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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绪昌
更新于︰2014-06-09
编者按：一位山东郓城的北大优异学生，因病陷身家乡五十年代大饥荒中，逃出死亡黑潮
，闯关东求生，在冰天雪地流亡乞讨一年，尝尽人间艰辛活下来。二○○三年写成此稿，
十年未得发表，乃求助于他的小同乡、学弟六四学生领袖王丹。王丹认为此文真实反映中
国大饥荒的社会实况，作者去年已过世。特推荐予本刊。
作为一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没有等到毕业，我便加入到了盲流大军。上个世纪，从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场严重的灾难，几千万
人被饿死；我没有成为这几千万中的一员，已算幸运；但在那千里雪飘、万里冰封的东北
大地上，孤身漂流了近一年，也尝尽了流浪的艰难和辛酸。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
，一定要活下去！因为家中我还有老母、妻子和幼子。在许许多多好心人的怜悯、同情和
帮助下，我终于从饥饿的大军中走了出来。回忆那场经历，犹如一场噩梦。如今在年近八
十、重病缠身的时候，我艰难地把它写出来。虽仅是个人的一段经历，却也折射出那个灾
难深重时代的某些特征，供人思考。
北大三年级不幸退学遭遇大饥荒
我的家在山东郓城，与水浒英雄宋江是老乡。我生长在农村，家境还算殷实。祖父上过私
塾，读四书，念五经，在农村也算是个知识份子。是我们那十里八乡知名的算盘高手。从
刚刚懂事时起，我就跟着他学打珠算。七岁时就会打“九归片”。读中学时，我的数学成
绩在班里是很突出的。同学们都戏称我为“博士”，亲切地叫我“老博”。一九五五年，
我以第一志愿顺利地考取了北京大学数学系。能在这座数学的殿堂里学习、深造，我如鱼
得水，感到十分的惬意。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可是，正当我以饱满的热情、全副的精力投入学习时，不料，“后院”起火了。
我在九岁时，由父母做主，给我订了婚。十二岁那年，家里将比我大八岁、年已二十岁、
缠着小脚的女子娶进了门。我没有反抗，也不懂得反抗。双方的父母都没有把子女的感情
放在心上。而是尽早地给家中“招聘”一名劳动力。因为我是独生子，父母缺少干活的帮
手。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夫妻之情；她这个二十岁的新娘子也完全不可能爱上一个十二岁的
毛孩子。结婚后不久，我便离开家，到一百多里以外的菏泽去读中学，每年只能在寒假和
暑假时回家。我到北大读书，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她多少有点文化，在村上比较活跃，
也算是个风流女子。嫁给了我这个嘛事不懂的“小女婿”，她心中的孤寂、痛苦也可想而
知。因为我长期不在家，她便时常住在娘家。久而久之，她便同一位医生来往频繁，关系
暧昧，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得知这一资讯，我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离婚吧，当时
已经有了儿子，我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进了北京，怕人骂我“休妻”，是“陈世美”
；不离吧，又如何能过得下去呢？真是酿成了一个既不能过、又无法离的尴尬局面。因此
，我非常苦恼，实在难以承受，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后来，我与妻子还是离了婚，儿子判
给了她。
由于多年的折磨，我的神经衰弱症日益严重，再也无法继续学业，医生建议我休学静养，
于是，一九五八年，即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便回到家乡休养。
那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非常好。农民喜气洋洋。但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
等歪风邪气迅速刮遍大地。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全都吹出来了：亩产千斤甚至上万斤
者亦有之。接着全民大炼钢铁兴起来了，全民大办水利也兴起来了，全民大办之风，热火
朝天。共产风刮得昏天黑地。农民的土地、牲畜连房屋、树木、农具以及锅碗瓢盆等等，
也都统统充公。公社要办一所红专中学，领导上让我到这所所谓的学校去当老师。村里的
劳力几乎被调光了，只剩下了老人和妇女；有时连中青年妇女也调走了，秋收的季节，许
多庄稼也就没有收获上来而烂在地里。百年不遇的好年景，由于胡折腾，丰产没有丰收，
实在令人心疼！还号召“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处处开伙做饭，全部吃饭免费
