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辩证得精采无比的人生故事──蒋经国与他的台湾岁月
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国民党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台湾人。
他的父亲人们通常称为蒋委员长，但由他亲执教鞭的黄埔一期至六期学生则
相较有那么点亲暱的特权而称他为“校长”。人们比较少知道的是，在广州北伐
前，他被当时国共合作下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视为理念相近而可以合作的“红
色将军”，当时在国共合作时共产党人明显地比起老国民党人活动力强些，许多
人会觉得共产党的理念可以带来更大的政治能量乃自然之事。也就在广州国共合
作尚未北伐前，他的父亲将他送往世界革命的祖国苏联留学，这个决定，永远地
改变了他与台湾的命运。
我们无法确知他是否曾经在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加入苏联共产党──值得玩
味的是，为什么苏联会将意在推动世界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大学命名为“中山
”大学？──但根据学者的考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依
照中共答案蒋中正的条件，他被苏联送回中国，当时，他的入党申请已经送到莫
斯科，但史达林考量国共合作的需要故亲自驳回了他的入党申请并送他返国，然
而，他被下放西伯利亚工厂劳动乃因被当时也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共党人王明指控
为托派，因而他很可能曾经入党或者参与苏共外围团体活动，毕竟，只有基督徒
或者慕道友才有可能被指控为基督教异端信徒，因而，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共产党
员，而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然而，那是一战后理想呐喊的年代，左翼与共产党
就像台湾戒严时期阅读党外禁书一样有一种兼具追求理想与突破禁忌的青涩美丽
的青春滋味，我们其实不必以过度恐惧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曾经信仰共产主义的蒋
经国，许多人不也曾说过，三十岁以前不曾信仰共产主义，是一种冷血，三十岁
以后依然信仰共产主义，是一种愚昧。
他赴苏留学后不久，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变，他的父亲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但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统一中国与实现三民主义，蒋
中正依然于1926年7月发动国共合作的北伐，由于中共党人在北伐军进攻沿线发
起大规模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土地改革运动，北伐军势如破竹地打败了吴佩孚与
孙传芳，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策略终于有了成果。然而，一如每一次右派改革派与
左派合作的革命总会面临右派改革派的背叛与革命果实的争夺，中共在北伐军所
到之处掀起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得许多具有地主背景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极度不安，
1927年4月，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支持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在南京另立党中立并建
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红色将军蒋中正结合地主绅商势力发动清党，武汉方面
的汪精卫眼见陈独秀与鲍罗廷无力有效控制中共党人激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展开
和平分共，当时正逢列宁死后史达林与托洛斯基争夺苏共领导权激烈斗争之时，
史达林为了证明自己世界革命高潮已经来临的激进路线正确，遂下令中共以全面
