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白宫控40国网络助华洗产地避关税
美加强打击“非法转运” 拟引入AI助辨货物来源
新闻来源: https://tinyurl.com/f8cthy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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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专讯】
美国白宫周四（13日）发表报告，指控欧盟、墨西哥、加拿大、越南、台湾等超过40个国
家及地区协助输美的中国大陆货物“洗产地”规避关税，形成全球规模的“影子转运网络
”，令美国每年损失数百亿美元关税，并冲击经济和就业。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加
强打击“非法转运”，并将引入AI系统“边境侦探”（Detective Border）协助辨识货物
产地。
报告题为《转运大骗局》（The Great Transshipment Scam），以特洛伊木马为封面，由
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OTMP）撰写。该办公室主管、总统高级顾问纳瓦罗（
Peter Navarro）指控，自2018年特朗普首度向中国大陆大规模征关税后，北京一直以“
极其复杂”方法转运，指中国大陆透过逾40个国家与地区洗白出口货品，“掠夺美国财政
部数百亿美元，并窃取美国工人的工资”。法新社报道，经济师认为越南等地得益于内地
企业分散供应链。
涉欧盟加墨日印韩台等地
OTMP按经济规模和功能，将40多个国家及地区分为3个层级。第一级为“多元化规模领头
羊”，指输美中国相关货品数量巨大、产业多元，转运风险隐藏在合法贸易中，包括加拿
大、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韩国及台湾共8地。
第二级为“规模领先且与中国经济高度融合的经济体”，贸易量巨大，且制造业、原材料
采购及物流渠道与中国融合更深，涵盖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和越南。
估算对华府致数百亿美元关税损失
第三级为“规模较小、被陆企视为机遇目标”，特征是规模小但具低成本劳动力、宽松自
贸区、战略港口或薄弱海关执法等优势，遍布东南亚、中南美、中东、非洲及中亚，包括
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阿联酋等。
报告引述5项估算，称转运贸易每年涉款400亿至3030亿美元，对华府造成数百亿美元关税
损失，其中人工智能供应链公司Exiger的估算为每年涉款约750亿美元，将令美国失去45
万个职位，GDP减少1130亿至1500亿美元。
报告指，虽然主要是内地企业转移生产地，但相关经济体本身亦因转运受益，企业赚取组
装、仓储、物流及报关等费用，政府则获贸易增长、外资及税收。纳瓦罗警告，正承受美
国高关税的印度和越南，可能仿效转运手法以缴付较低关税。
报告又称，“边境侦探”系统将整合分析船运路线等数据，协助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CBP）辨识货品产地。惟彭博社指出，非法转运向来难以侦测，尤其货品由多国零件组成
时，判定原产地更为复杂。
美越贸易协议订明经越输美的第三国货品将面临40%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去年7月
初强调，任何双边协议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
（彭博社、法新社、白宫网站、央视新闻）
附按：报告全文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8/the-great-transshipment-scam/
执行摘要
美国面临着透过第三国非法转运货物以规避适用关税及其他贸易救济措施的日益严峻挑战
。高关税管辖区的出口商可以利用美国对不同国家关税待遇的差异，将货物经由低关税管
辖区运送后再进入美国市场。非法转运可能涉及重新标签、重新包装、重新开立发票、轻
微加工、虚假原产地声明或其他旨在获取若货物真实经济原产地被申报则不适用的关税待
遇的行为。
川普总统的关税行动有助于保护美国工人和产业，而其政府已对构成较大经济挑战的国家
采取了更强硬的行动。然而，2025年差异化关税的扩大，显著提高了有效转运执法的重要
性。关税差异对于应对贸易实务和互惠程度的差异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创造了套利和规避
的机会。任何高关税国家都可能寻求透过低关税国家进入美国市场，而任何低关税管辖区
都可能因充当高关税国家的生产、加工、仓储或物流中介而受益。
中国提供了此类行为最典型的历史案例。在2018年实施301条款关税后，美国对中国的直
接贸易逆差在2019年和2020年有所下降。即使在今天，美国进口的许多受这些原始关税影
响的中国产品（如电动汽车）数量远低于欧盟等地区。但这些关税的总体成功与出口商滥
用其所造成的关税差异并存。关税实施后，中国出口商日益增加地透过第三国转运货物。
先前直接从中国运往美国的产品，现在则经由那些有限组装、精加工、重新包装、重新标
签或文件变更可以创造不同原产国外观的司法管辖区运送。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做法促进
了全球生产中心、物流平台、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加工走廊和再出口中心网络的发展
。
本报告识别了超过40个与非法转运风险升高相关的国家。这些司法管辖区在经济规模和功
能上差异显著。有些是具有多元化工业基础和大量整体贸易额的主要贸易伙伴。另一些则
紧密融入与中国相关的生产和供应网络。第三组由较小的司法管辖区组成，它们提供特定
的优势，包括低劳动力成本、宽松的自由贸易区规则、战略性港口通道、保税仓储、有限
的海关能力、利基组装业务或相对于中国的优惠美国市场准入。
该网络透过生产面和物流面两种管道运作。生产面的节点可能在出口到美国之前进行轻型
组装、精加工、测试、包装、贴标、检验或组件整合。物流面的节点则主要提供路线安排
、集货、仓储、重新开立发票、重新贴标或新的出口文件。因此，有效的执法需要区分合
法的制造和实质转型与单纯的转口贸易和原产地转移。
现有数据显示，2018年关税之后，美国进口来源发生了实质性的重新分配。随着中国在美
国商品进口中直接占比的下降，被识别出的转运国家所占的合并占比却增加了。这种关系
并不能确立所有被转移的中国贸易都是非法转运的。其中一部分转变反映了生产、投资和
采购的合法变化。然而，这两个趋势在时间点、规模和方向上的一致性，支持了对关税商
品在多大程度上被透过第三国转运进行进一步调查。
本报告审查了五个政府和私营部门对潜在转运或相关贸易转移风险的估计。根据使用的方
法和定义不同，这些估计值范围从每年大约400亿美元到3030亿美元不等。
高盛提供了最狭窄的估计，仅隔离出转运管道。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估计潜在非法转运在
342亿至896亿美元之间，本报告使用其中点600亿美元作为概数。Exiger基于产品层级和
货运流量分析，给出了约750亿美元的核心估计。商务部确立了一个更广泛的1090亿美元
贸易转移基准，并分别估计2025年透过主要枢纽的非法转运约为670亿美元。Altana的
3030亿美元估计代表一个广泛的上限风险衡量指标。
这些估计并非相加关系，也不能直接比较。它们使用不同的数据集、方法论、产品筛选标
准和非法转运的定义。尽管如此，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潜在的关税规避和原产地转移
的规模在经济上是显著的。
应用25%、35%和45%的说明性关税差异，得出的年度关税收入损失估计范围从最狭窄情况
