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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神父殉道升天至今已整整四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印在我心中。韩神父原名韩
度，五十年代改名为韩难度。就是为了这个名字，中共不知逼迫过神父多少次，问他“难
度”是什么意思？
韩神父是我一生最敬重和永远怀念的好神师。九十年代初期，我身陷囹圄的那两年，每当
回忆起他的德表，就感到信德和勇气倍增。
韩神父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知识很渊博。那时他在我们青年人的眼中，是位科学家。
他的住处就像实验室，到处摆放著试管和烧杯。他曾制造一个袖珍的三千年小日历，名为
“难度日历”，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教友们。那是一个多么精巧的小玩艺儿，由两个一大一
小的圆形硬纸片叠置而成，中央有一个小钮扣作中轴，纸片可任意转动，你可以找到从公
元元年到三千年的任何一天是星期几，真是神机妙算。我也获得了一个，像宝贝一样地保
存着它，但不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时，连同圣书、圣物付之一炬了。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仍对那个小日历的损失耿耿于怀，因为它是敬爱的韩神父留给我的唯一纪念品。
保定的教友最爱听韩神父讲道理，他的道理深入浅出，总是吸引著每一个人。记得有一次
他用一个三棱镜反光的例子来讲解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虽然三位一体的道理深奥莫测，
不是我们人的明悟所能理解的，但神父仍尽量使教友们懂得一些，从而赞美天主圣三的伟
大、奇妙和光荣。神父和蔼慈善、博学又谦虚，也特别爱护青少年。那时我们都愿意向他
办告解，因为从他那里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感到良心的平安。
一九五八年初，又一波大的教难就要开始。中共决定用分裂教会的方法达到铲除天主教的
目的。在四川省首先成立“天主教爱国会”，然后又在其他各省市展开。保定教区是老教
区，神职人员和教友的人数众多，一向被中共视为眼中钉。一九五八年初，中共强行组织
保定的“爱国会”筹备会议，命令所有的神父赴会，教友们也被强迫参加“学习班”洗脑
。那时我才十几岁，但也能看出范学淹主教和神父们心情都很沉重。有一天我去找韩神父
，很幼稚地问他参加“爱国会”筹备会算不算背教？神父回答说：“参加筹备会还不能算
背教，但是走进这一步，要想不走第二步势必难上加难，他们的目的就是割断教会与教宗
的关系，就像把葡萄枝从葡萄藤上剪下来让它枯死。”我又问神父，如果因为连第一步都
不走而被他们整死，算不算致命？神父回答说：“当然是致命，因为你是为保护自己的信
仰而这样做。”
当时面临中共的强大压力，神父们都很担心，就连范主教也犹豫不决，是否去参加这次会
议，唯有韩神父斩钉截铁，拒不参加会议。中共也知道韩神父顽强无比，没有“说服”的
余地，所以从来没有直接找他谈话，只是对范主教和其他的神父们步步紧逼，施加压力。
后来，范主教和其他的神父都被迫参加了这次筹备会议。
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开会，而是把神父拘留起来，一步也不许外出，更不准有人采访。中共
把神父分成小组，展开“背靠背”和“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和“面对面”是中共
辞典中群众运动（或曰“运动群众”）的专门术语。“背靠背”是指把被整的人分隔开来
，在背后进行揭发，蒐集罪证；“面对面”则是把被整的人聚在一起，当面展开攻击。主
教和神父们就这样被折腾著。
“开会”没过几天，《保定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范学淹的认罪书〉，洋洋数千字（这
张报纸我保存了许多年，但文革抄家时也被红卫兵毁掉）。〈认罪书〉的大意是，范主教