城市暴动做为对国民党清党的报复行动，错估情势的盲动主义时期暴动换来蒋中
正的无情镇压，包括北伐时建立首功的叶挺以及曾参与蔡锷护国军的朱德等中共
党人在暴动失败后相断逃往偏远农村落草为寇重建革命根据地，或许因为人在莫
斯科感受庞大压力，蒋经国发表文章痛批蒋中正背叛革命。但随着掌握情治单位
与主管内部安全工作的史达林斗倒掌握红军的托洛斯基，史达林为巩固政权而针
对包括红军和学校等苏共组织展开史达林大整肃，蒋经国被中共党人王明指控为
托派，险被处决后被下放西伯利亚工厂劳动。历史总是充满了反讽，为了牵制日
本以免苏联必须在欧陆与西伯利亚两线作战，王明后来被苏共派回延安传达第三
国际指示中共与国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令，而这正是蒋经国得以返回中
国的契机，但王明后来却在抗战时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整肃失势。
回到中国的蒋经国，尽管蒋中正试图透过儒学思想教育让他看起来更像国民
党人，然而，他身上的气味终究与老国民党人很不相同，也因而不时受到老国民
党人的排挤，像是主管党务与意识型态的CC派人士便成功地阻止他出任中央党校
与中央干校合并后的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当中共在抗战时喊出“到延安去！”的
口号来号召知识青年加入中共，他是唯一懂得喊出“到赣南来！”以相抗衡的国
民党人；当国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转趋劣势，他是唯一懂得必须优先稳定金融
民生才有可能稳住局势并退保东南半壁的国民党人，只是，他的上海打老虎行动
遇上了宋美龄的姻亲孔令侃终究踢到了铁板铩羽而归，蒋中正选择迎娶代表前清
旧势力的宋美龄并与旧北洋军系势力妥协让他快速地完成表面的中国统一，但此
刻却以最讽刺的方式反噬了他的政权，如果他选择重用宋美龄或宋家等旧势力而
不是迎娶，如果他在与旧北洋军系势力妥协时能同时推动广为人民支持的合理范
围内土地改革以牵制旧北洋军系，虽然可能延迟他统一中国的志业，但或许能有
更大的施政回旋空间而不至于完全受制于旧势力的掣肘而左支右绌。历史在此又
一次地显示了它对人世的嘲讽，与杜月笙和孔令侃等既得利益势力深刻结合而处
处与蒋经国唱反调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在国府渡台初期竟然改以亲美开明人士的
面目被美国重视而迫使蒋中正重用其为台湾省主席。
1949年12月底，川西决战结束，国府中枢正式播迁来台，风雨飘摇的年代，
为了与能够有效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共产党抗衡，国民党唯有变成共产党的镜像。
而能够完成这个镜像化工程的，唯有深刻了解其原型之人。
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奄奄一息的国府生机乍现。原本国府渡台军政
官员已对局势失去希望，人心徬徨不安，国府高层为了向美方展示改革决心以争
取美援而重用被美方视为亲美开明派的孙立人与吴国桢，甚至连监狱人员都对关
押的共产党人多所宽容以免中共解放台湾后被视为反革命份子清算，韩战爆发后
，美方需要国府固守台湾这个东亚冷战前哨，于是，国府再无忌惮，马场町自此
枪声不绝。
1950年7月，为了避免重蹈国府大陆时期军政派系林立的覆辙，国民党展开
改造运动，建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列宁式政党。改造运动在政治上的斗争目标是
大陆时期掌握党务与党意识型态甚至还掌握了情治单位中统局（中央党部调查统
计局）的保守派CC派──日后陈立夫会出版《四书道贯》并非偶然，但在整个改造
运动的制度设计里，国民党变得比起联俄容共时更加地像个列宁式革命先锋党。
改造运动确立了国民党的党内民主采取“民主集权制”，而对列宁式政党不陌生
的都知道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依此“以俄为师”而建立了祕密活动的各级
党政军单位中的党小组，并建立孔知忠等知青党部，主要目的在于总结大陆时期
国共斗争失败的经验，希望透过党组织的严密组织与中共组织对抗，而由于希望
广泛地吸纳知青、工运与农运力量，除了国民党的知青党部以及与共青团极相似
的救国团，国府也在台湾成立了与共产党相似的由党国掌握的全国总工会以及各
地农会组织，并在国府军队里建立了类似共产党军队政委系统的政战系统，此外
，国府在台各地方的县市党部主委的实质权力高于当地民选县市长而甚至可以召
来县市长并加以严词痛批也让人想起共产党在地方层级的市委书记权力高于市长
的情况，而整个国民党党国体制 (party-state system) 的决策中枢乃是由国