，等到秋后分配时，已经是所剩无几了。但是，上边就按浮夸的天文数字征粮。把社员的
口粮压了再压，一点保命粮也被掏空。结果，饥荒开始了；进入一九六○年，大饥荒就迅
速地蔓延开来，一发不可收拾；不仅饿死人的事屡屡发生。我那个村的一户人家有三个孩
子，竟然把最小的孩子弄死吃了。全村人得知这个消息，除了摇头叹息，也都无可奈何。
面对这种情况，没等病症痊愈，我便提前回到北京大学。在这全国上下都闹粮荒的岁月，
北大也不能幸免。学生的粮食定量被削减。男同学定量是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女同学是二
十八斤半。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蔬菜也很少，这样的粮食定量就非常不够了。有些
同学开始浮肿。这时候，大搞教育革命，学生以及教职人员都要进工厂，到农村，去从事
体力劳动。我们数学系被分配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与工人“三同”，我们没有技术，只
能干笨重的体力活。我干搬运铁块推车的活，劳动量很大；一天干下来，很累很累。说是
和工人“同吃”，也是假的，工人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四十八斤，有的五十斤；我们学生仍
是三十二斤，干了近三个月，大部分同学的身体都垮了，百分之九十的同学出现浮肿。我
们被召回学校。大部分同学慢慢恢复了健康；只有我，病情一直没有好转。浮肿一直不能
消失；又发现肝脏肿大，整天躺在宿舍里，不能上课。我决定申请退学。当时，我们都很
年轻，根本就没考虑到退学的后果。数学系马马虎虎给办了退学手续。无论如何都没有想
到，退学决定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
饥肠辘辘闯关东寻找生路
一九六一年冬，我挑着入学时的简单行李，满含热泪，离开了北京大学，怀着迷茫的心情
，乘上南下的火车，回到我的故乡—山东郓城小民屯。滚滚车轮碾碎了我在数学殿堂里修
炼成才的梦想。
冬天，家乡原野一片荒凉；我的家中更是冷冷清清。我病退回来，家里有母亲、我以及我
的第二任妻子。妻子用她勤劳的双手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她用家中的旧棉花，纺成线，
织成布，换几个钱，艰难度日。原来离婚时判给前妻的儿子，如今继父为了节省点口粮，
便把他赶了回来。我们家又增加了一张吃饭的嘴，日子就更加艰难了。整个社会上，大家
都吃不饱饭，各机关、工厂、商店、学校等等，都在精简人员；想找个工作，完全没有了
可能。一家四口，生活无以为继。每当揭不开锅时，就到邻居家借个一升半升。这终究不
是办法。无奈之中，便将一座旧房子卖掉了，得了七百元钱。就这样，维持了全家一年的
生活。
后来，村里开办民办中学。我是一位教师，，但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在生产队记工，每
度的报酬大体上是十至二十元。这时，`风~生产渐渐恢复，公社便号召社员养猪；我
就和同事马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到外地去贩猪仔，回来销售，赚个差价，贴补家用。哪知
猪仔没买来，就被上级认定我们是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中学便把我开除了。
于是，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产队。这一年，年景很不好。我们一家四口才分到三十斤麦子
。秋收之后，情况更糟，只领来五斤高粱穗子。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我心如刀绞。思虑
再三，我决定去闯关东。
闯关东，是我们鲁西南人祖祖辈辈的求生之路。每每遇到天灾或战乱，这里的百姓便拖儿
带女，扶老携幼，有的挑担，有的推车，举家去东北逃荒。在漫漫的流亡路上，多少人倒
在了半途中；也有幸运的，到了东北，通过艰苦奋斗，安下家来。毕竟东北大地，地广人
稀，有着扶危济困的传统。那方黑土可以养人。
一九六四年，秋去冬来。我和同村的一位十七岁少年，背上一床破棉被，一条旧床单，怀
揣三十元钱，走上了通往关东的艰难之路。准备投奔一位同乡。
一路上，我们碰到了许许多多闯关东的人。都想去地广人稀的地方，极左路线的统治稍微
薄弱一点的地方，寻找一丝生机。于是，在六十年代，东北北大荒的土地上兴起了盲流潮
。我这个来自山东的北大学子穿行在盲流大军中，似乎也没有很多的感慨；思绪也像这初
冬的东北大地一样，早就冰封麻木了。
我们乘火车首先到了安达，也就是如今的大庆油田所在地。在车站等待换车时，我的小伙
伴被一个中年男子骗走剩下了我一个人该到哪里去呢？经过一番搜肠刮肚的回忆，我决定投靠我的一个亲戚；他在拜泉县。有民
谣说：“拉不完的拜泉，填不满的安达。”形容拜泉生产的粮食多，皇天不负苦心人。几
经周折，我终于在拜泉找到了我的那位亲戚。不管怎样，人家还是收留了我。但我找不到
活干。想帮人割苇子，换二十斤小米。可这是苦活、险活。没有同伴干不了，我只得告别
亲戚，继续寻找生路。
从拜泉出发，经过伊安县，来到了林甸。一路行走，一边讨饭。东北人很豪爽，也很热情
