民主”的遗漏与不足
而已，更大的问题是“只问经济发展，不问经济分配”的发展主义彻底失控，以及促成国
家日益与财团趋近的“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因此，一个具有“社会内涵”的社会运
动，理应给大家一个关于“理想的台湾社会应是何种样貌”的蓝图，人与人、人与土地以
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什么样的经济生活？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在“
民主政治”的“骨架”之下，我们期待生长出什么样的“血肉”？
为什么 318 运动无法在批判程序黑箱、导正代议制度、解决宪政危机以及提倡公民审议等
主要路线之外，进一步提出更具实质内容的社会内涵？比如提出一个反思自由贸易、反思
发展主义、强调分配正义的具体经贸政策与产业政策？如此的质疑与反思并非事后诸葛，
而是试图分析 318 占领行动本身的侷限以及其侷限的原因。
一方面，运动决策为了迎合强大的、以市民阶级为主的社会舆论而自我受限。另一方面，
有影响力的主要政党“从未”严肃地、正面地思考过“台湾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应该是
什么样的社会”这种问题。再加上前面提及的，社运组织自身也尚未对此有足够细致、充
分的讨论与辩论。即使有所讨论与主张，这些对“社会内涵”的价值坚持也往往因为缺乏
对媒体、政党的说服力，而无法成为政治与社会改革议程。缺乏这些条件，318 占领行动
在意外的成功之后，随即面临严峻的困境。在发起、参与运动的几个社运组织中，大多数
人对这场运动最后是否会只换回璀璨烟火般的大型晚会或政治人物对监督条例的几句空头
承诺，都感到极度焦虑。
这种焦虑，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自己确实拥有极大的力量，我们牢牢抓住全台湾甚至国际的
目光关注，然而这股力量本身却被绑在主流舆论所关切的议题面向上，进而无法谈出更尖
锐、更关键但也更敏感的“社会内涵”。
走出 318 的荣光
我们焦虑地感受到：这场运动的“成功”很反讽地成为我们的枷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
必须忘记 318 以及随后而来的“成功”。我们必须认识到，就组织强度、掌握社会结构
性问题，以及提出具“社会内涵”之诉求的能力而言，社会运动的“条件”其实在 318 前
后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318 前存在的困境，318 之后依然存在。那些因偶然的成功占
领而一夜之间被重新燃起希望的人民，对社会运动及社会运动者充满玫瑰色的瑰丽想像，
但残酷的事实是：以当前的社运条件而言，“后 318”的运动并不会更顺遂。组织深化、
素人培力、捕捉台湾社会结构问题的理路、提出社会内涵等具体的工作，仍须扎实地进行
，且唯有如此，才可能替下一次的大型激情群众集结，甚或是下一次占领，创造更有利的
条件。
但这些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激昂亢奋的社会期待却可能在短期内因遭逢执政当局的镇压
或漠视而受到严重的反挫，或因为发现深切期盼的“社会运动”竟无法如特效药一般改变
现状而受到“运动伤害”。
面对这种困境，我想社会运动者应该开始对 318 占领行动及后续的社会运动方向进行检讨
与反省，让台湾社会以及许多“社运素人”能了解局势的艰困，不至于过度乐观而在失望
之余耗损能量，进而认识到思考长期组织工作，以及提出具体“社会内涵”的重要性。
在宣示“出关播种”之后，或许该是时候暂时将 318 占领以及后续运动的“成功”与“荣
光”给忘却，而聚焦分析 318 占领行动本身所传达的运动限制与困境，并埋头致力于创造
扎实稳固的运动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