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华 2014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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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专长为现代性、人类学、医疗行为与疾病。最有名的作品
是【我的凉山兄弟：毒品、爱滋与青年流动】。
这样的论述一方面可以用在对抗经济自由化的战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不同国家，不
同社会乃至不同文化之间，都会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资本主义”。忽略历史与文化成因，
只想“反自由贸易解决一切”的理论，注定会在这个点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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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中国回来，太阳花开的前几天，很遗憾地我缺席了。当时我人在中国，看不到中肯
的新闻，一开始还是当地人告诉我：“立法院的牌子都被砸烂了”，我当时的立即回应是
，“早该砸了”。对方被我的回应吓了一跳。然后当地人开始跟我大谈民主的问题，大谈
他们眼中的台湾因为搞民主而经济落后于中国，甚至下结论说：“太民主了不行。”“台
湾现在比不上大陆了。”我不想跟资讯不充分的人做不对等的交谈，也不想怪罪长年活在
资讯不充分的社会情境下而思考受限的人，我只简单回了两句，就让那位友人哑口无言。
我说：“中国现在的确很有钱，但你们付出了多少生活的代价？”
没错，就是对生活代价的根本关注，对于让我们对服贸有意见，对失能的政府有意见，所
以愿意暂时牺牲生活的品质，来到这里表达我们对于服贸的质疑。生活的代价，从来就不
只是经济问题而已。中国便是全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中国的经济发展率高达7%以上，世
界各国称羡，但当地人付出的生活的代价是什么？而又是什么道理让整体社会持续支付这
个代价？
过去十多年来我深入中国的地方社会做研究，而且是以不平等的社会发展为主要议题。我
也常去中国的不同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城乡发展地区、大都会，看过不少不
同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在天高但皇帝一点都不远的政治架构下，是个什么样子？我今天
就想来跟大家聊聊，分享我看到的中国的日常生活。我根本不用借用抽象的民主法治概念
，也毋须上纲到统独议题，也不需要用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方式来妖魔化中国，只需要从中
国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两岸服贸背后的价值差异。这个价值差异，正是令我深感忧
虑的，却是台湾政府、善交中国权贵的国、民两党人士经常选择装聋作哑的价值差异。
我想透过五个日常生活的例子，很快速浏览一遍中国日常生活的背后价值。
第一个例子是党国文化的例子。三月中我人在好在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推出了一个新政策，就是，中国各地的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的会议室，都要高挂五句话
。哪五句话？也就是五代最高国家领导人关于军队建设的五段话。所谓五代领导人，就是
毛邓江胡习，前四位已作古或下台的人的话，我就不提了，我们来看正在台上的领导人习
近平的重要指示是什么，他说：“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
队。”我在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的好朋友说，这种手段，反映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加码强
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习近平确立自己军头地位的手段。朋友说，这个党的军国主
义化，已经停不住了。当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国家文化价值中提升它的
经济指标。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多党政治。中国从来就宣称他们也是多党政治，只是这个多党政治是
在服从一个绝对大党的架构之下。服从一个大党是什么意思？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说明。其
他的小党，从办公室运作到代表的薪资都是由党国支付，他党的成员就相当于“公务员”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进行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简单说明，你明白了吧。这就是
中国党国对“多党政治”的定义。
