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悲剧前夕
1989/4/15
查良镛最爱的领导人之一：胡耀邦过世。查良镛立刻指示：明报开始制作胡耀邦专页，图文并茂的纪念这位“致力改革、正直诚恳、深得民心”的政治人物。
13年前的1976，周恩来逝世，群众也聚集在天安门前怀念他。当时学生藉著吊念，要求政府处理四人帮，结果被公安痛打一顿，邓小平也为这件事被踢出领导核心。十三年后，邓小平权力在握，政府对天安门前的学生也特别宽容，可见中国是在进步的。虽然心里有些担心，但查良镛还是相当乐观。
他在隔天的社评写道：“群众以和平方式表示意愿和情绪并非坏事...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建设富强的国家、美好的社会、和谐的环境，由此导致极大多数人舒畅的心情。”
接下来的一周，查良镛交代报社密切关注，谨慎发言。依据他对中国政府的经验，学运拖的越久，他越感到不安。他在低调一周之后，写了第二篇社评：
“当局多作一件好事、少作一件坏事，都能增加民众的信心...我们绝不愿意见到政府站在与群众的对立面，也绝不愿意见到群众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互敬互信，有商有量，天下无难事也！”
1989/5/4
查良镛专文纪念五四运动：科学精神的目的，是为了要打破长久的封建...但西方国家的制度“一来各有不同，二来其中各有不合理的重大流弊，三来未必能适用于中国。”这样的立场与他之前对于基本法的态度一致：他赞同改革，但他从来都不觉得西方的民主制度适合中国。依这个逻辑，他虽然对学运乐观，但并不认为西方将抗争是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作法适用于中国。
1989/5/13
戈巴契夫即将造访北京，学生打算在当日发动游行，并开始绝食。
查良镛的新闻直觉告诉他事情不妙。意识形态上，他不支持外国势力介入中国；专业上，他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本性，只要是任何牵扯到统治权和国际关系，通常没有太多商量余地。
1989/5/15
中共下令凌晨三点前，天安门广场必须净空。查良镛还没开口，明报的同仁就主动表示：愿意集体无薪加班，谨守记者的本分，作为历史的证人。
查良镛开始慌了手脚。他的记者群情绪激动，集体反对低调的报导方针。查良镛自己也承认，自己累积多年经验，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1989/5/18
查良镛发表社评：“请邓小平领导爱国学运”。他依然相信邓小平会用智慧化解危机。多年后他痛心的知道，在他写下这篇文章的前几天，邓小平已经调动解放军前往北京。
当天稍晚，国务院总理李鹏拒绝接见学生，还把学生痛骂一顿。
隔天明报宣布：即日起不接受头版广告，全力报导学运。
1989/5/19
北京戒严的消息尚未传到香港。查良镛对邓小平完全死心。他写下这样一段话，作为隔天的社评：
“我们曾寄希望于邓小平，企盼他能力挽狂澜，再一次安邦定国，但他令群众感到失望。”
查良镛宣布取消隔日的明报三十周年庆祝会。
1989/5/20
李鹏公开宣布：学运为叛乱行为。查良镛随后公开宣布：辞去基本法委员身分，作为抗议。
(二十四) 六四屠城
5月21日，查良镛在明报上写下“既感痛惜、亦复痛心”。他的文章下面，是坦克车开进北京的照片。
事到如此，查良镛已将完全无法再节制报导了。当日，香港发动了百万人支持学运大游行，他在明报大楼上，鸟瞰人潮，写出尺度前所未有的社评：
“统治者纵有军队、机关枪、直升机在手，能把十亿人杀的干干净净吗？天下有什么巨大的监狱，能把万众一心的十亿人都关了起来？”
事到如今，查良镛已经完全看透邓小平了。据说他在写作时留下了眼泪：
胡耀邦下台，赵紫阳被定为学运黑手“这显然都是我们曾经拥护爱戴的邓小平所同意批准的...邓小平先生，人民曾经这样爱你，为什么你忽然不爱人民了？”
5月24日，明报全版刊登“支持爱国学运，反对暴力镇压”联署书。联署者包含金庸夫妇、林青霞、徐克、吴宇森、蔡澜、张曼玉等人。对于这个悲观的局面，唯一让查良镛感到欣慰的，就是看到香港有上百万人愿意站出来支持学运。
北京戒严后，香港无法获得第一手动态。5月27日，有些学生提出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虽然决议后来被推翻，但查良镛还是报著希望写着“一场大屠杀大概可以避免，这是当李鹏开始宣布戒严时大家所料想不到的。”他乐观的将标题定为“大风波后三不可”最后还写道：
“这件事开始渐渐平息，以后怎样呢？”
接着几天，北京没有传来新的消息。
6/3日晚上，尽管没有第一手消息，他仍对情势怀有希望。写了一篇社评，准备登在明早的报纸上：
“当前的关键，是北京最高当局能不能运用中国三千多年来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有史可稽的历史长达四千年...政治智慧当是主要原因。”
写完这篇文章后，他把文章交给报社，安稳的上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