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期媒体生涯
被赶出学校后，查良镛在图书馆打工。这是份钱不多，但可以看很多书的工作。除了小说外，他也开始看月刊，看青年时事刊物，也看美军刊物。他也尝试办了刊物，但只发了一期就宣告失败。
1945年日本投降，他终于可以回到家乡。有人说：陈家洛回海宁探亲的桥段，其实写的就是他战后回家，见不到母亲，却见到丫鬟的经历。
回海宁后，他加入东南日报。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他擅长将收音机的外国新闻，改写成中文新闻。这需要极佳的英文听力、记忆力还有中文书写能力。东南日报是当时江南最大的媒体之一。日后金庸一再回忆他在杭州工作的日子：六合塔、梅庄、西湖。两年之后，他到上海完成大学学位。专业是国际法。
上海给了查良镛更大的舞台，去展现他对国际政治新闻的实力。他进入全中国一流的‘大公报’，在战后一片混乱的国际情势中，担任国际政治专栏的记者。
‘大公报’是当代中国公认最敢针砭时事的报纸。在胡政之的带领下，大公报是全中国唯一参加巴黎和会的媒体，就连当年张学良宣布易帜投靠蒋介石的新闻，也是大公报的全国独家。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共产党军利用对日战争骚扰国民党军，甚至是战后国民党的腐败，大公报都是第一个站出来讲真话的媒体。
但随着国共战争加温，胡政之预见大公报难做为中立媒体存活下去。他决定在媒体自由、没有内战的香港建立大公报香港分报，刚进报社，熟悉国际新闻的查良镛马上就成了最适合的人选。
“你就先去个半年吧！”
就这样，查良镛到了香港。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四) 立足香港
查良镛从没想过，自己会来到这片“代表中国人战争耻辱”的殖民地打拼。但他也更没想过，整个中国在一夕之间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当初坚持中立的大公报，最后变成共产党的传声筒。
出版业倾左倾并非一夕之事。早在上海时代，就已经越来越多媒体记者因为不断报导国民党政府的黑暗面，而逐渐偏左。胡政之用尽心力，一边到沿安作共产党的专题报导，一边担任蒋介石的“社会贤达”出席制宪大会，以获得资源添购印刷机。同时，他还扛住压力，让报社写出例如“揭露共产党强征老百姓协助作战”或是，“国民党官员重庆贪污”的特别报导。
终于，胡政之累坏了，走了。接手报社的王芸生面临可怕的选择：中共军队每天都占领新的城市。大公报还有多少自由的空间？
最后的决定并不意外：中国区的大公报投诚共产党，改组成党报。现在还在发行的经济日报就是当年大公报改组的新报刊之一。
回到香港。查良镛听到新中国建立后，辞职到北京寻找成为外交官的机会。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念过国民党校，父亲又属于地主阶级，别说当官，就连入党都有困难。外交官梦碎，他只好回到香港大公报。
这时的香港大公报已经受到共产党工委控制。上级单位新华社指示：查良镛这样的人才，可以留下来继续在报社工作。但我猜测，新华社多少也是评估过查良镛的报导和政治倾向杀伤力不大，才被留下来吧？
查良镛回到香港之后，共产党发动阶级斗争。他与同事梁羽生的父亲都遭到枪毙。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过老家。
对于父亲被枪毙一事，查良镛的反应尤其奇怪。他的家人在接受访问时，都提到查良镛从来不肯主动谈这件事情。但诡异的是，面对大众和媒体，查良镛总是轻描淡写的说：那只是时代的悲剧。多年后，中国政府在香港回归前夕，邀请金庸起草基本法，同时也释出善意，调查当年查良镛父亲被枪毙的案件。金庸满怀感激的写信感谢中国政府：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仅此奉书，着重致谢。”
做为一个受害者家属，这样的行为实在是超级冷静。或许如同他的弟妹推测：这个创伤实在太过巨大，他淡然处之，事实上是不愿意触碰。
但确定的是，从现在开始，他是一个香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