下的约100亿美元到最广泛风险情况下的超过1000亿美元不等。报告的核心估计表明年度
关税损失在数百亿美元。这些计算在受额外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约束的产品类别中低估了损
失，因为在这些类别中，避免的总关税可能大幅超过普通关税税率。
报告还估计了与国内生产转移相关的更广泛经济影响。在每年750亿美元非法转运的核心
案例下，报告估计约有5万个工作岗位被转移；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130亿至1500亿美
元；以及相关的联邦收入损失190亿至260亿美元。这些数字是基于模型的估计，而非观察
到的就业人数。它们旨在说明潜在经济风险的规模。
这些影响集中在特定的制造业部门和社区。报告将外国非法转运风险走廊与生产类似商品
的美国工业地区联系起来，包括电气设备、积体电路、泵、压缩机、塑料、恒温器、电缆
组件、铝制品和电机组件。这些比较说明了关税规避如何转化为美国制造业社区的订单损
失、产能利用率下降和就业压力。
川普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转运执法。互惠贸易协定包括旨在防止协定利益实质上归于第三
国的条款。第14411号行政命令（海关行政命令）透过解决进口商责任、保证金、国内资
产、所有权揭露、商业关联、良好信誉要求、处罚和贸易透明度来加强海关执法。
报告还概述了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侦探边境”，该系统将通过整合货运数据、运输路线
历史、产品分类、所有权关系、生产能力指标、异常检测、电脑视觉和其他分析工具来支
援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目标是提高CBP区分合法的近岸外包和外国投资与非法转口贸
易的能力，识别高风险货物，并将分析结果转化为拦截、关税征收、处罚和排除。
现在判断政府关税和反转运政策的净效应还为时过早。贸易和海关数据存在滞后性，且若
干执法条款仍在实施中。政府需要评估未来的数据，以确定转运量、关税损失和相关经济
成本是否在下降。本报告为该持续评估和加强美国关税体系的完整性建立了一个框架。
1. 引言
每年，美国因来自高关税国家的货物在进入美国市场前，经由40多个低关税司法管辖区非
法转运而损失数百亿美元。从历史上看，此类活动大部分涉及中国原产地的货物。
非法转运是由出口商利用美国对各国关税待遇的差异所驱动的。当一种产品因其原产于某
国而面临较高的美国关税时，出口商就有更大的动机将其经由另一个适用较低关税的国家
转运。但是，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区分关税是很重要的，即使这种差异化会创造出口商试
图滥用的机会。这是因为这些关税差异对于应对贸易实务和互惠程度的差异是必要的。
2025年，川普政府提高了对许多国家的关税，有些国家的税率高于其他国家。这些差异本
身就可能增加非法转运的诱因。
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已采取重要措施来预防和威慑转运。其中一些措施已纳入互惠贸易协
定。这些协定包含一项前所未有的条款，允许签署方“制定必要的原产地规则”，以防止
“本协定的利益实质上归于第三国”，包括透过非法转运。2026年，川普总统还签署了第
14411号行政命令，该命令通过加强海关执法和提高贸易透明度，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
局提供了打击转运的额外工具。
第二届川普政府打击非法转运的努力，部分反映了第一届川普政府期间的教训。当第一届
政府对中国实施历史性关税时，出口商的部分回应是增加透过第三国的非法转运。因此，
第二届政府将其关税计划与旨在侦测、威慑和防止此类规避的历史性新措施相结合。
第二届川普政府贸易政策对非法转运的净效应仍悬而未决。一方面，关税差异可能增加非
法转运的诱因。另一方面，政府的反转运措施旨在透过提高侦测的可能性和成本来抵消这
种诱因。
在第二届川普政府领导下，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已利用现有权力加强贸易执法行动。根
据CBP比较就职前后各526天期间的数据，被识别出有申报后差异的货物数量增加了245%，
从93,744件增至323,677件——而相关的收入评估增加了169%，从96亿美元增至258亿美元
。
目前尚无法严格确定哪种效应会占上风。对净效应进行健全的评估需要贸易和海关数据，
而这些数据在显著滞后之后才能获得。此外，CBP尚未完全执行最近签署的第14411号行政
命令的若干条款。基于这些原因，第二届川普政府关税和反转运政策的整体影响，目前还
无法以该问题应有的严谨度来衡量。
虽然未来可能不明朗，但过去并非如此。第二届川普政府继承了一个“伟大的转运骗局”
——一个由经济诱因、不良行为者和松懈执法组成的混杂体，被放任发展并随着时间变得
更加有害。
本报告记录了“伟大的转运骗局”的兴起、规模和成本。它对该骗局的运作方式和造成的
经济损害进行了分类。
然后，它使用一种新颖的地理匹配方法，追踪从亚洲和美洲选定的外国非法转运风险中心
到全国各地美国制造业走廊的潜在风险敞口。
最后，报告展望了正在开发中、用于侦测和破坏非法转运的人工智能驱动的“侦探边境”
，以及最终对第二届川普政府反转运政策的评估。
II. 历史背景
简言之，非法转运是伪装成贸易的走私——隐藏在文书工作中的欺诈——而且，事实上并
非新鲜事。几个世纪以来，商人一直透过第三国转运货物，以利用关税差距、逃避帝国关
税、规避禁运，并利用某些港口提供的优惠准入。
当今“伟大的转运骗局”中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这种现代走私形式的速度和规模，还有
全球“影子转运网络”的广度、深度和精密程度，中国的关税规避现在正是透过这个网络
进行的。
这个骗局的起源可追溯到2018年，当时川普总统实施了301条款关税，以应对中国不公平
的贸易行为、强制技术转让、智慧财产权盗窃和国家指导的重商主义。
虽然2018年的301条款关税为美国带来了利益，并给中国造成了损失，但北京及其出口商
通过，除其他事项外，迅速学会了绕过关税的方式来适应这些关税。曾经直接从中国港口
运往美国的货物，越来越多地经由低关税管辖区运输，在那里，轻微加工、重新贴标、重
新包装、重新开立发票或文件更改可以创造新原产国的外观。最初是小规模的关税规避，
后来变成了工业规模的海关欺诈，然后成为一种全球商业模式。
其他高关税国家现在正在采用中国模式来规避川普关税。虽然川普贸易政策在激励更公平
的贸易协定和对离岸外包施加成本方面非常有效，但非法转运计划每年给美国造成数百亿
美元的损失，需要加以监管。
构成中国“影子转运网络”的国家包括许多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最大的“协助者”
范围从美国陆路边境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到欧盟、印度、日本和韩国。
考虑到它们靠近中国，许多东南亚国家在该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柬埔寨、印尼、马来
西亚到泰国和越南，这并不令人惊讶。更令人惊讶的是，遍布全球的大量较小国家也助长
了“伟大的转运骗局”。
这些国家——从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和多明尼加共和国，到非洲的肯尼亚和摩洛哥，到中
亚的哈萨克斯坦，再到中东的约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没有最大的转运金额。但与中国
有关联的出口商被它们吸引，是因为每一个都提供了一种专门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
宽松的自由贸易区规则、薄弱的海关执法、战略性港口通道、保税仓储、利基组装能力，
