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这篇不小心写太多了 但这篇太有趣
下集预告：婚姻、明报脱手。
（二十一）明报转向与香港回归
“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蛮横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
查良镛访中之后，港人开始意识到明报亲中，导致查良镛必须一再刊出类似上述的声明。但明报到底有没有变成中共的传声筒？我们可以来看看下面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明报获得中国官方给予特权：能直接从中新社挑选未发布的一手新闻稿件，以“明报专讯”的名义发表。北京通香港，这可是连大公报、文汇报都没有的特殊待遇。同时，北京开放各地党政机关订阅明报，虽然不是真正的普及发行，但对于一向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香港媒体而言，这已经是破天荒第一次的特权。
第二个事件是“哈公怪论”专栏。这是作家许国的政治批判专栏，喜欢以怒骂又好笑的文字讽刺中国政府。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在媒体前大骂“支持香港不进驻解放军的人是胡说八道”。哈公马上写了一篇超级酸文婊邓小平。结果文章被查良镛扣下来不准发布。为了这件事，哈公“罢工”九天才复刊。但没想到1987又发生类似的事件，最后查良镛直接下令“炒鱿鱼”，哈公怪论就此消失。
虽然这些事件让香港人把明报定位为“左转”的媒体。但再怎么说，查良镛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对于中国在广东开设核电厂的议题，也带领明报反对核电，港人与查良镛的冲突还不至于太大。真正让查良镛与香港社会出现冲突，是香港回归议题。
1982年，邓小平与柴契尔夫人会面，正式开始协商香港回归。1985年，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中国人大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查良镛担任委员，进入“政治体制小组”担任组长。
查良镛对这份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相信读者还记得在本系列第一篇曾提到，当他在中学上课，听到老师讲述鸦片战争割让香港时，查良镛在台下边听边哭。在起草前夕，他在明报上讲述自己的理想：
“实际重于理想、经济重于政治、自由重于民主、法治重于平等…内容保守，对香港比较有好处。”
实际工作开始后，他的“政治体制小组”进度最慢。小组征求港人意见，对于如何选出未来的“行政长官”，共产生了十个版本。主要分歧点在于：
1. 行政长官到底要不要“普选”
2. 立法会委员的人数及职权
面对十种政治体制版本，组长查良镛的解决方式是：自己成立“小组预备会议”，邀请核心成员协调出一个“新协调方案”，再交给“政治体制小组”执行。
新协调方案如下：
1. 97回归后，行政长官由委员会选出，开放50%的立法会席次直选。
2. 2011年举行港人公投，决定未来行政长官是否直选，以及是否增加立法会直选席次。
这件事情让港人一夕之间，对查良镛感到暴怒。其他筹备委员直言：“小组预备会议”是不合程序的非法组织，查良镛没有资格自己创一个协调方案，再叫小组吞下去。民主派的年轻人问题就更直接了：“为什么不直接一人一票，全部直选？”
1988年11月22日，查良镛开完会议，从广州回到香港。他在火车站被愤怒的媒体和民众包围。接下来的对话太经典了，我直接节录：
“查先生，你们通过的政制方案，为什么这么保守？”
“我怕太急进了。”
“……全世界民主国家的行政首长都是一人一票直选产生，为什么你提出的方案要违反潮流？”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曾经以一人一票直接选出行政首长。”
“对不起，查先生你…你是开玩笑吗？”
查良镛笑了一笑，走出火车站。接着记者追上来。
“查先生，有人说你们的方案实际上等于出卖了香港下一代人的政治权利，你以为怎样？”
“下一代的事，让下一代自己去管，我们这一代，大家应当努力维护香港目前六百万人的幸福和权利。”
接下来几天，他在明报继续发表社评。认为直接的民主不适合香港，也没办法长期保证香港稳定繁荣。
11/24日，发表评论：“没有一国的行政首长是直选产生”
11/25日，发表评论：“直选首脑，少之又少。”
11/27日，发表评论：“民主国家如何选出行政首长？”
11/31日，暨香港文革风暴之后，明报大楼再一次被包围。这一次是区议员和大学生抗议查良镛出卖港人权益。他们挂布条，烧明报，12/4日进一步包围香港新华社，当面撕毁基本法草案。两天后，查良镛提倡的版本送入北京。
多年后查良镛坦承：邓小平曾经当面告诉他，北京对于基本法的底线，就是不能出现美国民主制度。他不愿意冒险推动民主，不愿意与北京交恶，而赌上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当末代港督彭定康，试图推行民主制度时，查良镛大力反对。
查良镛说：“北京不容许西方式民主，事实是这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二十二) 婚姻与生活
除了没有下文的夏梦外，查良镛离婚两次，大儿子自杀。整体而言家庭生活并不太顺利。
第一任妻子杜治芬，是在杭州工作时同事的姊姊。1948年查良镛被大公报派去香港，两人结婚并居住于香港。后来离婚。
查良镛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只说自己被背叛了。但依据朋友的说法，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杜白天只能待在家里，出门语言不通，生活收入又不太够。生活平淡无聊，最后只得分开了。
第二任妻子朱玟，小他整整十一岁，是个能力很强的新闻记者。1956年两人结婚，在明报草创时期，两人育有两男两女，共同面对艰难，是新闻界的一段佳话。但在明报王国稳定后，两人离婚，同样的，金庸没有透露什么消息。根据同事的推断，两人都是极有才华的媒体人，在工作上各持持己见，让查良镛自尊心受损。离婚后朱玟也断然拒绝再与前夫联络。后来朱玟因病过世，身边没有一位亲人陪伴。查良镛对她感到相当懊悔。
第三任妻子阿May，小他很多岁（有人说27，也有人说34）。查良镛自述自己与阿May少思想交流，但互相尊重，阿May又与朱玟的几位儿女相处融洽。
在倚天屠龙记即将完成之际，查良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儿子过世了。官方说法是自杀，推测原因是他与朱玟离婚，造成儿子太大压力。为了这件事，查良镛开始信仰佛教。也因此倚天结束之后，金庸小说开始出现一股佛教的意涵。
查良镛除了工作之外，最大的休闲娱乐就是阅读：每天四小时，家里藏书上万册。英文、中文、佛经都是常看的项目。另外他也研究气功、围棋，不酗酒，但戒菸不断失败。“不会喝酒，所以把萧峰的酒量写得特别好。”80年代被诊断出心脏病，被迫戒酒戒烟。晚年的金庸和朋友少有往来，只有几位密友：倪匡、蔡澜比较有联络。但见面的时间，也开始变得无话可说了。不想再聊政治报纸、不能再吃美食抽菸，只能聊聊以前朋友最近身体怎样。1999年，与移居雪梨的梁羽生见面。难得遇见可以下棋的朋友，两人一口气下到头晕，险些昏过去才罢手。两人用的那副围棋，还是
当年两人一起被报社逼着写武侠小说时，用的那副围棋。
2009年，梁羽生邀请查良镛再来雪梨下棋，事前约定“全力发挥，绝不相让。”查良镛开心的马上安排行程，还花心思找了几本新棋谱一起研究。没想到几天后，传来梁羽生过世的消息。香港的武侠黄金一代，真的走入尾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