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鹿鼎与武侠时代的终结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 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
笑傲江湖即将结束时，金庸在受访时提到，自己对写小说已经没有太大乐趣。想不到什么新的情节可以写了。除非能试试新的路线。果不其然，当鹿鼎记完结后，金庸便不再写作武侠小说了。鹿鼎记是文学上的创新，也是金庸为自己写作找回动力的方式。
在金庸传里，韦小宝被诠释成为“金庸看透现实中国”之后写出的角色。他不再期望郭靖、萧峰这等人物站出来拯救中国，反而很诚实的告诉大家：不道德拍马屁又投机的人物，才能在现实世界获得成功。在金庸的最后两本小说里，金庸写出两种在疯狂政治斗争中存活的方式：像令狐冲一样躲起来不管国家大事，像韦小宝一样察言观色两边都捞一点。这是个什么样的乱世呢？文字狱与神龙教，再加上虎视眈眈的罗煞国。也许这正是是金庸前半辈子，经历战乱和文革的投射吧？
不过相当有趣的是，在鹿鼎记中，金庸破天荒第一次描写了一位为国为民的皇帝。大侠受背叛而死，能带给百姓幸福的最后还是一位英明的领导人。
十七年来，金庸每天晚上坐在书桌前，思考情节一小时，写作小说一小时。每天写完约一千字，隔日排版刊出。先别说情节不合理、太跳的部分。很多伏笔甚至是对话，甚至金庸自己写完隔几天就忘记了。金庸对于自己作品的粗糙相当不满意。从1970年开始，金庸开始修订自己的作品成为单行本。据出版社的说法，修订经过三次校稿。每一次校稿都是“大修”。经过十年修订，金庸终于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比较像是一本连贯的小说。但那些突兀不合理的剧情就没有余力去改写了。
对查良镛而言，金庸只是他写小说促销报纸的身份。执笔针砭时事的查记社评才是本体。但对海外华文读者：台湾、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而言，金庸的名气远大于查良镛。为此，金庸当年在大公报的老同事黄永玉做出了这样的评论：
“这个人是很聪明，很有魅力的人，怎么最后弄得成为一个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在我来讲是可惜了。”
（十八）明报王国 明报国王
明报旗下的各个编辑，几乎都是查良镛亲自招募的。他有一种挖掘士人的浪漫，亲自看报纸，找优秀的编辑，打电话邀约，吃饭聊天，最后邀请他们来明报工作。这个方针让明报的编辑群素质维持一定的水准，在批林批孔的年代，能够一枝独秀成为标竿。
反过来说，查良镛就是王国的国王，所有事情他一个人说了算，没有讨论余地。他自称“我管明报是很独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头改到尾。”这个组织模式，让明报拥有绝佳的新闻嗅觉。甘迺迪遇刺的那一天，他打越洋电话，命令所有评论新闻人力全部终止运作，投入甘迺迪专题报导。或许是这个运作方式，让明报上下得以团结面对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威胁，没有任何动摇。但1980年代开始，查良镛对于即将面对回归议题的香港，立场与报内编辑群出现分歧。对此，查良镛下了一个指令：
未来报纸内，关于居英权、基本法、民主要求的议题，一律由他亲自操刀，其他编辑除非经过同意，都不能提起这些议题。
他这样表达自己对新闻自由的观念：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享有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或许是当年文革时期，明报被反对者偷改内容的震撼太大，明报体系内的主管大多处理行政，没有太多决策权。副刊编辑蔡炎培贵为编辑，实际工作只剩下催稿和送印，因此收到了“蔡校书”这样的称号。
查良镛也严格管控报内的人事费用，他说了不涨薪水，就是不涨。这是满矛盾的状况：他愿意礼遇士人，用高薪挖角他看重有才华的编辑。但一旦进公司后，作为属下并没有任何讨论薪水的余地。他骄傲的告诉别人：“我薪水不出比人家高，可能是因为跟我一起我工作比较愉快...”。甚至公司也没有退休金制度。有好几次，倪匡当众要求查良镛帮员工加薪，他看在倪匡的面子上，可以意思意思给对方一点优惠。但也有员工在要求加薪时，被查良镛回应：你又花不到钱，为什么要加薪。
不过他作为老板抠门，作为朋友挺大方的。倪匡为他写了一堆专栏，十多年来没加过任何稿费。但倪匡本人缺钱时，查良镛倒愿意自掏腰包赞助的，这点倒是广受大众称道。
浪漫的士人、专制的老板、义气的朋友。
后来查良镛卖掉明报。新老板多次请他担任顾问。但合作之后，往往发现查良镛试图控制编辑，不愿意只当顾问，想要插手文章走向。后来几年，明报就再也没有找他担任过顾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