以及/或相对于中国更优惠的美国市场准入。
每一美元因“伟大的转运骗局”而损失的钱，都是从美国工人、制造商和纳税人那里偷来
的。当电源、控制面板、铝板、阀门、塑料或家具组件从中国经由墨西哥、越南、马来西
亚、波兰或阿联酋转运时，它们正在摧毁或减少密尔瓦基、克里夫兰、托雷多、希科里、
凤凰城、扬斯敦以及其他数十个美国制造业社区的就业机会。
如果没有更强有力的监测、侦测能力、法律和执法，累积的宏观经济影响将远远超出失业
和社区恶化。它们将包括数十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和损失的联邦税收。
这就是为什么对“伟大的转运骗局”的战略回应必须是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驱动的“侦探
边境”。美国需要一个能够以闪电速度吸收和分析全球贸易数据、识别异常运输模式、验
证生产能力，并将执法力量导向最高概率违规者的系统。
III. 从“伟大的重新分配”到“伟大的转运骗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01年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大力支持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了
进入美国市场的特殊管道。北京方面没有信守其入世承诺的精神，反而巩固了一个非市场
体系，其特点是强制技术转让、无视智慧财产权、造成系统性产能过剩和过度生产的补贴
和产业政策、根深蒂固的市场准入壁垒、缺乏监管透明度，以及拒绝给予美国出口产品互
惠待遇。
在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欧巴马总统任期内，北京的重商主义和来自中国的进口激增
，引发了中西部、南部和铁锈地带的工厂关闭、供应链崩溃、税基萎缩、劳动力参与率下
降和公共卫生状况恶化。这种大规模“中国冲击”的结果是损失了数百万美国制造业工作
岗位，并掏空了国家工业和国防基础的大部分。
2018年，川普总统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实施了历史性关税，以保护美国就业和
工厂免受中国掠夺，迫使北京改革其重商主义制度，并扭转这种“中国冲击”。这些301
关税涵盖了近70%的中国对美出口（约3700亿美元商品），标志着数十年来对中国掠夺性
贸易模式的首次严峻挑战。
虽然川普关税显著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贸易逆差，但北京及其出口商迅速适应，试图
减轻这种影响。许多原本直接从中国港口运往美国、受较高关税影响的中国产品，开始经
由低关税国家运输，这种现象被称为“伟大的重新分配”。
中国开始利用这些第三国进行轻微加工、重新贴标、重新包装、重新开立发票或改变路线
，以创造新原产国的外观，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潜在的中国成分。通过绕过关税，中国
及其国家支持的制造商和贸易公司可以将货物推向具有廉价劳动力、薄弱海关监管、宽松
自由贸易区或优惠美国贸易准入的司法管辖区。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如今数量超过40个的低关税国家，成为了一个新规避体系的发射台和
中心：主要在中国制造、在国外经过轻微处理、并以新身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这种“伟大的重新分配”代表着一个新利润体系的创建。关税处罚将与中国有关的货物从
直接运输转向第三国管道，在那里，美国对中国的高关税与对第三国的低关税之间的差距
可以被捕获、分配和再投资。这种利差成为了全球“影子转运网络”的金融引擎，该网络
迅速崛起。
A. 关税套利的转运利益
关税套利是现代非法转运、“伟大的重新分配”和“影子转运网络”的核心。当面临美国
高关税的中国产品可以经由关税税率较低的国家运输时，其差额就变成了一个利润池。正
是这种利差将转运从边缘性的海关滥用转变为一种全球商业模式。
例如，将1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直接运往美国，根据产品组合，适用的中国特定关税可能产
生数亿美元的关税。将同样的商品经由低关税国家运输并谎报新原产地，则大部分关税就
可能消失。经由墨西哥或加拿大运输并不正当地获得《美墨加协定》待遇，则中国特定关
税可能降至零。
这种关税套利创造了“伟大的转运骗局”背后的金融引擎。所节省的资金绰绰有余，足以
资助支持该骗局在东南亚、墨西哥、印度和东欧运作所需的资本设备、物流基础设施、轻
型组装厂、重新包装业务和“螺丝刀工厂”。这些设施与其说是为了真正的制造，不如说
是为了转移原产地、规避关税和逃避关税。
非法转运的收益也丰富了转运国本身。当地公司捕获组装费、仓储收入、物流利润、港口
费用、报关经纪收入、土地租金和出口加工区投资。政府从就业、税收、外国投资和贸易
增长中受益。中国在维持进入美国市场管道的同时，其合作伙伴也捕获了关税规避溢价的
一部分。
“伟大的转运骗局”的算术是套利、规避、合作和互利共赢的算术。以每10亿美元商品计
算，收益以数亿美元计，这些收益足以资助骗局的基础设施，奖励非法转运合作伙伴，将
关税规避转变为一个高利润的全球伙伴关系，并成为“影子转运网络”的根源。
B. 伟大的重新分配
图1提供了“伟大的重新分配”的生动统计特征：即曾经直接运往美国的中国出口产品，
现今通过构成全球“影子转运网络”的第三国进行转运。该图显示了选定贸易伙伴在美国
进口中占比随时间的变化。
https://i.meee.com.tw/5wA89bt.png
图1. 川普总统2018年关税后的“伟大的重新分配
来源：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使用从USITC DataWeb获取的美国人口普查局商品贸
易数据（数据来自CEA、商务部和Exiger的分析中识别的司法管辖区）计算；2026年7月访
问。
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年度美国商品进口数据，图1中的红线描绘了从中国2001年加入WTO
，到2018年川普总统实施301条款关税的转折点，直至当前时期，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总
额中的占比。
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北京获得大幅扩大的美国消费者市场准入，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
份额急剧上升。该份额在川普总统实施301条款关税时达到顶峰，然后开始稳步下降。
使用相同的人口普查进口数据，图1中的蓝线描绘了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商务部和
Exiger（一家处于人工智能驱动非法转运侦测前沿的私营公司）的分析中被识别为具有较
高非法转运风险的40多个国家合并供应的美国商品进口份额。
蓝线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其替代模式。随着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的直接份额下降，这些国
家所占的份额却在上升。本报告探讨的开放性问题是，这种明显的经济活动重新分配有多
少反映了非法转运，而非生产和贸易的合法转移。即便如此，这两个趋势在时间点、规模
和方向上的一致性如此之高，以至于这种关系不太可能仅由偶然性解释。
IV. 影子转运网络
中国的“影子转运网络”是一个由精加工中心、物流平台、加工走廊、自由区运营商和再
出口中心组成的分布式系统，允许中国商品以新的原产国身份进入美国市场。
被识别为参与“伟大的转运骗局”的大约40个国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级，如下页表1所