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生活经济面的例子。第三个例子是在中国大都会里叫出租车的例子。最
近去过中国的人，如果是得自行解决交通问题的人，应该对于在当地的大都会中搭乘计程
车都有很痛苦的经验。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阿里巴巴或腾讯等大型的电子商务集团以
诱人的回馈金收拢了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也就是透过他们的管道来招揽出租车，他们会给
司机比如说人民币十到十五元的回馈，给乘客五到十元的回馈，结果导致出租车拒载短程
、不载临时客。而且，要搭车如果没有智慧型手机、没有把钱存在财团的电子帐号里，要
叫车成了件非常困难的事。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像台湾一样各领风骚的叫车管道？我不会做严谨的经济
学研究分析，我的理解是从中国的日常生活而来的。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很多地方都没
有装置桌上型电话基础设施的地方，都可能人手一支手机，这是很多第三世界开发中国家
的常见现象。中国也一样，所以中国产生了一家超级庞大的电话公司，叫做中国移动，后
来有了第二家，叫中国联通，但也就这两家，瓜分了中国的庞大的手机业务市场。然后呢
，两家富豪财团结合手机财团，继续制造搭乘出租车的中国式经验。腾讯的大老板马化腾
是排名第四的中国十大富豪，富可敌国。阿里巴巴占据了中国八成的电子商务，八成是甚
么概念，根据媒体报导，一家阿里巴巴的交易总额等同于台湾ＧＤＰ（国内生产毛额）的
四成。这是典型的垄断，区区几家垄断企业就把一般市民搭乘出租车这件事搞得乌烟瘴气
，人人抱怨，但没人能抵抗财团影响，但反托拉斯法好像不曾在中国社会中被认真讨论过
。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发展出一个比很多民主国家里都还自由放任的市场
，让所有人都身陷其中，抱怨却无解。除了政府，谁能对付这么庞大的财团呢？但政府并
未出手。
在财团加速的中国都市化里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四个例子我就想提一下中国
年轻人的生活。中国是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率又这么高，高到很多台湾政客、
商人常说我们的年轻人要比不上中国的年轻人了，要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了。我
有听到他们的真心忧虑，但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诠释。我不知道个别的年轻人的竞争力如何
，但我只知道，若把青年作为一个集体来看，我很怀疑中国青年跑在前头这种论述的正确
性和正当性。
可能有些人也知道，北京的学者廉思做了个社会调查，写了一本叫做《蚁族》的书，他用
蚁族来形容“大学毕业、低收入的聚居群体”，这是继中国的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
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蚁族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
材销售、广告行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他们平均
月收入低于人民币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保险和劳动契约。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
，九成属于80后一代，和在场许多同学你们算同一个世代。蚁族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处或
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的庞大群体，但被主流社会忽视
。他们所居住的聚落也经常面临都市化而来的强制拆迁，所以流动性很高，他们在中国这
十多年来高速加快的都市化中，日子愈来愈难过。但因为是高等教育毕业，很多人来自农
村，曾经在故乡的小农村里是少有的秀才、状元，但如今在都市中无法功成名就，无颜回
江东见父老，只能窝在都市边陲的聚落中讨生活。
如果，一个社会要让年轻人以这样的方式，牺牲热情、牺牲对未来的想像，屈身在宏伟庞
大但高不可攀的经济体下讨一个没有尊严的生活，来成就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成就金字塔
顶端的财团富可敌国的实力，我宁愿我的国家经济平平，我宁愿年轻人不必展现这样的经
济竞争力。我当然不反对经济提升，也希望经济提升能让所有人的生活品质都能提升，但
得先看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否合理？台湾的政客、财团，到了中国，只看到大都会的繁荣
壮观，只看到十三点五亿人的商机无限，他们即使进入中国的边陲内地，也只是看中那里
更为廉价的劳工还有因法治更为腐败而容易取得的土地，多少的古蹟建筑、考古遗址、农
地、居住地因此成为庞大的工厂用地。这些高高在上的政商，在他们的经济发展蓝图中没
有一般人的脸孔，只有他的工厂可以雇用多少工人的人头数。然后还在斤斤计较不到人民
