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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ionysus (因信称义) 看板: Warfare
标题: [讨论] 从大正民主到解除戒严──反共防左一甲子
时间: Tue Jul 9 10:54:35 2013
《从大正民主到解除戒严──反共防左一甲子》
(兼评郝柏村战史著作《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
近日来拜读王明珂先生的《游牧者的抉择》一书，王明珂先生透过引介前苏
联学者于二十世纪六○至七○年代间针对中亚尚存游牧部族研究的进一步理论分析
的架构，提出了历史本相与历史表相这组相对名词来说明汉代匈奴在生态经济压
力下（历史本相）必须以南下牧马或者归降互市等方式取得长城线以南资源的政
治行动（历史表相），然而，有趣的是，王明珂先生即使阅读与参考了前苏联学
者的研究与论述，却仍然在著作时刻意地避免使用以生产方式做为历史底层结构
(base) 和以政治和文化做为历史上层结构 (superstructure) 这组较广为人
知但具有马克思主义方法学色彩的相对名词，令人不由得感受到台湾大历史的复
杂过往依旧形塑了做为较年轻学者的王明珂先生的思维和论述。
无独有偶地，本人前些日子拜读郝柏村先生所著《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
- 1949》一书，一方面感到钦佩，自从国府兵败东渡以来，这是首位曾参与国
府大陆时期军事的高阶将领终于能够突破国府迁台以来对于国共内战成败因素讳
莫如深的高度禁忌，透过蒋中正日记的解读试图诚实地检讨和面对国府在抗战胜
利后的短短四年间面临军政经全面崩溃的种种国府中枢军政失策，而不再过于简
单却逃避责任地全都归咎马歇尔调停、中共煽动群众、中共潜伏间谍或者国府内
部地方派系对蒋掣肘，但另方面，却也在字里行间读到一位外省籍国府军政要员
对于中共有着强烈的不安与排拒心理。
郝先生在书中多次引用中共的资料，均有意无意间更动了其字句，照理说郝
先生读过相关资料原文，著书时即应该会直接引用原文，即使记不得也应该会再
去查证才是，其脱误显非单纯的文字书写上的错误，而可能有更深层的对中共相
关资料的排拒心理作祟。
郝先生提及中共的运动战策略时提及中共策略是“存人失地，有人有地，存
地失人，人地皆无”，但原文应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郝先生提及中共自三湾改编以降的军纪要求是“三项纪律、八个指示”，但
原文应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郝先生提及中共因应国府自国统区调集大军
对中共解放区的进攻而采取“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的策略，但实则是中共
在瓦解国府大军在内战初期对中共解放区的多次进攻而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为
遏止国府不断调集大军进攻中共解放区造成社会经济的广泛破坏，即使被中共解
放军击退但国府却能自未受战争破坏的国统区重新征集大军反复进攻与破坏，乃
采取强渡黄河与挺进大别山的“把战火烧向国统区”策略。
除了单纯的引用错误，郝先生有些引用错误之处搭配其书中论述，似乎也对
于中共之战略思维有所理解不足之处，例如，郝先生提及中共对国府军采取“阻
援打点”策略，但原文应是“围点打援”，而在此点上郝先生似乎不只是单纯引
用错误，甚至可能误解了中共的运动战战略思维而以为其重点在“打点”，实则
粟裕的“围点打援”的核心概念应在于“打援”而非“围点”，也就是透过围点
吸引其他国府部队救援，从而打乱国府大军对中共解放区的攻势部署作战计画，
并使中共野战军得以摆脱国府大军的尾追聚歼并进而相机夺取战场主动，在此郝
先生似乎受限于国府正规军参谋作战训练的较僵化思维，依然过于侧重对城市与
交通据点的点与线的争夺而对于中共的运动战灵活战略思维有所理解不足。
再者，郝先生虽甘冒大不讳而著书讨论国共内战时国府中枢军政决策不当之
处，但似乎仍有些许“为尊者讳”的情况，例如，郝先生在书中提及国府中最重
要的中共地下党人乃桂系白崇禧所推荐的刘斐并以此为蒋中正来台后软禁白崇禧
开脱，但实则刘斐乃由真正关键的中共地下党人郭汝槐所举发以自保，而郭汝槐
乃是黄埔五期的天子门生爱将，蒋中正直到在大陆时期最后一战的川西决战时才
因其在宜宾阵前起义而惊觉，似有识人不明以及对部属的个人感召力与领袖魅力
不足之处。
最后，郝先生对于为何国府在抗战时能够得到人民主动支持但内战时却连帮
部队带路的人都找不到仅以蒋中正与国府军“未能掌握战争的社会面”一笔带过
，认为国府大军进攻中共自抗战时起便长期经营的苏北山东老区无法获得支援乃
因中共长期经营与控制群众，但却无法解释为何内战中期才建立的大别山一带二
十多个中共县级政府仍然能够在中野刘邓大军转战他地后仍然因为推动土地改革
等措施争取群众支持而能够继续维持住，更无法解释抗战时国共在华北等沦陷区
敌后根据地时相摩擦，但结果往往是推动土地改革的中共游击队赶走了由地主军
绅势力组织的国府游击队，而“未能掌握战争的社会面”的轻描淡写，却避开了
一些极尴尬的事实，像是国府大军攻入苏北和山东的中共老区时，便不顾蒋中正
要求承认中共自抗战时期以降历年土改分田后土地所有权现状的手谕，组织了“