。每天到吃饭的时候，有过路人登门，主人会很热情地迎出来，什么也不问，便把客人让
进屋，说：“上炕吧，暖和暖和！”东北因气候寒冷，家家都有一个大炕；睡觉，吃饭，
待客，都在炕上。然后，便递给你一支烟。因为来人往往都在野外走了很长时间，冻得已
经不能张口说话，待抽完一支烟后才能缓过来。接着，便给你端上饭来。若是傍晚，主人
便会留你住下。一家老小同睡在一个大炕上，陌生的客人也不例外。我走了好几天，天天
都是这样。
为了一口饭在东北四处流浪
在林甸，我找到了另外一位亲戚，住了两天，歇了歇脚，又踏上流浪之路。前路茫茫，不
知去何方，也不知去找谁；脚下有路，却无处可投。说起来，应该感谢东北的父老乡亲，
是他们给了像我这样来自关内的盲流大军以生存的可能。我一路走，一路讨饭。不知走了
几天，来到了龙江县。经别人指点，我来到一座山东人新建的村庄；更令我惊喜的是，村
民全都是来自郓城的老乡。见到老乡，分外亲切，就像一个长久在外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
。还有叫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村子里我见到了五六年就移民过来的一位远房嫂子。她
很热情地把我接到她家。这时，天已经很冷了，又临近年关，我不能继续往前走了，便在
这里落下了脚。
我成了郓城村的临时居民。
东北的冬天，季节很长，天气很冷。农民都不下地干活；年轻人呆著没事干，我便教他们
唱歌，很受他们欢迎。但唱歌总不能当饭吃呀！于是，村党支部书记出面，到各家各户去
搜集点粮食给我，大约有几十斤玉米。我借人家的锅，自己做饭吃。不管怎么样，总算结
束了“吃百家饭”的生活，安了一个暂时的“家”，过上了自己的日子。我成了这个村的
文化人；但大家都不知道我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公社让我去帮助他们出壁报，画刊头
。记得有一期刊头，我画了一个年轻人骑在马上，戴着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交口称赞。
在漫长的农闲时期，村里也有些人生法找点活干，便出去打草赚钱。他们让我也跟着一块
去。打草回来，我用打草赚下的钱买了一双棉鞋，还割了几斤猪肉，高高兴兴地到嫂子家
去过年。没想到年关又给我了一个混饭吃的机会。我给会计家写了副春联，这件事传开了
，许多家都请我去写；给谁家写，谁家就请我吃顿饭。
开春以后，我们组成了一个生产队，划了一片荒地，准备开荒种地。村领导很支持，还借
给我们一些粮食，以临时充饥；没有住处，便给找了一处废旧的房子；没有火炕，我们就
睡地铺。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大家还是很高兴。指望春天到了，肯定会有收获的。不料，
好景不长。干了不到一个月，公社便下命令，取消了我们自发的生产队。我们只得散伙，
重新踏上流浪之路。不过，我总算有了郓城村这片“根据地”，这里有我嫂子一家人；当
我在外边走投无路时，还可以回来的。
我们六个郓城老乡结成一伙，到处去找工作；只要给碗饭吃，什么活都干。曾经和过泥浆
，垒过墙头，盖过房子。因为找活的人很多，找活就越来越困难。我们六个人一商量，就
乘船渡过一条河，到了内蒙古。蒙古人说话，哇哇啦啦；连说带比划，勉强可以交流。但
他们的饭，实在吃不习惯；天天喝羊奶，也享受不了这份“福”。可干的活也不多。我们
便又回到龙江县。这时已是一九六五年春天。我们住在一个打鱼人的窝棚里；没有粮食，
便天天捞鱼，用清水一煮，放一点盐，一日三餐，靠鱼充饥。因为没有粮食，总觉得没有
吃饱。只能又去沿村乞讨。堂堂六个壮汉靠自己的双手，竟然挣不到一顿饱饭！
讨饭不能成群结队；不然，人家会怀疑你们是抢劫团伙。于是，我们便分成两人一组；我
和小马是一组。开春以来，关内来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家便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不招待
我们。我们想出一个办法，装成是串亲戚的行路人，想“找”顿饭吃。人家一听，很同情
，便开了门，请上了炕。一顿饭就这样解决了。大家就用这个小花招，解决了不小的困难
。
在流浪过程中，同伴们，小马除外，起初并不知道我曾是北大的学生。有一次，我们在一
家打工，主人家有一个马蹄表，每天快走两个小时，他准备拿到城里去修。我说：“拿过
来我看看。”主人说：“修好了，送你一盒烟。”我把表打开一看，原来是油丝错位，一
拨拉就好了。主人很惊奇；大家才知道，我原来是一名大学生。大学生不仅会修钟表，扳
手腕也是能手。每天晚上，玩扳手腕。个个都扳不过我。原因是我利用了力学原理；身体
的各部位要协调配合，要使用爆发力。当大家知道我曾是北大的学生时，便情不自禁地问
我，为什么不去读书，教书，而来到这个地方吃苦；我说出了原委，他们也只能摇摇头，
感叹两声。
在东北打工无著，实在难于安身，我便计画回山东老家。听说我要返乡，郓城村的一些乡
亲还舍不得我走。第四生产队认为我为人老实，干活卖力，又有文化，便决定吸收我为正
式社员。大队党支部请求公社批准。眼看我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不料，公社断然否决