示。
就本报告而言，“与中国有关联的货物”是指在入境时不一定被申报为中国原产，但带有
中国经济起源、控制或内容的大量标志的货物。这些标志可能包括中国原产的投入品或组
件、中国所有权或融资、与中国供应商或制造商的关系、基于中国的生产步骤、中国原产
的运输历史，或其他表明货物可能是中国原产非法转运或原产地转移计划一部分的贸易流
向证据。
第一层级由“多元化规模领导者”组成：这些国家和贸易集团处理与中国有关联的货物绝
对数量大，同时保持多元化的工业基础和面向美国的主要出口平台。在这些司法管辖区，
非法转运风险嵌入在广泛的合法贸易流中。第一层级包括加拿大、欧盟、印度、以色列、
日本、墨西哥、韩国和台湾。
第二层级由“与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的规模领导者”组成。这些国家将可观的转运量与
更深地融入与中国有关联的供应链、投入品采购、制造平台、物流系统或区域转运管道结
合在一起。第二层级包括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和越南。
这些国家拥有足够的工业规模、港口容量、供应商基础设施、制造深度或物流能力，能够
将大量与中国有关联的货物转移到面向美国的贸易流中。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紧
密融入中国周边的制造网络，并已成为电子产品、机械、塑料、鞋类、服装、零部件和其
他含有中国原产投入品的工业产品的主要平台。巴西和土耳其则作为较大的区域生产和物
流平台，能够在选定产品类别中支持转运或转化声明。
第三层级由“小型、机会主义的中国目标”组成。这些是经济规模较小、绝对转运量较低
但具有特定薄弱环节优势的经济体——包括低成本劳动力、自由贸易区、港口或边境通道
、保税仓储、利基组装能力、优惠美国准入或有限的海关执法能力——这使得它们成为与
中国有关联的转运活动具有吸引力的机会主义目标。
第三层级是国家数量最多的层级。柬埔寨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和出口加工区。老挝和缅甸提
供靠近中国的边境走廊和执法能力较低的环境，在其中相对较小的转运流量在经济上可能
意义重大。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提供海运通道、自由区物流和再出口平台。阿塞拜疆和乔
治亚提供铁路和干港转运、集货以及陆运至海运的衔接。约旦提供优惠贸易准入和利基组
装能力。
表1. 影子转运网络的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多元化规模领导者
标准：处理与中国有关联的货物绝对数量大；拥有多元化的工业基础和面向美国的主要出
口平台，转运风险嵌入在广泛的合法贸易流中。
国家/地区：加拿大、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韩国、台湾
【第二层级】与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的规模领导者
标准：可观的转运量，加上更深地融入与中国有关联的供应链、投入品采购、制造平台、
物流系统或区域转运管道。
国家：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越南
【第三层级】小型、机会主义的中国目标
标准：经济规模较小、绝对转运量较低，但具有特定薄弱环节优势——包括低成本劳动力
、自由贸易区、港口或边境通道、保税仓储、利基组装能力、优惠美国准入或有限的海关
执法能力——这使得它们成为与中国有关联的转运活动具有吸引力的机会主义目标。
国家：阿根廷、阿塞拜疆、孟加拉、柬埔寨、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明尼加共
和国、乔治亚、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老挝、摩洛哥、缅甸、阿曼、巴拿马、秘鲁、菲律
宾、新加坡、斯里兰卡、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
与中国有关联的出口商可能利用这些司法管辖区进行有限的生产活动和物流面的转运。随
著当地出口行业和运输网络日益依赖中国的投入品、物流和资本，北京可能在保持间接进
入美国市场管道的同时，获得额外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非法转运因此可以强化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商业依赖关系。在该倡议下建设的港
口、铁路走廊、自由贸易区、工业园区、保税仓库和其他基础设施，不仅可能服务于合法
贸易，也可能成为影子转运网络的节点，促进最终运往美国的货物运输。
这些基础设施本身并不证明任何特定地点正在发生转运。但它凸显了区分两种基础设施的
重要性：一种是为合法商业目的而建造的，另一种则成为贸易转向的管道。理解这种区别
对于有效执法至关重要。
影子转运网络是全球性的，但它并非无定形。它具有结构和明确的功能。它拥有生产面节
点、物流面节点和可识别的运输管道。理解这种架构对于侦测、破坏并最终阻止“伟大的
转运骗局”，同时保护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免受中国关税规避机器的侵害至关重要
。
表2呈现了影子转运网络的功能性架构。它将该网络的操作集群分为七个类别：东南亚微
型中心；中东欧加工带；海运门户；“一带一路”陆路节点；拉丁美洲走廊；非洲周边中
心；以及已开发物流平台。该表并非详尽无遗，但它说明了构成该网络的设施、功能和地
理范围。
综合来看，表1和表2提供了互补的框架。三层级的层次结构根据与中国有关联的贸易规模
、与中国有关联供应链的整合深度，以及薄弱环节优势的存在与否，指出了执法注意力应
集中的地方。功能集群则识别了转运运作的主要机制。
表2. 影子转运网络的功能性架构
东南亚微型中心：轻型组装、出口加工区、重新贴标和与中国有关联货物的再出口。举例
国家：孟加拉、柬埔寨、老挝、菲律宾、斯里兰卡
中东欧加工带：基于欧盟的精加工、合约制造、保税仓储和区域性重新贴标。举例国家：
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
海运门户：自由区再出口、深水港中转、货柜集散和重新开立发票。举例国家：哥斯大黎
加、多明尼加共和国、马来西亚、阿曼、巴拿马、阿联
“一带一路”陆路节点：铁路和干港转运、集散以及陆运到海运的转换。举例国家：亚塞
拜然、乔治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拉丁美洲走廊：太平洋和大西洋转运、保税仓储和区域组装。举例国家：阿根廷、巴西、
智利、哥伦比亚、秘鲁
非洲周边中心：新兴港口和自由区中途站，处理选定的与中国有关联的流量。举例国家：
肯尼亚、摩洛哥
已开发物流平台：先进的海关、港口、贸易公司、保税仓库和全球再出口系统。举例国家
：比利时、加拿大、荷兰、新加坡、瑞士、土耳其
“影子转运网络”是全球性的，但它并非无定形。它具有结构和明确的功能。它拥有生产
面节点、物流面节点和可识别的运输管道。理解这种架构对于侦测、破坏并最终阻止“伟
大的转运骗局”，同时保护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免受中国关税规避机器的侵害至关
重要。
V. 与中国有关联的转运对美国造成的成本
估计每年与中国有关联的非法转运总量，是计算关税收入损失可能范围以及与就业转移、
GDP下降和联邦税收减少相关的更广泛成本的第一步。
A. 年度转运流量和关税损失估计
为了估计年度非法转运流量，本报告依赖五个独立的分析来源：两个来自政府，三个来自
私营部门。
政府贡献者包括商务部贸易与经济分析办公室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私营部门贡献者包
括高盛以及人工智能供应链公司Altana和Exiger。
