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文革在香港
上面两篇我们提到查良镛如何抓准时机，将明报从赚不到钱的八卦武侠小报转型成为大报纸。现在我们顺着时间脉络，继续来看站稳脚跟的明报，如何成为当代代表性的媒体。
首先我们先回顾查良镛早年在大公报工作时的态度。他始终坚信身为一个媒体人，有责任在乱世为国家说真话。
什么是国家：传承五千年的中国
什么是乱世：列强割据、日本侵占、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
什么是真话：综观中国五千年历史，学到教训，为现世提出警告和建议。
天时，地利，人和。查良镛在反右、大耀进和文革期间躲在媒体自由的香港。对内，成为唯一不受官方影响，敢于报导共产党负面的媒体。对外，明报又是国际媒体唯一能够信任不够中共控制，同时又拿得到中国第一手消息的单位，跨国合作大量涌入。但作为交换，查良镛和大多数媒体朋友闹翻，也牺牲了写武侠小说的时间，不在同时写两部，甚至还请了倪匡代打。
一切看起来都这么顺利，但文革已经不知不觉跨过九龙，在香港掀起风暴。
1966年，香港人造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警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工人在工联会的支持下，拿起毛语录，高喊“反英抗暴”，包围了总督府。抗争者受到中共支持，由大公报社长领导的“斗委会”不断支援物资，发动左派报纸批评总督，甚至还派出电影公司旗下的艺人到现场声援。
港岛卷进文革，查良镛选择中立。他在明报不断呼吁“同情工人，反对骚乱”。但冲突持续升温。当抗争逐渐与民族情感结合，支持港英稳定的查良镛开始被左派打为卖国贼。
对此，查良镛的回答是这样的。“爱国，爱的是国，而不是爱哪一个政府、政党或党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找找这篇社评。我相信对于金庸的政治取向，会有更深的理解。
但受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香港左派当然不会接受这个解释。到了七月，香港抗争者开始在大街上丢石头放火，意图瘫痪港英政权。澳门政府禁止明报销售，抗争者甚至成功策反明报的印刷工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报纸刊出“明报同事起义反查良镛”的新闻。不过这些举动只是让明报越卖越好，在抗议期间，几乎每天，明报头版都被大公司砸钱买下整面广告。
七月下旬，香港各地开始出现土制炸弹。路上张贴“卖国汉奸暗杀名单”，查良镛荣登第一名。查良镛家门口被放了两颗“真真假假波罗阵（香港人对于高故障率土制炸弹的暱称）”，上百个抗议群众包围明报公司，准备破门烧掉报社。查良镛也被迫逃到新加坡。直到八月中旬，香港情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有人说香港回稳是周恩来的意思，他担心内部斗争烧到外国势力，最后引发更大的麻烦。查良镛本人则认为港督戴麟趾严格执法，但保持政治中立的态度居首功。随后他回到香港，身边配有港府安排的维安警力。
从反右到香港五月事件，明报快速从八卦报转为香港媒体业的传奇。在60-70年代，查良镛的政治评论受到国际第一流的认可。无论是伦敦、港府、中南海还是台北的官员，都把它作为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参考。
“一手资料、不畏中共、引经据典”。查良镛的中国社评，一律采用宋体加粗印刷。“查记出品、宋体为号”
动荡年代的金庸小说依然精彩，但面对他的社评，也只能作为配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