地主还乡团”，这些抗战时逃亡大西南的地主土地往往早已被中共和当地民众土
改分配了，他们还乡时不但依恃国府军队和自组民兵团夺回土地，为了报复土改
分田更对参与土改的许多翻身农民采取酷刑虐杀的血腥威吓手段，像是将参与土
改的农民全身埋入土中只余头颈露出地面，然后以犁耕过而将之斩首，甚至戏谑
地将此酷刑称呼为“耕者有其田”中共当时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区的土改政策名称
便是“耕者有其田”），如此血腥残暴的行为，使得许多原本以为可以保留土改
分田而心存观望的农民愤而死心塌地拥护中共，郝先生的一句“未能掌握战争的
社会面”，实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许多贫苦民众的苦难故事。
郝先生书中诸如此类的值得讨论之处颇多，本文主题既非对郝先生著作评释
或勘误，便不一一详述，然而，郝先生书中读来，仍然对于中共有着许多未说出
口却表露无遗的排拒心理，甚至不愿承认1949年以前中共在组织和政策上相较于
当时的国府有其优点与过人之处才使民心向背。
同样地，马英九总统多次提及国府军乃抗战唯一主力，无可否认的是，国府
在对日抗战中担负正面战场的重任并承受日军主力部队猛烈攻击，其死伤惨重而
将领级阵亡者两百余人，自然对于中国的对日抗战和全球反日本帝国主义同盟国
的胜利居功厥伟，但若认为国府军乃是中国唯一的抗战主力，便是无视于在珍珠
港事变前，全球仅苏联愿意提供国府军火等军事援助，原因是为了不在欧陆和西
伯利亚腹背受敌，希望中国分散日本力量而使其无法分身进攻苏联，由于中共经
国府自清党后多年军事剿共而力量薄弱，苏联于是成为珍珠港事变前唯一愿意提
供国府军事援助的国家，无视于蒋中正原本根据其对日本军方思维的理解而期待
淞沪会战粉碎日军三月亡华幻梦后日军会停战退让而让其有充分时间安内攘外和
建立更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以与日本相抗，及至淞沪一役折损国府中央军几乎全部
的包括新装备的德制师在内的主力精锐部队后，南京失守后国府中枢撤退至武汉
时蒋中正提出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乃是阅读毛泽东在国共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所提供的《论持久战》后的思维转变，也无视于中共游击队
在华北袭击伪军和交通补给要点对于日军主力部队的强大牵制作用，甚至迫使日
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大军采取“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试图扫荡
华北共党游击队。惟由此可见，马英九总统本人对于中共有其排拒与防卫的心理
，并未因个人家族为1949年后自大陆撤退来台者就对于中共与中国大陆全无戒心
，甚至毋宁是更具戒心。
此外，台湾不分蓝绿诸多论者将许多中国大陆当下的不合理现象全归诸中共
政权的共产主义思想，却忽略了更广泛的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脉络。例如，中共在
西藏与新疆等较有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较在其他不具独立意识的少数
民族地区的政策来得强硬许多，不少甚至与当代少数民族权利思潮有所扞格而固
然有其值得检讨之处，但中国自秦汉以降历代针对少数民族的边政向来就强调“
移民实边”以压抑少数民族防范边患再起而危及华夏政权稳定；中国大陆现在的
劳动权等人权固然有值得检讨与进步之处，但英国、德国等工业国家的劳动权也
不是一日而达到今日的水准，英国早年的煤矿坑便有许多身材较小而便于在坑道
中工作的童工；中国大陆的商品品质管制较差而不时出现所谓的黑心商品，固然
应该敦促其尽速改善品质管制法规与执法机制以免危害中国大陆国民以及其出口
国国民的健康，但各国工业发展均曾经历山寨品乃至黑心商品等品质较差的阶段
，战后七○年代许多美国电影便曾取笑日本车一撞一压就全毁，而台湾早年也曾被
称为仿冒王国，而事实上，做为英国工业革命起始的纺织工业的发展，最初的目
的便是为大量生产华美昂贵的印度手工印花布的廉价仿冒品；中国大陆为了经济
发展以及由于过去的威权余威，许多国内政策采取较为专制的手段像是三峡工程
的沿江居民迁徙，然而，由农业封建主义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
往往会经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国家以为经济发展扫平障碍，根据布劳
岱尔等人的研究，英国便几乎是牺牲了两代人尤其是其中的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准
才完成工业革命，然后才因城市工人阶级权利意识的萌生而回过头来改善劳动者
的生活水准与劳动条件，不难想像中间两代人的工业化过程之痛苦，其间产生的
回归美好过往田园生活的想像或者贫苦民众要求改善生活水准与反抗压迫的暴动
便是透过绝对主义国家的压制才得以维持工业化进程的持续，中共的威权统治当
然应该要追求改革，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也绝对是一个可欲的目标，但衡诸世界
历史，似乎“告别革命”而追求体制内的抗争与渐进改革才不会再度陷入反复革