每个来源都使用不同的方法论和数据集，范围从货物流量分析到货运层级追踪、宏观层级
计量经济模型建模，以及设施层级供应链测绘。虽然没有任何单一方法能完全捕捉旨在逃
避侦测的秘密活动，但如表3所总结的这五个独立分析的趋同，提供了一个以数据为基础
的非法转运问题规模图景，以及一个可靠的范围，从上限的高层级总体估计到高度细化的
产品特定分析。
表3. 年度非法转运流量估计
高盛：估计值 400亿美元。估计基础：产品层级贸易流量的自上而下计量经济模型（2023
年）
CEA（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估计值 600亿美元。估计基础：基于Freund方法的国家-产
品筛选，范围342亿至896亿美元的中点（2025年）
Exiger：估计值 750亿美元。估计基础：直接筛选货物511亿美元与系统性上限约1000亿
美元之间的中点（2025年2月–2026年2月）
商务部OTEA（贸易与经济分析办公室）：估计值 1090亿美元。估计基础：跨459个HS6位
元产品类别的贸易转移基准（2025年）
Altana：估计值 3030亿美元。估计基础：设施层级供应链风险敞口衡量指标；广泛的上
限
低端是高盛的估计，约400亿美元，这是一个狭窄的转运估计。高盛使用产品层级贸易流
量的自上而下计量经济模型来估计转运或转口贸易管道。其估计值最低，因为它隔离了该
管道并使用了2023年的贸易数据。
接下来是CEA。它估计2025年潜在转运在342亿至896亿美元之间。在表3中，本报告使用
600亿美元作为该范围的保守四舍五入中点。CEA使用基于Freund (2025)的方法论，在国
家-产品层面识别受2018年301条款涵盖的中国商品的潜在转运。该筛选寻找那些面临2018
年301条款关税、中国在美国进口中占比下降、中国在第三国进口中占比上升、且该第三
国在美国进口中占比也上升的产品。
CEA然后应用两种估值方法。上限方法将潜在非法转运的价值定为，在筛选出的产品代码
中，中国对该第三国的出口额或该第三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两者中的较小者。这种方法故意
设定得较宽，因为它可以将第三国所有符合条件的产品贸易都计为潜在非法转运，即使其
中一些贸易在301条款关税之前就已存在。CEA更核心的方法透过仅估计关税生效后第三国
在美国进口占比的增加量来调整关税前贸易模式。这种方法更为保守，因为它侧重于与转
运最一致的新贸易活动，而非整个现有的贸易水平。
这个范围是有用的，因为它涵盖了CEA估计的可能范围。下限反映了更核心的、关税后第
三国市场份额的增加。上限反映了更广泛的Freund式风险敞口衡量。两者都仍然与相同产
品的流量相关，由协调制度六位码（HS6）识别。
Exiger提供了另一个中档估计，约为750亿美元，来自一个细化的产品层级分析。Exiger
在2025年2月至2026年2月期间，使用跨越27个国家和优先HS6类别的货运流量分析，直接
识别了511亿美元可能非法转运的美国进口商品。
Exiger的人工智能能够隔离和分析产品构成、制造商设施能力和必要的制造流程。其模型
考虑了HTS代码、货运、卫星图像、零件、设备和组件，以专门测试实质转型的主张，并
识别出原产于一国、之后透过第三国实体进入美国的货物。Exiger的方法论使用这些专有
的贸易分析工具，自信地识别出具有匹配HS6代码、时间接近和价值相等的进口；它还使
用90天的停留时间阈值作为转口贸易而非真正制造的保守指标。
Exiger发现511亿美元的数字仅限于优先国家和产品代码，而全球非法转运很可能要高得
多。其宏观框架进一步指出，关税规避和逃避的真实年度规模可能趋向于1000亿美元的上
限。因此，这里使用的750亿美元是Exiger直接筛选估计与其系统性上限评估之间的保守
中点。
商务部OTEA采用了一种贸易转移方法，衡量先前从中国采购的产品进口被从其他国家进口
的相同产品所取代的程度。使用HS6位层级的人口普查数据，OTEA识别了459个产品类别，
在这些类别中，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而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同产品进口却增加了。
在这些类别中，2025年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约1090亿美元，而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则增加了
约1560亿美元。本报告在表3和表4中使用1090亿美元的下降额——这两个数字中较保守的
一个——作为OTEA基准。这是一个贸易转移基准，而非非法转运的直接估计；部分替代反
映了对关税的合法、非转运性调整。
OTEA还产生了一个更狭窄的交易层级估计，解决了国家层级衡量的一个关键缺陷：未能考
虑第三国对相同商品的新生产和消费。OTEA采用并扩展了Iyoha等人（2025）开发的方法
论，并使用交易层级的Panjiva海关数据，仅当一个精确匹配的HS8位元产品在同一季度从
中国进口并从同一本地区出口到美国时，才将该商品标记为转运。根据这个严格标准，
OTEA估计2025年约有670亿美元面向美国的货物通过主要枢纽——墨西哥、印度和越南—
—从中国转运，造成约28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损失。这个更狭窄的估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
交叉检验。即使仅限于三个枢纽的精确交易层级匹配，OTEA仍发现了670亿美元的转运—
—超过了更广泛的1090亿美元贸易转移基准的60%。其估计的280亿美元关税损失意味着大
约42%的有效关税差异，接近后续页面表4所用范围的上限。
高端方面，Altana估计每年面向美国的潜在非法转运风险敞口为3030亿美元，提供了一个
基于总体流量的信息性上限。乍看之下，这相对于其他估计似乎是个异常值。然而，这种
差异反映了Altana高层级的货物流量分析。
Altana不分析产品层级数据，而是追踪设施层级的供应链关系，以识别货物从原产地设施
经由中介设施再到达最终目的地的路线。Altana的估计可能偏高，因为它可能包含了经过
实质转变或合法物流路线的货物过境。它捕获了更广泛的涉嫌非法转运和关税规避途径。
其价值在于强化了本报告的核心观点：较狭窄的方法可能仅捕获了最明显的转运形式，而
关税规避和逃避的全部规模可能要大得多。
总体而言，这五个估计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同一点。高盛捕捉了狭窄的非法转运管道。CEA
和Exiger捕捉了更广泛但仍有限制的301条款非法转运风险敞口。商务部OTEA和Altana捕
捉了最广泛的涉嫌转运和非实质转变网络。虽然各估计之间的范围很宽，但方向是一致的
：“伟大的转运骗局”远比保守的货运层级衡量标准单独显示的要大得多。
B. 转运造成的估计关税收入损失
要将表3中的非法转运流量估计转化为损失的关税收入，必须应用一个有效的关税差异。
这个差异是中国关税本身减去当相同货物从协助转运的第三国进入美国时实际支付的低关
税。
截至本报告发布时，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关税接近50%。粗略计算，中国原产货物
面临约为申报价值一半的平均关税负担，然后再与低关税的第三国路线进行比较。
实际的关税差异必然因转运路线而异。如果与中国有关联的货物可以经由墨西哥或加拿大
转运，并使其看似符合USMCA资格，则关税可能降至零或接近零。其他路线，包括欧盟型
、日本型、越南型或韩国型管道，可能仍面临有意义的关税，但仍远低于中国税率。
基于这些观察，本报告使用了三个说明性关税差异：25%、35%和45%。
这些关税差异是保守的，因为它们没有完全纳入其他可加性和可堆叠的中国特定关税。其
中最重要的是商务部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AD/CVD关税不是普通关税。它们是在进
口产品倾销或受到补贴并损害美国产业时征收的额外、产品特定的关税。