币两千元的最低工资。
这样的对比，还要告诉我说台湾的年轻人没有竞争力？我知道也许说这话的人是认为我们
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但是，就是比较这句话，请先在中国内部进行比较，再来评论，怎
样叫做具有竞争力。一个社会之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竞争，无法在庞大的经济收入中
分得一杯羹，而只有少数的人有幸往上爬，这样的发展方向是我们要的吗？我不希望年轻
人像中元普渡爬竹竿一样，只有绝少数的人才能成功挺上去。
还有，那些在这一波经济发展中成功了的人，他们都很幸福吗？我有很多很正直的中国朋
友，也有中国亲戚，也有在中国工作的台湾亲朋好友，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听到很多对于中
国发展的矛盾感受。我真的不太相信从台湾或其他先进国家去中国生活的人会觉得中国的
发展是充满福祉或幸福感的。去问那些西进的台商，那些说你们坐在这里是害怕与中国竞
争的台商，他们是不是每次回来都说台湾比较舒服。台湾除了少数地段，大部分地区都是
房屋建筑窄小老旧、城市规划乱七八糟，经济不上不下，这样的台湾为什么比较舒服？安
全感和基本信任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财富两极化的发展市场中，生活在中国的有钱人
，不用太过有钱，只要有些闲钱，哪个出门不怕？哪个不是防东防西的？很多人甚至对于
表现出助人的美德都感到犹豫，而不敢扶一把跌倒在地的人。
过去十多年，尤其是近几年，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在谈中国现在的社会缺乏道
德、人人抢钱，人人压力大，人人欠缺信仰。我不想污名化说中国的人没有道德，我相信
这不是事实，一般的人仍是平凡且善良的。但一般人表现道德的管道或表现道德的勇气的
确有明显变化。那你问为什么当地人不起来改变呢？除了长年的极权政治让人心有余悸外
，我相信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只是让人更为无力。想想看，所有的老东西、你熟悉的
东西都拆掉，你的身心要不断应付调适不断改变的生活空间，那是一件非常疲累的事。被
拆掉的地方通常会在一年、两年就盖上一大区一大区比台北大学特区还要庞大好几倍的新
高建筑，每个建筑都在比巨大、比气派，相形之下，每个人就都变得更为渺小、更为手无
缚鸡之力。在这种帝国气势般的城市发展中，人只是愈显渺小，实质的存在感愈来愈低。
没有机会高攀的多数的人，在这种宏伟的城市里屈身，只显得更为无力，只能投降吧。
最后一个例子，我想谈日常生活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和民主国家相比，中国是相对不自
由的国家，但很多中国人都会认为和以前比起来，他们今日的生活已自由太多，尤其在消
费上，真的比以前好太多了，似乎最大的自由就是消费自由。但实际上，我想连消费都不
见得自由。怎么说？你看身边的中国观光客，到哪里都在血拼，他们也许真的超级有钱，
但也不一定。普通的中产阶级一到国外，买起东西来也像是不要钱一样。因为，他们即使
有钱，但在中国买不到好东西，他们不信任中国的产品与商家。所以一有机会出国，就是
要买东西。你去巴黎精华区的香奈尔名店，里面的店员几乎都在讲中文。我到了巴塞隆纳
，一个人要去晃大街，但我不会说西班牙文，当地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你要是迷路了，
就随便到一家精品店，里面一定有店员会讲中文。”
那不血拼的人呢？我们来看电影和买书这些事，你一定知道，在中国是上不了脸书的，当
然，有办法的人会翻墙。网络在中国是受管制的，但最受管制的其实还有电影与出版。中
国出版的审查真的令人痛苦，我也是受害者，我写的中国研究的书，始终通不过审查。但
这还不是最糟的，看电影，中国的电影审查，从剧本开始到完成制片，一个关节不对，不
让上映就是不让上映。但是政府想要推广的影片，即使戏院没有空档，也会帮你排除万难
。还记得前几年3D电影阿凡达势如破竹的票房吗？在中国一样热门，但同时中国政府要广
推《孔子》这部电影，于是下令不是3D的戏院，要下映阿凡达，换成孔子上映。
今天举的这五个日常生活的例子，从党国文化、多党政治、叫出租车（垄断）、年轻人的
生活、还有日常生活的自由，都是非常普通的生活例子，但都说明了是什么样的价值主导
了中国的日常生活。那种价值包含了持续揭橥的党国霸权主义、庞大的资本垄断、对公民
精神的压制、对人的基本尊严与福祉的漠视。与此同时，政府用高大坚固的硬件与不断攀
升的总体经济数字，创造高耸的经济金字塔，令众人臣服膜拜，谁在金字塔面前不会觉得
自己的渺小？然后觉得自己的国家好伟大、好有希望，然后就可以继续容忍这种价值来左
右他们的生活。
所以你应该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与社会有了些基本想像了。2014年的今天，中国
政府仍要最核心的国家武力拜一样的神主牌、重复记诵一样的话语。中央一统联播新闻的
媒体天天放送为人民服务的好官事蹟、还有经济如何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愈来愈好的讯息。
每次我在中国时看电视时，心里都在想，烦死了，老是喊人民、人民的，他们应该是公民
，不要老是把他们当成党国口口声声中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我其实对人民这个词是
有点感冒的，即使在台湾，我都只愿意被当成公民，不愿意被当成任何人口中的人民。