承认教会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他自我罗列了一大堆违抗政府的罪行，表示认罪，并说
“爱国会”的方向是正确的等等。看了这篇报纸，教友们深为震惊。我去找韩神父，神父
的心情也异常沉重，他眼神凝滞，轻轻地摇著头说：“主教说得太多了。”
过了一、两天的一个早晨，几个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闯入韩神父的屋内。面对这些不速之
客，神父镇静又安详，他一言未发，从坐椅上起身，面向墙上的苦像从容跪下，双臂自动
向背后交叉等待捆绑。韩神父被捕入狱了，判刑四年，但是人们从此再也没见到他：他在
狱中饱受凌辱和虐待，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而死。神父死后，由他的兄弟将遗体接回家乡河
北省定兴县固城镇安葬。说也奇怪，神父坟冢上的黄土不断被人取走，家人重新填土，填
了又被取走。这无疑是教友们把神父视为致命的圣人，把坟土的黄土也视为圣物，取回家
中，永留纪念。
我再话说从头，范主教和神父们“开会”回来后，教友们拿那篇《保定日报》给主教看，
主教十分诧异。范主教说他从未写过什么认罪书，报上的那些话也从未说过，相反地，他
一直在据理力争，批评他们的宗教政策。教友们这才恍然大悟。身为十几岁孩子的我，就
从那时起，再不轻信中共的谎言。现在我已近花甲之年，几十年的腥风血雨已使我认清了
中共的卑鄙、无耻、虚伪、凶残和贪婪，为达目的不惜任何手段来自他们十足的劣根性。
范主教虽被诬陷，但也认识到自己参加这次筹备会太失策。他说他的本意是不想与政府过
分对抗，因恐怕中共会对教会更凶狠，让教友们遭受更大的迫害。但他的想法错了，中共
决不会办了筹备会就够了。
范主教深感愧疚，几天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他在保定大圣堂内举行圣体降福时，面对广大
教友和到场监视教友的公安人员，勇敢地做了“明补赎”。主教说，他参加了筹备会议，
自己上了当，也使教友们产生困惑，给教会造成损失，他立了不好的榜样。他请求教友们
原谅，并请为他祈祷。然后，主教又明白无误地宣告，“爱国会”是强迫教会与教宗脱离
关系，而脱离教宗就不再是天主教。于是，主教又领导教友重发领洗圣愿，当主教问：“
你们弃绝魔鬼吗？”教友们用雷鸣般的声音回答：“弃绝”，在场的教友几乎全哭了，我
当时极为震撼。
两天之后范主教被捕了，从此开始了他三十年漫长的牢狱生涯。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三日，
范主教死于狱中，享年八十三岁（主教的死期，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宣布，实际的死期不详
，中共一内部人士透露，范主教死于一九九二年二月份，但政府未敢即时宣告。）九二年
四月十六日，恰逢耶稣受难日，主教的遗体由石家庄市深夜运回保定。教友们看到主教骨
瘦如柴、双目塌陷、遍体鳞伤的遗体放声大哭。范主教像韩难度神父一样，光荣地为主殉
道。
在八十年代初，范主教暂获自由的那段时间，他就计划为韩神父列真福品一事向圣座报告
。主教曾命令收集韩神父的遗物和遗骨。大陆农村的坟冢大多已夷为平地，但韩神父的遗
骨终于找到，并已收藏妥当。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圣教会历尽空前的浩劫，数不胜数的
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无数不知名的教友义无反顾地为主牺牲生命，或长年地受煎熬
，但教会仍然不屈不挠，坚实地存在并稳步发展。天主圣神和中华圣母委实不停地在眷顾
著这苦难的教会。
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若十二 24 ）一些人以为除去主教、神父，教会就会被消灭，其实恰恰相反，殉
道者的鲜血如同种子一般遍撒在人们有良知的心里，永远不死不灭。就拿我个人来说，每
当我想到范主教、韩神父和其他先烈英勇的事迹，我并不因为教会受到迫害而感到灰心，
反而更充满信心和勇气，决心师法他们的德表，前仆后继。
我永远为这苦难的教会而自豪！(来自笔著张维明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