了郓城村的请求。因为我给毛主席写过信。
斗胆写信寄北京，被拒居留
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我在郓城村暂时落下了脚，生活稍微安定了些，思想却波动了
起来；心里边翻江倒海，思索了很多问题。
我第一次休学返乡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农村的实施过程，有刻骨铭心地感受。
后来复学回到北大，我曾多次想到中南海去，向毛主席反应农村的情况。我总认为，农村
的问题都是基层干部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结果；党中央、毛主席可能还不知道。但是，
当时我还不敢去反应。如今，我的眼界宽了，见识广了，又一无所有；剩下的就只有勇气
和胆量。于是，我便横下一条心，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反应农村的情况。但是，我还有所
顾忌，也有点智慧；我担心信寄不到毛主席身边，还可能引出大麻烦来。因此，我决定写
第一封信，投石问路，不反应任何问题；待毛主席那里有了回复，我再写第二封信汇报情
况。不料挂号信发出的第三天，公社就派人把我叫去，追问我到底要向毛主席汇报什么情
况；我当然不能实说，而以我的学籍问题来搪塞。他们也无可奈何。但认定我是不安定因
素，是危险分子；于是，郓城村要求留下我的申请就被他们坚决地否定了。
因为给毛主席写信，我失掉了在郓城村第四生产队的居留权。当时能在东北定居，就意味
著全家有饭吃了。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呀！这比中国人拿到美国的绿卡还重要千百倍。
虽然如此，但我绝不后悔。从公社回来后，我写了两句诗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李鬼李判继踵过，
雄鹰贞雁缚双翼。
李鬼李判之流的小人如过江之鲫，接踵而至；而似雄鹰贞雁的君子则被捆住了手脚，难于
动弹，怎能不令人心寒！
押解之下重回山东故乡
一九六五年的春夏之交，在关东流浪了九个月之后，我两手空空地踏上了回家之路。我乘
车从龙江县前往齐齐哈尔，在中途一个叫佛尔基的小车站上，被车站巡警收容了。他们认
定我是盲流份子，要强行遣送返乡。没有办任何手续，就把我送进了收容所。
这里被收容的人很多。每个人都得在这里干活，一直干到所得报酬足够遣返的花费为止。
我很幸运，第二天便被赶上了去山东的火车。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买了张到济南的火车票，去看望我的同学李传明。原来他已下放到
济南汽车修配厂，一边劳动，一边给工人讲政治课。当我找到他时，两人对视许久；他根
本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蓬头垢面的讨饭花子，竟是他中学和大学十余年的同窗好
友。那一瞬间，我们真是百感交集。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洗了洗澡，理了理发；还歼灭
了满身的蝨子。
一九六六年春天，经生产大队推荐和考试，我到郓城棉纺二厂做会计，每月三十元工资。
生活总算稳定下来。不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全国掀起，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县城也
不能平静。鬼使神差，我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其实，我带头造反，也并非偶然。那时，
我是迷信毛主席的，认为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准没错，我们就应该
紧跟；总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基层干部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不听毛主席的话所造成，就
应该整一整他们。我领着我们厂的战斗队押上厂里的当权派去游街、批斗。闹腾了一阵子
，到一九六七年，造反派中的临时工全部被解雇，我则留下来写检查。写了几天检查，厂
方没有向我说明原因，便派人把我押解回村，交给生产队处置。
直到八十年代，在同窗好友叶学明和韩承潢的鼎力帮助下，我先后在北京的大兴和山西的
沁县教书。十多年来，我教学认真，爱护学生，多次被评为全校、全县、全地区的模范教
师。一九九六年，作为国家的正式教师，从沁县师范退休，现在故乡颐养天年。
回顾这三十多年，我从北大学子到山东盲流；从农村社员到中专教师，历尽了坎坷，尝尽
了苦难，体味了人民大众的酸甜苦辣。对于这段经历，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今天把它写出
来，也许能为人们认识那个时代提供一点帮助。
（王丹注：刘绪昌老师此稿写于二○○三年二月
山东郓城，二○一三年十二月在山东郓城病逝。
按：王丹家乡鄄城与郓城相邻。此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