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策后交由行政院执行，则不禁让人想起共产党党国体制的
决策中枢乃是由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策后交由国务院执行。
与中共的党国体制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乃是一套社会控制机制以及
统治机器藉以吸纳各界菁英以扩大社会基础的统治机制，像是知青党部与救国团
就好似美国大学里的骷髅会等菁英份子接班团队而不像在校园里狂热地宣传煽动
党革命理念的早年共产党青年，国民党缺乏革命民主政党的意识型态传统，因而
其党国体制也就不至于像中共的党国体制一样在狂热的革命意识型态之下铸成大
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大错，而主要地是一套社会控制的机制，这或许因为蒋经国
终究无法彻底改造国民党的体质，也或许因为蒋经国有意地将党国体制侷限于特
别权力关系里的群体而不使整个社会过于深陷，这使得日后体制内与体制外民主
改革相互激荡竞合时，体制变革有了较稳健的可能。
为了建立蒋经国的接班地位，蒋经国一如史达林首先必须控制情治单位，国
府渡台之初的1949年，蒋经国便在总统府 里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统制各
情治单位，随后则开始逐步地整肃与收拢山头林立的各情治单位的实权。1954年
，蒋经国透过其留俄同学与老军统郑介民的协助斗倒了保密局长毛人凤，因此掌
握了由军统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转型而来的保密局，保密局随后改制为
国防部军情局并退出政治侦防工作而专任对外对陆情报工作，毛人凤亦于隔年
(1956年) 病逝。1964年，层峰更派任曾潜赴延安的原属军统系统的沈之岳出任
调查局长，整顿原本由CC派中统势力控制的调查局，调查局于大整肃后停止政治
侦防工作并转做犯罪调查，有趣的是，沈之岳曾陪着蒋经国在大陈各岛上山下海
，但他死后，据闻中共高层也为他举办了祕密追悼会并致赠挽联“一事二主，两
俱无伤”；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侦防工作主要由警备总部执行，名义上的警备司
令均为军人，但实际上则由蒋经国亲信、政战系统的王升主持警备总部工作；而
为了让与黄埔军系缺乏渊源的蒋经国稳住军权，蒋经国透过属于黄埔系的王升在
军队中建立政战系统，但对苏共与中共军队体制不陌生的应该都知道其军队里也
有共产党组织“政委”，此外，蒋经国也成立了退抚会并自任主委以建立与退伍
军人间的个人联系以借此巩固军权和掌握党国基层力量。
白色恐怖与蒋经国是脱不了关系的。白色恐怖时的大案孙立人案，孙立人乃
以挟美自重并向美方批评蒋经国建立近似中共军队政委制的政战系统而获罪，但
其罪名却是其亲信中有中共匪谍，其罪名令人想起史达林大整肃时对红军等苏共
内异议者加诸罪名之错乱，也让人想起文革结束后四人帮的罪名竟是“形左实右
”；不同于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大多为党国体制的局外人，白色恐怖受难者中有极
高比例是党国体制的局内人，因而相对于其族群人口比例而言外省族群的死难者
极众；大陈岛战役时有被俘失踪的女政战人员忽然在撤退前被释回，蒋经国沉思
半晌后说“处理掉”，但如此严厉对待可能受到敌方意识型态影响的己方人员的
态度，极为类似史达林大整肃时对有托派嫌疑者宁可错杀一百的手段，也极为类
似中共在“富田村事变”与“反AB团运动”时镇反肃反以求内部绝对纯净的作为
。而一如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进行异端审判的对象多为教会中人，宣称
无神的共产党其实与宣称一神的天主教一样，总是会有如泰坦般地吞噬自己潜在
不忠不纯可能的子女。特殊的非常时期，政权高层为巩固政权与反共防共采取非
常手段有其不得己，或许唯有如此才能保护台湾不被中共解放然后才有机会透过
经济与教育的发展来开启民主改革的契机，因而固然不需要也不应该事后诸葛地
追究追杀秋后算帐，但主政者与有言权者亦应了解受难者面临的巨大苦痛，而不
应说出没有戒严哪有民主的伤口洒盐话语而徒增社会不安与对立。
巩固了国府政权与自己的接班之路后，蒋经国推动了十大建设与催台青等经
改与政改，借此发展经济并消弭社会主义革命的燎原之火，也借此因应美方“拥
蒋保台”却也“防蒋反攻”而反攻大陆无望的情势下国府政权必须在台湾土地上
重建其统治正当性以沿续其生存的内外挑战。蒋经国时代也开启了台湾的社会保
险与社会安全制度如劳工保险，具有强烈反共保守主义性格的党国统治机器因而