所以我想请问台湾的政府、政客和财团，和有着这样日常生活的国家在打交道时，不需要
注意彼此的价值差异吗？这些价值差异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往来发展吗？
有人说我们逢中必反，我完全不同意。至少我从来不逢中必反，而且相反的，我对中国有
高度的理解兴趣，但我认为逢中必当谨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个人在跟中国、尤其是
中国政府打交道时不会提高谨慎，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不知道这一点。去问问台商，不管
是希望签订服贸的或是反对服贸的台商，请问他们，在和中国打交道时，他有没有觉得哪
里不一样？有没有必要提高警觉？去问我们的海基会官员、去问我们的外交官员、去问我
们的各级政府官员，在跟中国打交道或靠近时，有没有必要谨慎敏感？如果答案都是有的
话，他们会说自己是逢中必反吗？我们不需要妖魔化中国，我也认为这个世界应该给中国
时间和机会，因为毕竟那里有这么多的人口，我们也希望那里的人能活得有尊严，我们也
不可能不和中国这个密切相关的邻居打交道。但是，在往来之际，我们也不该对中国经济
发展中显现的价值盲目以对，而仅任由经济这只手来摆布我们的生活代价。
经济这只右手，一定得有抱持某种价值的政策的左手来辅助实行，双手必须并行，这从来
就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希望台湾的政府、政客和财团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自由市场等
同于放任财团。
很多人应该都读过经济史学者Karl Polanyi的《巨变》，这本书引发的一个关于经济制度
的辩论，就是经济行为是镶嵌于各种社会制度与道德规范等价值之中。Polanyi把市场看
作广义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体又是广义社会体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本身不
是社会的终极目标，而是达成终极目标的手段。简单说，赚钱不是目标，只是达成目标的
手段。所以，如果经济的手段反而可能违背社会目标，那当然就不是合理的手段了。同样
重要的是，在赚钱之前，我们一定会想好赚钱的目标是什么？
Polanyi以降的讨论，凸显了一个常被宣扬自由市场的人刻意忽略的事实，就是，即使是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也不例外，经济也是和各种价值挂勾，包括良善的或有问题的价值。不
同社会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运作逻辑不见得完全一样，不是只有所谓的市场那一只手在运作
而已。比如说，在台湾，财团联姻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常见现象？这个门当户对的古老逻辑
，到了今天一样大起作用。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没有社会主义集权控制的背景吗？美国的
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吗？其实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一种道德经济，背后掺杂
了各种价值与信念一起进入市场。
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庞大的经济体所展现的价值文化，也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
中可以看到的价值，不论好坏，是造就中国经济成长的内在因素，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在面貌。从这种价值出发的中国资本家在进行国际合作或投资时，其中的资本与市场运
作不可能与这种价值脱钩，至少短期内不可能摆脱。两岸服贸开放的行业中，有多少的行
业在这种价值圈中成长的中国财团进入后，会影响两地差异的价值内涵，对台湾以人为本
、以自由为本的价值造成冲击？这些绝对不是单纯的经济事务而已，牵动的是经济发展背
后的价值之辩。
我们虽然已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但台湾的资本主义市场发展要掺进什么样的
道德或价值，当然是我们可以讨论与决定的方向，这从来就不全然地是由市场来决定。马
政府口口声声说两岸经贸往来要“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我相信他做到积极开放，但我
对有效管理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想问的是，服贸所牵动的是一场价值之争，不只是经
济或程序问题而已，如果马政府连学生和公民聚集在此所凸显的价值差异都不能感受与理
解的话，我真不相信这个政府有理解差异的能力，也不相信他们有有效管理中国可能带来
的经济与价值冲击的能力。今天学生和公民在这里呼吁朝野要尽速推动〈两岸协定缔结条
例〉草案法制化，并在修法过程中纳入征询公众意见之管道机制。我们在这个公民广场推
动公民审议，就是要告诉政府我们要的生活价值是什么，请不要再以经济数字或行政程序
来回避根本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