商务部维持数百项现行的AD/CVD命令，其中包括超过200项涉及中国原产产品。这些关税
是可加性的、针对特定产品的，而且通常数额非常大。例如，对于来自中国的铝线和电缆
，商务部指定了58.51%至63.47%的倾销税率和33.44%至165.63%的补贴税率——这意味着
在计算普通关税或中国特定关税处罚之前，合并的AD/CVD风险可能超过90%，在某些情况
下甚至超过200%。
同样，对于来自中国的石英表面产品，倾销幅度高达336.69%，补贴税率从45.32%到
190.99%不等，造成合并风险可能达到数百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的大型家用洗衣机面临
38.43%至57.37%不等的反倾销税率。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也同样承担了远高于
30%的AD/CVD风险，后来涉及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完成的中国原产投入品的
规避调查结果。
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每个非法转运的产品都带有AD/CVD风险。然而，它们确实表明，许多
受AD/CVD约束的产品类别与易受非法转运影响的商品种类重叠：铝制品、太阳能组件、机
械投入品、工业零件、家用电器和其他制成品。在这些产品线中，真正避免的关税差异可
能远高于本报告中使用的25%、35%和45%的假设。
这些例子也说明了为什么非法转运是《执行与保护法》下的一个核心关注点。EAPA为CBP
提供了一个专用机制，用于调查进口商是否透过第三国转运涵盖商品、错误申报原产地，
或以其他方式输入商品，使其看似不受适用反倾销或反补贴税约束，从而规避AD/CVD命令
。
EAPA案件中出现的另一种关税规避手法，不一定涉及转运，但也会导致收入损失，那就是
进口商品的低价报关；由于从价AD/CVD税率应用于较低的基价，因此收取的税款较少。
低价报关方案在其他关税背景下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关联方销售时。例如，当进
口商使用外国制造商与其中间关联方之间为出口到美国的首次销售（或更早的销售）作为
向CBP申报的海关价值（相对于中间商与无关联美国买方之间的最后销售）时，关税税率
应用于较低的基价，导致收取的税款减少。
此外，现行确定原产地的标准复杂且繁琐，特别是对于由在多个国家制造的组件构成的进
口产品。这些规则基于海关判例法，而非精确的成文法，这可能导致适用不一致，并为关
税规避提供简便机制。虽然进口可能符合这些标准并满足法律的文字规定，但它们未能满
足法律的精神。
国会采取行动修正和编纂这些标准，加上“侦探边境”，将打击非法转运，加强总统的贸
易公平议程，支持互惠待遇，并保护美国就业和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
在此背景下，表4将假设的25%、35%和45%关税差异应用于表3中的年度非法转运流量估计
和贸易转移基准。
表4. 非法转运造成的年度关税收入损失估计
高盛（年度流量 400亿美元）
- 25%关税差异下损失：100亿美元
- 35%关税差异下损失：140亿美元
- 45%关税差异下损失：180亿美元
CEA（年度流量 600亿美元）
- 25%关税差异下损失：150亿美元
- 35%关税差异下损失：210亿美元
- 45%关税差异下损失：270亿美元
Exiger（年度流量 750亿美元）
- 25%关税差异下损失：190亿美元
- 35%关税差异下损失：260亿美元
- 45%关税差异下损失：340亿美元
商务部OTEA（年度流量 1090亿美元）
- 25%关税差异下损失：270亿美元
- 35%关税差异下损失：380亿美元
- 45%关税差异下损失：490亿美元
Altana（年度流量 3030亿美元）
- 25%关税差异下损失：760亿美元
- 35%关税差异下损失：1060亿美元
- 45%关税差异下损失：1360亿美元
如表4所示，即使是最低的非法转运估计也会产生可观的关税收入损失。以高盛400亿美元
的中点估计计算，年度关税损失范围从25%差异下的约100亿美元到45%差异下的180亿美元
。
以CEA的600亿美元转运流量估计计算，年度关税损失估计范围从25%差异下的约150亿美元
到45%差异下的270亿美元。
以Exiger的750亿美元估计计算，对应范围约为190亿美元至340亿美元。
商务部OTEA更广泛的1090亿美元贸易转移基准产生了更大的隐含范围：约270亿美元至490
亿美元。
Altana更广泛的风险敞口估计产生了最大的隐含损失。以每年3030亿美元的涉嫌面向美国
的转运风险敞口计算，隐含的关税损失范围约为760亿美元至1360亿美元。这个数字应被
视为一个高风险案例，而非与较狭窄估计的直接等价物。
尽管如此，结论很明确：在所列出的每种情境下，“伟大的转运骗局”每年都在从美国财
政部流失数十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C. 关税损失的背景脉络
表5将表4中的关税损失估计转化为具体的预算术语。它比较了四个说明性的年度收入损失
水平：低端100亿美元损失，核心250亿美元损失，高核心400亿美元损失，以及广泛风险
敞口下的1000亿美元或更多损失。
表5. 将年度关税损失置于预算背景下
100亿美元（年度关税收入损失）
约相当于联邦航空管理局设施和设备现代化两年半的费用；接近农业部可自由支配预算的
一半；一个主要的港口、边境或空中交通管制现代化计划包。
250亿美元（年度关税收入损失）
大于农业部的可自由支配预算；大于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年度预算；接近太空军2026财年
的请求。
400亿美元（年度关税收入损失）
显著大于太空军2025财年约287亿美元的颁布预算；超过联邦公路管理局年度资源的一半
；接近海军陆战队的规模。
1000亿美元以上（年度关税收入损失）
大于联邦公路管理局的年度资源；约为交通部2026财年总预算的三分之二；约为陆军2026
财年请求的一半；接近退伍军人事务部可自由支配的规模。
在核心案例约每年250亿美元的情况下，非法转运损失达到了机构级规模。这种年度泄漏
量超过了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2026财年230亿美元的预算和美国农业部2026财年可自由
支配预算请求。它也接近太空军约264亿美元的2026财年预算请求。实际上，因非法转运
而损失的关税收入原本可以为CBP提供一整年的资金，为USDA可自由支配业务提供一整年
的资金，或者接近美国最新军种的整个年度预算。
在高核心水平约每年400亿美元的情况下，损失达到了主要国家基础设施和国防投资的规
模。这个金额超过了太空军2025财年约287亿美元的颁布预算。这是联邦公路管理局2026
财年总预算资源726亿美元的一半以上。它也接近海军陆战队约572亿美元的2026财年请求
。在这个水平上，非法转运是一个联邦收入流失，其规模足以重塑军事现代化、高速公路
建设、港口安全和工业振兴的优先事项。
在广泛风险敞口案例下，年度损失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在这个水平上，收入损失大于联
邦公路管理局的年度资源，约为交通部2026财年完整预算1471亿美元的三分之二，约为陆
军2026财年请求1974亿美元的一半，并接近退伍军人事务部2026财年可自由支配请求1346
亿美元。这不再仅仅是“损失的关税收入”。这是相当于主要部门、军事服务、国家交通
系统、退伍军人计划和工业基础更新的资金规模。
国防方面的比较尤其鲜明。海军部2026财年请求为2922亿美元，空军请求约为2344亿美元
，陆军请求为1974亿美元，海军陆战队请求约为572亿美元，太空军请求约为264亿美元。
250亿美元的年度关税损失几乎是一个太空军的预算。400亿美元的损失是海军陆战队预算
的大部分。1000亿美元的损失则是军种级别的资金——足以资助陆军、海军或空军预算的
相当一部分。