增加了不再那么吓人的提供福利行政的新功能。蒋经国时代的经济发展让台湾人
民开始有了思考民主与权利的物质基础，于是，蒋经国时代晚期也是台湾社会运
动与民主运动逢勃发展之时。而在体制内，改造运动时被斗倒的CC派老立委由于
反共意识型态不可能被质疑却又不再获重用，遂成为极敢言的党内反对派，日后
并经常成为反对运动势力与党国间的沟通桥梁，而成为了一种还算圆满却颇堪玩
味的历史角色错位。
做为党国体制最高领袖的蒋经国终究不可能超越整个体制去支持民主改革，
否则他可能连党国领袖的地位都会面临挑战。美丽岛事件时，他终究必须等到亲
信开口力劝“血流到了地上，仇恨就再也化解不掉了”才能决策枪下留人给民主
运动留一息香火，而当林宅血案发生时，大批情治人员赶到现场也似可见林宅血
案极可能并非出自最高层意志，否则应该只会有地方警察人员到场以使其看起来
像窃盗失风临时起意杀人灭口，而既然蒋经国已以亲信力劝的借口改判美丽岛受
刑人重刑而非死刑以维持其一定的仍愿宽容的社会形象，也似乎不可能再以林宅
血案来搬砖砸脚，然而林宅血案的发生，却显示了蒋经国时代晚期党国体制内部
部份势力对于经济改革之后必然的进一步民主改革存在强烈抗拒，即使违背党国
最高领袖的意志而甚至破坏党国最高领袖的社会形象也在所不惜。
蒋经国时代晚期，政战部主任王升循着蒋经国的接班道路建立了刘少康办公
室，但蒋经国选择裁撤之并将王升流放巴拉圭，尽管王升在政战学校怒吼“杀了
一个王升，还有千千万万个王升”，但他依然下令“抬也抬上飞机去”。江南案
后，他宣布了蒋家人不再介入台湾政治。他原本属意技术官僚出身的孙运璿接班
，但在孙中风后，蒋经国选择了一个与他有类似历史的人物，一个“你这种人，
也只有蒋经国敢用”的人，后来这位与蒋经国一样改宗了的信徒上任时的第一篇
公开文告就引用了在台湾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政治意义的对话对象的黑格尔。
生命的最后，他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开放了党禁与报禁，也开放了因
国府播迁而终生失亲而又往往未婚的老兵返乡探亲。
他死后，遗体与他父亲的遗体一样成为承载党国反攻大陆神话的道体。他的
接班人展开民主改革，果不其然地遭遇了部份党国内部势力的强烈抗拒，他的接
班人李登辉于是透过与新兴的民主运动势力以及党国内部地方势力间的合纵连横
来推动宁静革命，但由于技术上仍难免缺失而引发社会对于地方黑金中央化等质
疑，加以未能选定外省籍宁静革命参与者做为接班人以化解省籍情结并稳定人心
，宁静革命终究遗留了未完成历史进程的遗憾。他生前说过“我也是台湾人”，
然而党国内部终究有着期待反攻大陆的势力，于是混杂着对李登辉施政失误的不
满成立了新国民党连线并最终出走成立新党，有趣的是，新党终究有意无意间从
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保留了融合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纲中较柔性而提倡社会
分配正义的部份以形成其“课征土增税”与“小市民代言人”等政纲。
他的时代留下的历史仍在现在进行式地发展中，现在尚难逐一评论。
但让我们记住他最后的身影。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国大会议，面对新成立
的民进党国大的大声抗议，他没有发怒，没有动用警察权，他只是微笑着，挥手
。他最后的身影宣示了党国最高领袖对于民主改革的肯认，也向党国宣示了必须
对民主改革宽容放行。“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
笑”，可惜写下这动人词句的历史人物终究缺乏那样的肚量，以至于在生命的最
后二十年亲手毁灭了一生辛劳建立的革命成果也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的灾难与痛苦
，但在蒋经国最后的身影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肚量，看到了他的微笑道别。
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国民党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台湾人。
我想，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历史人物。
原文转载自原PO部落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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