命血腥斗争而使人民生活更为辛苦、国家发展更为迟滞的可怕困境，毕竟，革命
成功者往往相信自己有天命或者相信其为人民流血牺牲奉献因而值得人民为其牺
牲奉献，小者贪污腐败、大者杀人盈野而犹自以为理由正当，同盟会革命后的大
陆时期国民党如此，所谓解放之后的共产党亦复如是。
为什么台湾不分蓝绿不分族群的人群，对于中共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排拒情
结呢？主要的原因便是台湾自日据时代直到解除戒严之前统治者长年的反共防左
血腥镇压。
一战之后的经济复苏荣景在日本造就了大正民主时期较宽松的政治文化，对
于自由派和左翼运动的管制相对有所放宽，在殖民地台湾也是如此，因而造就了
蒋渭水所组建的台湾民众党竟然能够在殖民统治下组织结社而代表台民发声，连
温卿和林献堂还能进一步为了左右路线问题进行辩论，甚至台湾共产党虽不合法
但仍以各种形式组织参与各地农民组合，左翼人士被补审判时尚且有日本辩护士
来台为其辩护，可谓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手段最温和的时期，然而好景不常，不旋
踵世界经济因1929年起的大恐慌而再度陷入周期性的低潮，日本明治宪法内在的
军国主义缺陷浮现，例如，明治宪法规定军部独立于内阁之外而直属天皇，于是
当军方对于组阁党派的政策不满时便可以透过不提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单等
方式便其组阁失败，加上日本经济持续工业化使得以旧时代武士和较低阶土地菁
英为首的少壮派军官的社会地位降低而日趋激进，屡屡对日本首相和阁员发动暗
杀，日本终究走向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之路以缓和内部阶级矛盾并巩固增进既有
统治阶级的权力，在日本国内镇压了包括德田球一等左翼势力和自由派势力，在
殖民地台湾也长期关押台共的谢雪红等人并迫使包括台湾民众党在内的台民组织
结社解散或者改为殖民者喉舌。
战后，沿续抗战时国共合作的气氛使得包括谢雪红和中共省工委等左翼势力
恢复活动，但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和全面内战的爆发，国府扩大对左翼势力的血
腥镇压而终于爆发二二八事件，许多自由派知识份子乃至于只是参加左翼读书会
的青年均无辜被牵连而成为恐共反共镇压中的牺牲者，而随着国府在内战中全面
失利播迁来台，蒋中正虽然后悔莫及地认知到对共斗争不能采取单纯只用军事武
力进剿的方式而应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对于可能存在潜伏共谍的强烈
恐共症心理想像仍使其发动了对于任何可能具有左翼倾向各族群人士均不论思想
或行动均一律血腥镇压的白色恐怖，其中又以自大陆撤退来台而可能在大陆时与
共党相关人士有所接触的外省籍人士往往最容易成为反共白色恐怖的牺牲者，白
色恐怖之下，使用红笔书写成为一种荒谬的禁忌，孔德哲学批判的学术考题成为
暗示主张批孔的文字狱，连Mark Twain和Max Weber都成为出版品审查时可能
被找麻烦的关键字。
从大正民主到解除戒严期间一甲子的反共防左，使得台湾失去了理性讨论公
共议题的另一种异议声音，也造就了上述包括王明珂、郝柏村和马英九等台湾各
界菁英人物在思想行动乃至于遣词用字上说不出口却无所不在的小警总。然而，
也正因为一甲子反共防左的自我思想检查，台湾不论任何族群人士对于中共政权
均有着相当的排拒戒心，其中可能又以家族往往为大陆地主望族而有亲人在中共
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整肃杀害的外省籍人士对中共政权的戒心最强，因
而，指控外省籍政治菁英可能“宁予外人、不予家奴”而可能在与中共接触谈判
时任意出卖台湾利益，有如指控一个人可能会与其杀父或者杀叔仇人成为最佳拍
档一样地不合逻辑。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除了思想上的阴影，也造成许多各族群台湾人民永难磨灭
的苦痛。然而，后冷战时期再度崛起复兴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毛派的共产中国，
面对新的两岸格局与实力对比，许多因素实乃并非操之于台湾内部政治与民意思
维变化的给定的外在因素，像是华府与北京对于各自在东亚地区战略利益的追求
与折冲，过度地在台湾内部以具有排他性的手段试图完全整合爱台湾民意力量的
内在因素变化以追求台湾的国际地位，其实对于主要由外界力量折冲决定的台湾
国际参与问题并没有实际的帮助。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遗留了太多的伤痛，而唯有透过更多的理解与更多对历史
情境的爬梳，才能够在伤痛之余，给台湾社会一个抚平伤口的可能，也才有可能
团结奋斗追求一个共同的未来。
以上整理本人对于台湾近现代史与未来走向的一点初步的个人看法，错误疏
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指教。
原文转载自原PO部落格文章《从大正民主到解除戒严──反共防左一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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