结论很直接。无论年度损失是100亿美元、250亿美元、400亿美元还是超过1000亿美元，
这些资金数额都足够大，不容忽视。“伟大的转运骗局”不仅仅是在转移贸易流量。它正
在耗尽美国财政部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可用于加强边境、重建道路和港口、现代化空中交
通管制、支持农民和退伍军人、更新军事装备，以及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
D. 更广泛的经济损失：就业、GDP和联邦税收
关税收入是非法转运最明显的损失。然而，当与中国有关联的货物透过第三国进入美国时
，它们不仅仅是规避了关税。它们扩大了有效贸易逆差，取代了国内生产，降低了GDP增
长，并减少了相关的联邦税收。下页表6应用了三个标准经验法则，将年度非法转运流量
转化为这些更广泛的经济损失。
首先，本报告应用了一个基于Robert E. Scott为经济政策研究所进行的分析的保守贸易
逆差就业经验法则，该分析估计了因贸易逆差增加而转移的美国工作岗位数量。在Scott
关于NAFTA的研究中，1993年至2013年间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增加，估
计转移了约851,700个美国工作岗位。这意味着贸易逆差每增加10亿美元，大约转移5,300
个工作岗位。
在另一项关于美中贸易的EPI研究中，Scott估计随着双边贸易逆差增加约3365亿美元，转
移了370万个工作岗位，这意味着贸易逆差每增加10亿美元，大约转移11,000个工作岗位
。本报告没有使用这两个隐含关系的中点，而是采用了一个刻意保守的假设：非法转运相
关的贸易逆差每增加10亿美元，转移6,000个美国工作岗位。
其次，为了说明潜在影响的范围，本报告应用了1.5到2.0的假设GDP乘数。这个情境假设
不是BEA直接产出的估计。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净出口是GDP的直接组成部分，意味着当进
口更大的取代国内生产时，贸易逆差会一对一地减少GDP。美国经济分析局的RIMS II投入
产出框架随后提供了估计最终需求变化对产出、增加值、收入和就业的更广泛影响的标准
方法。制造业乘数研究同样发现，制造业需求支持着可观的上游和下游价值链。
在此基础上，本报告假设贸易逆差每增加10亿美元，考虑到直接生产损失、供应链效应、
工资效应和诱发消费效应后，年度GDP大约减少15亿至20亿美元。（参见美国经济分析局
，“RIMS II乘数”，解释了RIMS II估计最终需求变化对产出、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影响；
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更新区域经济工具”，解释了RIMS II可以估计对总产出、增加值
、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及制造业联盟，“美国制造业今日有多重要？”，发现国内制造
业增加值乘数为3.6，制造业价值链约占美国GDP和就业的三分之一。）
第三，本报告使用历史收入与GDP比率将损失的GDP转化为损失的联邦收入。国会预算办公
室报告称，50年来联邦收入平均约占GDP的17.3%，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及联邦储备委员会
的数据显示，2025年联邦收入约占GDP的17.0%。因此，本报告使用17%作为一个四舍五入
的经验法则：每损失1000亿美元GDP，隐含约170亿美元的联邦收入损失。
如表6所示，即使是狭窄案例也显示了可观的损害：估计直接和间接转移约240,000个工作
岗位；年度GDP损失600亿至800亿美元；以及联邦收入损失100亿至140亿美元。
在核心案例下，损失上升到约450,000个工作岗位被转移，加上GDP损失1130亿至1500亿美
元，以及联邦收入损失190亿至260亿美元。
在广泛风险敞口案例下，损失反映超过180万个工作岗位被转移，年度GDP损失超过4500亿
美元，以及联邦收入损失770亿至1030亿美元。
表6. 非法转运造成的更广泛年度经济损失
低/狭窄案例（年度非法转运流量 400亿美元）
估计转移工作岗位（直接和间接）：240,000个
按每10亿美元贸易逆差增加对应15-20亿美元计算的年度GDP损失：600亿–800亿美元
按GDP的17%计算的联邦收入损失：100亿–140亿美元
核心案例（年度非法转运流量 750亿美元）
估计转移工作岗位（直接和间接）：450,000个
按每10亿美元贸易逆差增加对应15-20亿美元计算的年度GDP损失：1130亿–1500亿美元
按GDP的17%计算的联邦收入损失：190亿–260亿美元
广泛风险敞口案例（年度非法转运流量 3030亿美元）
估计转移工作岗位（直接和间接）：182万个
按每10亿美元贸易逆差增加对应15-20亿美元计算的年度GDP损失：4550亿–6060亿美元
按GDP的17%计算的联邦收入损失：770亿–1030亿美元
综合来看，这些估计说明了为什么非法转运不仅仅是一个海关问题。它在边境耗尽关税收
入，扩大了有效贸易逆差，取代了工厂和供应商的工作岗位，降低了GDP增长，并侵蚀了
重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所需的税基。这些损失累积在美国的工业地理中——在美
国制造业社区的工厂、机械车间、物流网络和主要街道企业中。
VI. 零和博弈中的“丑陋姊妹城市”
现在从“伟大的转运骗局”三万英尺的宏观经济视角转向工厂车间的视角，一系列的“丑
陋姊妹城市”比较显示了中国的转运如何等同于将生产从美国土地零和转移到外国司法管
辖区。
下页表7中的外国-美国城市配对揭示了贸易转移的微观地理：随着处理与中国有关联货物
的外国中转站活动增加，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面临直接压力。
这些并非文化意义上的姊妹城市。它们是现代零和全球贸易中的“丑陋姊妹”，其配对并
非基于城市伙伴关系，而是基于美国工作岗位因不公平贸易而损失的逻辑。
这些丑陋姊妹是说明性的而非详尽无遗的。它们仅涵盖了受“伟大的转运骗局”影响的国
家、产品线和美国工业走廊的一小部分样本。然而，每个配对都显示了相同的零和算术。
当与中国有关联的货物以新的原产国身份通过转运中心进入美国时，相应产品线的美国生
产者面临订单损失、产能利用率下降和就业减少。
表7中的配对是通过将高风险非法转运的HTS产品线与相应的美国工业基础进行匹配而开发
的。贸易方面始于在CEA、商务部OTEA、Exiger和高盛分析中显示出显著与中国有关联转
运风险的HTS产品类别。然后使用USITC DataWeb和人口普查贸易对照工具将这些产品线映
射到相应的NAICS制造业，这些工具将HTS进口类别转化为国内行业分类。
国内地理是从人口普查县级商业模式和劳工统计局就业与工资季度普查数据中识别的，这
些数据按NAICS行业报告了县、大都市和州层级的机构、就业和工资。因此，由此产生的
配对不是文化上的“姊妹城市”关系。它们是产品与行业的匹配：处理高风险与中国有关
联货物的外国走廊与生产相同或密切相关产品的美国制造业走廊配对。
使用先前参考的基准，即每10亿美元转移的进口产品，直接和间接转移6,000个美国工作
岗位，每个配对说明了转运进口可能对相应美国制造业产能施加压力的一个潜在管道。
表7说明了跨一系列国家-产品走廊的潜在非法转运风险。墨西哥的瓜纳华托-克雷塔罗走
廊可能是一个电动机、发电机、变压器和静止式变流器（HS 8501-8504）的中转站，对底
特律、大急流城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电机和组件生产构成压力。韩国的京畿道半导体带可
以作为积体电路（HS 854239）的管道，对凤凰城、奥斯汀、波特兰和圣荷西的半导体生
产构成压力。
在东南亚和南亚，越南的胡志明市走廊处理电气开关和电路保护装置（HS 8536），对芝
加哥、密尔瓦基和罗克福德的电气设备工作构成压力。印度的浦那-古吉拉特-钦奈生产带
吸收泵和压缩机（HS 8413-8414），影响辛辛那提、代顿和哥伦布的工业供应链。马来西
亚的槟城-居林集群处理塑料制品（HS 392690），使阿克伦、坎顿和南卡罗来纳州北部的
塑料生产面临风险。
印尼和泰国在专门组件方面显示了同样的模式。印尼的勿加泗-巴淡走廊处理塑料盒、箱
、板条箱和包装用品（HS 392310），对休士顿、查尔斯湖、博蒙特和塔尔萨的塑料和包
装供应商构成压力。泰国的大城府-北榄府走廊处理恒温器（HS 903210），对与明尼阿波
利斯-圣保罗控制装置和仪器基地相关的工作构成压力。
表7. 跨主要HS类别的代表性外国-美国“丑陋姊妹城市”配对
墨西哥（瓜纳华托-克雷塔罗）
产品/HS线路：电动机、发电机、变压器和静止式变流器 / HS 8501–8504
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底特律–大急流城–印第安纳波利斯
韩国（京畿道）
产品/HS线路：积体电路 / HS 854239
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凤凰城–奥斯汀–波特兰–圣荷西
越南（胡志明市）
产品/HS线路：电路保护和开关装置 / HS 8536
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芝加哥–密尔瓦基–罗克福德
印度（浦那–古吉拉特–钦奈）
产品/HS线路：泵和压缩机 / HS 8413–8414
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辛辛那提–代顿–哥伦布
马来西亚（槟城–居林）
产品/HS线路：塑料制品 / HS 392690
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阿克伦–坎顿–南卡罗来纳州北部
印尼（勿加泗–巴淡）
产品/HS线路：塑料盒、箱、板条箱和包装用品 / HS 392310
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休士顿–查尔斯湖–博蒙特–塔尔萨
泰国（大城府–北榄府）
产品/HS线路：恒温器 / HS 903210
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
多明尼加共和国（考科多–海纳）
产品/HS线路：带连接器的绝缘导体和电缆组件 / HS 854442
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波特兰–西雅图–斯波坎
哥斯达黎加（利蒙–莫因）
产品/HS线路：电动机和发电机零件 / HS 850300
相应的美国制造业走廊：达拉斯–沃斯堡–奥克拉荷马市
来源：CEA；商务部OTEA；Exiger货运层级数据；高盛；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估
计（2026年）。
加勒比和中美洲门户显示了较小的非法转运平台如何仍能打击特定的美国生产走廊。多明
尼加共和国的考科多-海纳走廊处理带连接器的绝缘导体和电缆组件（HS 854442），对波
特兰-西雅图-斯波坎的电缆和连接器走廊构成压力。哥斯达黎加的利蒙-莫因走廊处理电
动机和发电机零件（HS 850300），与达拉斯-沃斯堡和奥克拉荷马市的生产和物流网络竞
争。
这些例子说明了非法转运如何将外国中转站转化为对美国制造业社区的直接压力。电动机
、静止式变流器、积体电路、电路保护设备、泵、压缩机、塑料制品、恒温器、电缆组件
和电机零件都映射到特定的美国工业走廊。
正如这些配对所说明的，当中国原产货物以新身份进入美国市场时，美国的工厂、机械车
间、金属加工厂、电子产品生产商、塑料公司和物流工人失去了本应留在国内的订单。
这些“丑陋姊妹城市”快照传达的讯息是，关税规避是一场零和博弈。当这些中心获胜时
，美国就会失败。而这个系统在不受制衡的情况下运作得越久，恢复失去的工业产能就越
困难。除非透过有意义的执法来解决，否则世界上的非法转运中心将继续一条产品线一条
产品线地吸走美国的制造业。
VII. 人工智能“侦探边境”：对全球的警告
当贸易量不大且供应链主要在国内时，纸质舱单、人工查验和货物进入国内商业流通很久
之后才进行的审计等类比系统运作得还算可以。然而，随着贸易量激增，供应链变得更加
复杂，关税增加，作弊的诱因也呈指数级增长。
在集装箱化全球贸易、复杂的多国生产和能够按一下键就重新标签数十亿美元商品的数位
物流网络时代，这些传统系统完全失效了。
认识到这一点，CBP勤勉地致力于扩展其执法架构。在2001年9月11日事件之后，CBP的前
身美国海关服务处建立了国家目标锁定中心：一个用于筛选货物和旅客、识别国家安全威
胁，以及在非法贸易到达美国边境前将其拦截的集中式中心。
CBP还建立了系统，以更好地使执法人员能够利用海量可用的贸易和旅行数据，将机器学
习和大语言模型整合到现有的目标锁定和风险分析平台中，以开发新的、更先进的工具来
识别和拦截非法转运的货物。人工智能已经在CBP的目标锁定系统、货柜的非侵入式检查
、异常检测以及作为先进分析模型的一部分被应用，这些模型能够在潜在危险货物到达美
国之前更快地识别它们。
但不良行为者也变得更加精密。迫切需要一种基于网络的方法来进行目标锁定和执法，以
应对“影子转运网络”的协调关税规避计划的威胁。没有正确的执法工具，关税规避计划
将近乎不受惩罚地运作，其利润将使任何最终的罚款都相形见绌。
持续投资和扩展CBP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能力，对于其在犯罪分子可以迅速切换战术、解
散空壳公司并消失的世界中保持敏捷和有效打击非法转运至关重要。
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巨大进步和加强并封锁我们边境各个方面的明确国家使命，参与“
影子转运网络”和“伟大的转运骗局”的外国行为者正受到警告。在川普的领导下，CBP
新兴的人工智能架构正在将异常检测、链接分析、产能验证和镜像流量验证融合到一个单
一的预测平台中——这就是现在可以被称为美国“侦探边境”的基础。
其核心在于，这个“侦探边境”持续吸收和分析全球贸易数据。算法将申报的原产地、
运输历史和组件内容与预期模式进行比较，揭示出人类无法大规模捕捉的不一致性。“侦
探边境”增强了CBP现有基于风险的目标锁定模型的有效性，将CBP官员导向最高概率的违
规者，并倍增每次执法行动的生产力和精确度。
“侦探边境”应有助于区分合法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近岸外包与非法转运。人工智能驱动的
验证也应能产生对非法转运价值的更精确估计。
人工智能还将现场与工厂联系起来。嵌入港口基础设施的电脑视觉扫描器和机器学习模型
现在分析货柜标记、包装模式和X射线影像，以侦测申报货物与实际货物之间的差异。这
个新的高科技执法层旨在确保每个产品的数位身份与其实体现实相匹配。曾经透过纸本文
件漏洞溜走的货物，现在将面对一个旨在即时识别、追踪和拦截它们的系统。
向世界发出的讯息很简单。无法追踪的非法转运时代已经结束。曾经看起来像是安静的文
书操作——重新标签、重新包装、重新开立发票——已经变成了经济主权和国家意志的问
题。
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绝不会允许其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被伪装成商业的贸易欺诈所掏
空。为工业绘制全球供应链的相同先进数据系统，现在将为执法照亮它们。
目标很明确：每一份提单、货运舱单和原产地证明都应通过一个永不睡眠、永不疲惫、永
不忘记的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那些为了规避美国法律而重新标签或转运关税商品的国家
应面临立即拦截、处罚性关税、制裁和可能失去市场准入的后果。关税规避不能再继续作
为一种低风险、高利润的策略。它必须成为一条通往被排除市场的直接路径。
川普总统2026年6月3日关于加强海关执法的行政命令将通过打击转运所利用的法律和运营
漏洞来支持这项努力。该命?